《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我，问我现在中国有国学大师吗？
我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很杰出的学者，但是，自从钱钟书先生去世后，我们就没有了大师。
又问：我们何时可以盼到大师出现？
我说：中国现行教育体制不可能再培养出大师了。
为什么我这样说？
很简单，我们今天的教育，不再是“大学”
大师，是 “大学”培养出来的。什么是“大学”？
《大学》中这样解释“大学”：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我们今天的教育里面，从基础教育到大学教育，有没有这样的“明明德”、“亲民”（一种通行的理解即是“新民”）的内容，以及“止于至善”的追求？有没有“止、定、静、安、虑、得”的训练？如果没有，我们如何“近道”？
对了，大师之所以是大师，之所以超越同侪，就是他超越了“技”而近乎“道”。专家不是大师，专家中的顶尖专家仍然不是大师，大师与专家的区别不是量，而是质，这个质，就是“道”。
读过《庄子》中庖丁解牛的故事吗？那里面提到的族庖，就是普通人，良庖就是专家，而庖丁，就是解牛界的大师。当文惠君惊叹于他的“技”的时候，他正色告诉文惠君：“臣之所好者道也，道也，进乎技矣。”
既然已经到了“道”的层面，就不再只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他的境界一定具有超越性。所以，当庖丁和文惠君说了一番解牛之道后，文惠君的感叹是：
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解牛之道竟然相通养生之道。什么叫大师？大师就是通达之人：他有专业，但是，他已经超越了专业，他通识人间万象。他不仅能在自己的专业里判断事实，他更在广阔的人生中判断价值。
而我们今天的教育，说得可怜一点，从教育主管部门到校长、教师、到家长，都在奉行一种我称之为“打工仔教育”的理念。我们大学里的“专业”，已经不是根据人类的不同知识领域和世界的不同界面来划分，而是根据社会的就业领域和相应的技能界面来划分。我们的人文教育已经全面萎缩，大学中文系、哲学系严重减员，一流的考生都去了理工科。可是我们的科学教育，已经不是教育学生去解决问题，去探究真理，而是去适应这个技术化了的世界，以便将来能在这个大的技术体系里分一杯羹。
在这个技术至上、工具论甚嚣尘上的教育理念里，你如何有希望看到大师的出现？
我们看看《学记》上对一个人的教育的具体规划：
比年入学（每年新生入学），中年考校（每一年考核一次）。一年视（考查）离经辨志（断句与文句理解），三年视敬业乐群（严肃对待学业及与同学友好相处），五年视博习亲师（知识的广博和敬爱师长），七年视论学取友（学问的见解和选择朋友），谓之小成。
九年知类通达（分类与类推，掌握规律法则，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强立而不反（树立坚定的道德信仰，不再反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
看到“知类通达”这样的字眼，我们有没有感慨？我们的专业越分越细，学生和学者的学术视野越来越狭窄，我们如何通达？没有通达的视野，我们又如何确定自己专业的定位，做到真正的“知类”？
“大学”，本来就是让我们“学大”——学大的东西；是“大之学”——有关“大”的学习或学问；也是“学者之大”——学习者真正值得自豪的，能让自己拔萃于同类的那种素质。
所以，“大学”就是大人之学，非小人之学；“大学”就是大成之学，非小成之学。小成之学是什么？就是“专业”，所以，孔子讲“君子不器”，“专业”并局限于“专业”，即是“器”。君子当然有专业，也能从事于某些专业，正如庖丁之能解牛，但是，君子又一定能够超越专业，有着超越专业的判断力。
大师，只能从这样的人群中出现。
而我们今天的教育，是“器”的教育。
所以，注定培养不出大师。
与此相关的，我们基础教育阶段的教材就注定了我们无法培养出大师。
我坚持认为，基础教育的教材，应该符合以下几个基本条件：
1、体现我们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以此培养民族精神、民族气质、传承民族文化，建立道德信仰。
2、必须是最经典的语文；——以此培养良好的语言感觉，培养语言艺术的鉴别力和创作力。
3、总量适中；——以此保证在较短的时间、用较少的成本就可以学到，并且可以让接受基本教育的人就能得到相应的教育，从而获得相应的素质。
以此反观古代作为教育核心教材的“四书”，不得不承认，古人比我们明白：“四书”正好符合我这三个条件，核心价值观有了；语言典范，数量有限。
大学：1751
中庸：3568字（未确）
论语：11705字；
孟子：34685字；
合计51709字
一个小孩从头到尾背5万字几年就背完了。同时还是最典范的语言，“四书”的语言漂亮、整齐、典雅，是一种高贵的体面的正派的语言。
一个现象：我们都知道，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我们出了一大批大师级的人物，几乎各行各业都有，而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早年都受到了传统文化教育。有了文化的底子，然后才专业，是他们的共同特征。
我们可以这样结论：没有文化的人，我们可以把他们培养成技术员，培养成专家，培养成科技人才，但是，无法成为大师。
好的教材是教育成功的根本保证。我们今天这样的教材和系统，已经注定不可能培养出大师。因为，我们的教材，严重缺乏文化的含量，在过分的无知的强调教材所谓“贴近孩子”的理念之下，严重低幼化、弱智化、无文化。
有一个现象真正令我们感慨：
古代的乡村教育往往是大师的摇篮。鲁迅、胡适都是乡村老秀才教出来的。
鲁迅，绍兴人，少年时代在家塾学习诗书经传，三味书屋的老秀才给了他文化的基础。
胡适，安徽绩溪人，5岁启蒙，在安徽绩溪老家受过9年私塾教育，打下古文基础。
陈独秀，安徽安庆人，从小跟随祖父陈章旭读四书五经。
郭沫若，四川人，幼年在家塾读书。
巴金，四川人，自幼在家延师读书。
钱钟书，江苏人，出生于诗书世家，自幼受到传统经史方面的教育。
钱穆，江苏人，九岁入私塾，1912（17岁）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
江、浙、皖，蜀这样的地方，多少大学者，几人不是在乡村受的基础教育。
他们的幼年教育，根本没有什么教学法，三味书屋的寿镜吾老先生，其教学方法，不过就是瞪着眼睛，大声说：“读书”！鲁迅先生接着写道：
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的……。
就在这人声鼎沸之中，一代大师，悄悄成长。
寿镜吾先生的诀窍，就是：1，读书；2，读文化经典。
我们今天的中小学语文应试教育，其诀窍是：1，读白开水一样的无聊课文；2，做反反复复的无聊练习。
大师在哪里？原来有，现在被“无聊”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