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几天就中秋节了，孙逊手里攥着几张味多美的购物卡颠来倒去，“去年中秋节我们给老师送了哈根达斯的冰激凌券，被老师退回来了，今年不能再失败了。”孙逊在一家大型国企工作，是一个二年级小学生的父亲。
在孙逊的记忆中，从孩子上幼儿园开始他就一直处在这么一种状态：总想变着法儿地巴结老师，巴结上了就像自己的孩子得救了一样兴奋，没巴结上就会忐忑不安。
孙逊所说的“巴结”当然还包含为进入学校送出的大礼。
8月底刚刚结束的中国教育发展现状满意度调查显示，受访者对当地教育的发展现状感到“满意”的只占27.1%，感到“不满意”的比例达到了56.6%。
中国公众对教育的不满，主要集中于“教育投入”和“教育公平”。
“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不足，我们这些家长的投入可是相当大。”孙逊说。
这些年，由于我国优质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很多地方，尤其是大城市，用钱、权换入学机会、换三好生、换班干部的情况越发严重。
“家长和学校、老师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化学反应，存在着一种相互不信任的心态。”北京市西城区一所重点中学的校长说。
有了金钱和权力的介入，原本单纯而美好的关系扭曲变形了。
孩子入学前：家长怕“报国无门”
孙逊介绍，每年的十月到次年的二月对学龄期家长来说是最关键的几个月。“家长们无论如何要在这几个月里把孩子上学的事情确定下来，否则基本上就没戏了。”
女儿入小学的事孙逊动手很早。女儿还在幼儿园中班，他就行动起来了。
孙逊把自己认识的人全部过滤了一遍，跟所有“当官”的都通了电话，把女儿上小学的事托付了出去，没有得到什么有用信息的反馈后，孙逊开始扩大范围，给所有有可能认识更大官的朋友打电话，希望他们能“牵线搭桥”，找到“说话管用的”。一两个月后仍然没有有价值的消息，孙逊再一次扩大了“求人”的范围，把有可能认识“说得上话的人”的秘书、司机的人也拉入了关系网。
“那些日子我天天安排饭局”，孙逊说，那时候所有的饭局、所有的商务聚会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能认识更有权力的人。
现在不少对教育的批评声音都说，愈演愈烈的择校风使得择校的价码越来越高。
但是对于那些正在为孩子上学的事情奔忙的家长来说，价码根本不是问题，交不上钱才是最悲惨的事。
孙逊的同学、同事郁先生为了把钱送出去几乎急白了头。
他想把孩子送进北京市东城区的一所重点小学，托到了“能说上话”的关系，但是学校说什么也不收郁先生的钱，当然也不收郁先生的孩子。
实在没有办法了，郁先生拿着一张有几万元现金的存折，坐到了校长办公室，说：我们都是好人，就想让孩子上个好学校，钱我们就放在这不会拿走了，你们看着办吧。
最后，郁先生的孩子被这所学校顺利录取了，但是郁先生觉得那时的自己一会儿低三下四的像个乞丐，一会儿又像个混不讲理的流氓。
可能有人会说家长们是自己把自己逼到这种境地的，“谁让你们去择校？”
我们无法明确说出每年到底有多少孩子在择校，但是，只要在百度上打上“择校”两个字，0.192秒后，网络就可以把1200万篇与“择校”相关的网页摆在你的面前，面对这样的择校氛围有多少家长能冷静面对？
“我不去‘当孙子’就觉得没有对孩子尽到责任。”孙逊说，“我那时经常跟朋友开玩笑，说自己就像一个怀揣满腔热情的热血青年，就苦于报国无门。”
不少家长用自嘲的方式形容自己：“不惜血本找路子，求亲访友装孙子。一掷万金换房子，心急火燎训孩子。”
孩子入学后：家长要哈着老师
人也求了，钱也交了，一直弯着腰的家长们该站起来了吧？
没那么容易。
孙逊说，刚刚把女儿送进心仪的学校后着实长出了一口气，觉得总算对得起孩子了。可是，时间长了才发现，家长的地位更加弱势了。
不少家长表示，择校时要倚仗自己的能量大小，但是进了学校后，不管什么背景的家长都会自觉地、尽心尽力地巴结老师。因为，孩子还要评“三好”，孩子还要争取当班干部，孩子的“综合素质评价”跟老师还有很大的关系。而所有这些又都跟下一轮的升学直接挂钩。难怪一位家长说：“孩子上学后，我们发现自己已经被教育绑架了。”
逢年过节给老师送点儿礼自然不在话下。更关键的是“自己所做的事一定要让老师记住”。
一次，孙逊无意间听老师说想给自己班在网上建一个平台，记录班里发生的新鲜事，同时也可以把日常的通知发到上面。
孙先生正好管理着一个非常大的网络平台，得知这个消息后，孙逊马上动用自己的技术力量给女儿班做了一个很好的网络平台，同时，他还包揽了这个平台的技术支持。
“我们只求孩子在班里能有一个好的境地，最低限度是不能让孩子吃亏。”郁先生说。
