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上海市教委负责人的解释，上海出台“积分制”管理非上海市户籍人士子女申请公办幼儿园，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申请进入的人很多，僧多粥少，遴选必须有一定标准，这就如进沪指标，也要实行“打分”。客观上说，相比南京一所公立幼儿园只招80人，却有800张“条子”，幼儿园要根据“条子”的分量来进行招生，家长们暗中较劲，这种公开的“打分制”，要透明得多。不然，入园就成了走后门和权势比拼。

另外，由于学前教育为非义务教育，本地区的公办幼儿园用的是当地纳税人的钱举办的，因此首先必须满足本地居民子女的入园需求，同时也要注意本地居民对公办幼儿园招生、发展的意见。对非上海户籍人士子女进入公办幼儿园实行这种管理，某种程度说，也是在平衡这种关系。打分制中的“纳税情况”，更充分说明，地方教育为当地纳税人服务的性质。

可是，这样的“积分制”，也令人纠结。这首先就与《宪法》与《教育法》赋予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权抵触，《教育法》第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这里的教育，自然包含学前教育在内。按照幼儿家长纳税情况，不是区分财产状况吗？按照幼儿家长职业职称及技术等级，不是区分职业吗？也就是说，上海的做法虽然合理，但却不合法。

孔夫子云，“有教无类”。在笔者看来，除此之外，还有更令人纠结之处。从教育每一个人成为合格公民的教育本质出发，家庭贫困、父母有犯罪记录者，其实更需要得到教育的关注，因为教育具有社会公正调节器的作用。从现实情况看，家庭经济情况较好、父母学历高者，是有更多途径送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的，而那些家庭贫困、父母学历低者，获得的教育机会本就很少。假使公办教育抛弃他们，这些孩子就很有可能根本无法接受学前教育。

当然，这不是上海一地的纠结，而是全国发达地区和城市都面临的问题。要根本解决这一纠结问题，仅仅依靠地方的力量是很难的——从教育不均衡发展的现实推论，哪个地方解决得好，哪个地方涌入的外地户籍求学者就越多，当地政府就将承担更大的教育保障责任——途径有二，其一，从全国范围内考虑将一年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此前，在国家教改《规划纲要》征求意见时，有关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建议最多，可见，这是一个全国关注的话题。其二，实行义务教育经费的省级统筹，并建立教育经费随学籍走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行省级统筹，可使同一省内生均培养标准一致，而经费随学籍走，则保护了流入地政府的积极性，这是解决流动儿童学前教育以及目前九年义务教育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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