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规定，全国中小学都要按照生均15到40册书标准配备图书馆。不少地方，校长和老师的“选书权”被收归教育局，“有些县居然是‘一二三把手’在管进书那点小事。”一个领导给一个县委书记打招呼，把某某的书关照一下，甚至有些官员还因招投标掐起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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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被挡在门外，“下三烂”书登堂入室，权力和利益之手搅乱了图书馆，污染了书。
一劈两半的高价畸形书
9月初，宋一柯接到出版社通过物流公司运来的20大包样书，他吃惊地发现，自己写的一本书居然摇身一变成了薄薄的两本书，上下册。掂在手里，轻飘得不真实。整个书也比正常的小一号。纸张粗劣，装订歪斜，简直像小学生练习册。
这是书吗？他笑了起来。再看定价，两册55元。他打电话问编辑，编辑说是北京面向市场的“编辑”，把它一劈两半。因为“劈”得太麻利，好似带着白生生的茬子，下册连目录都没有，开门见山就是文章。
原稿不到20万字，却在版权页上标注“40万字”。宋一柯想，这不是睁眼说瞎话么？
两年前，交出书稿时，宋一柯对一本文学类的名家访谈书能否走市场一直怀疑。但编辑让他“放心”，说他们有办法。
这么完全离谱的定价，卖给谁？宋一柯觉得很奇怪。编辑说，不走“市场”，“5000套全下到图书馆了。”那20包的500套书是给他顶稿费的。编辑让宋一柯把书再运给他，发到图书馆里给他“变现”。
宋一柯很愤怒，这“垃圾书”既不好意思送给他访问的作家留念，也无法赠给朋友风雅一番，再卖给图书馆，继续害人吗？“垃圾书为何这么轻易流入图书馆？”宋一柯很好奇。
给宋一柯做书的“市场编辑”袁彪，凭灵敏的嗅觉，是2004年最早转向给图书馆供书的书商之一，行话叫做“馆配”。
馆配业务和上世纪末开始的全国“普九”、“双基”达标息息相关。据教育部规定，全国中小学都要按照生均15到40册书的标准配备图书馆，不达标者，一票否决。
于是，全国各省、市、县政府都设立了中小学馆配图书招投标中心，由政府掏钱替学校配备图书馆。据统计，地方大学图书馆一年一般300万元的采购经费，到了“211工程”验收时，会增加到400万元。
从2004年开始，南方某中心城市的公共图书馆的图书采购权被收到市政府，由政府招投标中心负责，每年3000万元图书馆运转经费，用于图书采购的大约1000万元。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授刘兹恒注意到，某所大学招标委员会是由图书馆馆长、财务处处长、审计部门主任、物资处负责人等组成，图书馆采购人员只占了五分之一，“领导们”不熟悉图书馆资源，往往会把价格摆在第一位。
为了抢这个大蛋糕，全国581家出版社有250家左右在北京设立办事处。袁彪负责的这家外省出版社的驻京办，每年能出700本书，全都投到了火热的馆配市场。
伸进小书里的权力大手
利益争夺之下，不少地方，校长和老师的“选书权”被收归教育局，甚至有些教育局都没权选书，让转战南北投标的袁彪惊叹的是，“有些县居然是‘一二三把手’在管进书那点小事。”每次招投标回来，袁彪都能带回许多“秘闻”。
有一个主管购书的县教育局副局长出差了，另一个副局长就趁机把“事”给办了。“事”还没完，那个副局长回来了，说，不行，这事是归我管的，得重新招标，结果，他给了另一个人，两个副局长从此结仇。
有的地方县招投标中心主任和教育局长互“掐”起来，教育局长不愿拿去招投标，说十几万不是大数，又不是财政局的钱，招投标中心主任说，那也是公款。
袁彪有一次在一个县中标了，但最后退出来了。他给的价格是10万元，县教育局长当场就不高兴，“别人最低报价都15万，你怎么才10万元，是不是盗版书？”他找到县财政局副局长兼招投标中心主任，主任给教育局长打电话，招投标的结果是合法的，必须执行。后来，袁彪给教育局长打过几次电话，局长说，“我就不信查不出你的毛病。”袁彪也心虚，不敢保证没一点问题。他估计局长收了别人至少5万元回扣，他不敢多纠缠，交的1万元投标押金也没拿回来。
袁彪盘算着去“不规范”的地方投标有风险，“答应事成之后给局长10万元，后来没中标，但请吃喝的钱花出去了，没法收回。”也有投标商和招标单位打起来的，因为书款半年没有结，供货商资金周转不灵，急了眼。