带着这种极强的功利心，家长们会尽量选择那些能让老师印象深刻的事情去做。
曾几何时，教师是一个令人敬畏的称号，但是现在家长们对学校对老师的感情没有了“敬”，只剩下了“畏”。
老师们也如履薄冰但求不跪着教书
家长们在学校和老师面前总是弯着腰，按理说，学校和老师的腰板应该挺得很直了。
其实不然。
北京市西城区那所重点中学的校长说，现在的老师在教育学生的时候显得很没有底气，不敢批评学生，也不敢得罪家长，“我们在给老师开会的时候总是强调‘不能跪着教书’”。
“学校里有些学生是家长拖了关系、花了钱进来的，这些家长对学校和老师的期望就会特别高，要求也会更多。”这位校长说。
这位校长提到了钱和权。
孙逊提到了女儿班里发生的一件小事。
上学期孙逊女儿班里对优秀的学生每人发了一块小橡皮，课间时一个孩子的橡皮不见了。老师知道后，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对全班学生循循善诱，希望那个拿走橡皮的孩子能把橡皮交出来。一个小时以后，仍然没有人站出来，于是老师让所有的孩子集体罚站，并且一个个被叫到教室里谈话，孩子们哭声一片。
这件事简简单单地过去了。但是在家长们的QQ群里却掀起了轩然大波。
老师在QQ群中对这件事做了一次解释：她之所以那么做，是希望孩子们通过这件小事知道随便拿别人的东西是可耻的，没想到，她的话马上迎来了一轮高过一轮的抗议。家长们纷纷“穿上马甲”在QQ群里发言，平时在老师面前很少出现的抱怨和辱骂频频出现。
老师觉得压力极大。“这件事后，我明显感到老师再见家长的底气不足了。”孙逊说。
其实，孙逊在描述这件事时带着一种明显的报复后的快感，尽管他不承认。
“学校里花了钱、托了关系的学生多了之后，我们明显感到一种压力，”那位重点中学的校长说，日常的教学中还不是很明显，但是只要发生一点儿小事，就往往会变成一场大的风波。
刚开学一两天，学校的一名年轻老师就跑到校长办公室哭诉。这位年轻老师班上一个学生说第二天要去看牙，希望老师能允许他中途离开学校，但是因为还不知道第二天能否挂上专家号，所以并没有约定离开学校的时间。
这位年轻的班主任当时就答应了。
第二天上午11点，学校门口突然乱了起来，一直在上课的年轻老师被叫到了学校门口，原来那个孩子的家长已经在学校门口等了两个多小时了，给老师的手机打过电话，但是老师在上课并没有带手机。
家长见到老师就质问：为什么没有及时让自己的孩子出来，为什么打了那么多电话也不接，最后还说：“我们花了钱就是买了你们的服务，你们就得提供最符合我们需求的服务。”
家长的这句话让这位年轻的老师很伤心，她哭着问校长：“我们就是服务生吗？我们低人一等吗？”
不少老师也觉得自己委屈，他们这样描述自己的地位：
“教师奴隶化，学生祖宗化。人际复杂化，加班日夜化。上班无偿化，检查严厉化。待遇民工化，翻身是神话。”
利益交换下最伤的还是孩子
我国一直是一个尊师重教的国度，但是近年来国民对教育的满意程度直线下降，师生关系，老师和家长之间的关系也变了味道。
不少专家多次指出，是金钱和权力的介入扭曲了这种关系。
一些冷静的家长也深刻地体会到，他们与学校和老师之间已经形成了利益的交换。
家长用钱和权换来孩子进入好学校，同时也换来孩子受到老师的照顾；学校和老师们在这场交换中也得到了好处：学校收到了高额的择校费，老师们还会从家长那里获得间接的好处。
“学校对我们这些托关系、花钱的家长是会进行多方考量的。”孙逊对自己和自己朋友这几年的经历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得出了最受学校欢迎的家长：一种是在垄断行业工作的家长，比如供电局。家长们中间流传着一些小道消息，前几年海淀区一所重点小学一直处在缺电状况，那些年这个学校招收的供电局的孩子就比较多；另一种受欢迎的是在专业技能较强的单位工作的家长，比如医院。谁都会生病，所以医生家长永远都会受欢迎；再有一种受欢迎的家长就是那些来自大型国企或大的部委的。“这些地方都是就业最热门的单位，保不准学校老师的孩子将来就业时就有可能会求到你的头上来。”孙逊说。
在这场利益交换中，各方都有受益，为了追求利益双方似乎都在放弃或牺牲了一些尊严。在这个过程中，最受伤害的是孩子，即使是那些口口声声为了孩子的家长，也很少真正考虑孩子的需求，他们要的是：孩子进入一个所谓的成功人士聚集的圈子，以打通孩子向上发展的通道。究其根本，家长给孩子设计的成功之路首先满足的是他们自己的面子问题。
但是，当家长和老师都想从对方那里得到什么，当他们的关系中带着既怕又恨的情绪时，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又怎能不带有功利色彩？ (樊未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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