袁彪总在预测哪里可能会有馆配招标，提前做足功课，等招标公告在网站公布就晚了。
人口或经济大县一次招标图书五六百万元，贫困县则只有几十万元。河北省教育厅连续几年每年都有标的1.5亿元左右的图书招标，全国各地的投标商云集。
各地都在走“程序”，但“潜规则”暗涌。他听到一个常务副省长给一个县委书记打招呼，让他把某某的书关照一下，他很佩服同行的“运作”能量。2007年全国绝大部分地方“普九”结束，除个别省区允许延迟到2010年。有的出版社感叹“没戏了”。袁彪很快发现又和其他政府采购项目接上了。
国家“十一五”期间，要建设20万个“农家书屋”，目前大约已有10万个。农民也不是全看种菜、养牛的书，还要开阔眼界，在甘肃农村，20年前十几卷本的昆德拉，变成了三本乡村版“压缩包”。除此，还有“工人书屋”、“警察书屋”涌现。
一些官员趁机“权力寻租”。比如农家书屋工程全国有个推荐书目，要求各省地方书目不得超过30%，但地方保护主义力求拓展地盘，一些地方领导挂名“主编”，有的出版社农家书屋的书一印1万本，利益所得与“领导”分成。
因为在招投标中地方政府把折扣压得很低，一般为五折，甚至低于四折，馆配商为了挤出利润空间，向出版社压折扣，好书成本高，折扣低了会亏钱，出版社纷纷把滞销、压库的书提供给馆配商。“农村、中西部中小学图书馆和农家书屋，拉动了各个出版社库存，”袁彪说，“全国各地同时‘普九’、‘双基’达标，成了书商们欢腾的节日。”宋一柯一想到自己那两本“超薄书”将成为中小学图书馆书架上的摆设时，就有一种羞愧感，他甚至不希望老师和孩子们读到它。
袁彪很清楚，招标时折扣压那么低，书就只好弄成了“残废”。比如一个学校25万元要按照教育督导达标配备5万册，一本书平均5元钱。有些馆配还要送书架、桌椅。他算过宋一柯那套书的账，定价55元，就算一折批发，也都有赚头。高定价，低成本，小开本，最便宜的纸张，主要是印工上地区差别大，一本书在上海印和在河北、甘肃印大不同。
有的书招标方订购了，但馆配商跟出版社谈不下来折扣，就干脆自己盗版印了，不要书号，反正不上市场销售。
建筑造价低于底线会有豆腐渣工程，图书折扣太低催生了“垃圾书”。
被利益污染的“下三烂”
袁彪告诉宋一柯，他的名人访谈录那套书，在书目的“打钩”中，就显示出优势。
教育部给中小学图书馆配推荐书目，由专家评选，后来变成创收项目，交钱都能上，按印张收费，几百上千元不等。有的出版社有好书不报，却把压库的书报上。
因为图书馆选书“模糊”又“间接”，看书目选书者只能望文生义，两本书55元，一本书不到28元，看起来不算太贵。教育局的“专家”，拿着“扫描棒”，“吱”一声扫描进去了。在书单上打钩，看起来是《基督山伯爵》、《红楼梦》等经典，书到了一看，全是“残废”的小册子。
因为“普九”达标，关键是看藏书的册数，上下册就算两本，学校也高兴。极少数贫困地方的学校为应付验收，动员老师和学生把家里的书拿到图书馆临时充数。“名著”的节选本、改编本，也都被“稀释”得面目全非了，只有薄薄的几页，几万字，改编的语言蹩脚，味同嚼蜡。
袁彪曾一度也想做大学图书馆的馆配，但有教育部下属的图书装备公司已经做得很成熟了，一般公司很难进去。
前几年，一个大学图书馆馆长“案发”，查到北京一个很大的图书公司的老板贿赂了他5万元，最后老板被判刑一年，公司差点一蹶不振。业内人说，“不能直接送钱，给图书馆的采购员报销差旅费这招比较保险。”
政府采购阻断了图书馆原来自发采购的经济腐败，但腐败转移到馆配商。
从出版社到中间批销商到图书馆，层层利益渗透。民营书商控制了二级大学，各地的技术学院、师专扩招，学生多了，图书配备的门槛越来越低，彼此形成利益共同体。
令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副社长赵武平郁闷的是，全国有35万家图书馆，他们翻译的外国文学名著“过去进图书馆5000册没问题，现在进不了100本，甚至干脆一本也不进，都是‘馆配招投标’闹的”。外国文学书版税、翻译费再加上纸张和装帧讲究些，成本高，“进了会赔钱”。
最先死亡的是各地古籍出版社，接着是文艺出版社，现在名家名作销售不到5000册，两年方能回款，等于亏损了。很多文艺出版社无奈向“青少年类”和“养生类”转型。教科书减少了鲁迅，他们就做鲁迅箴言中学生版，中小学晨读本、晚读本，经典书插图本、连环画本、新概念连环画本，零售和馆配都命中率高。
好书被挡在图书馆外，而大量垃圾书却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
直到现在，宋一柯心里有一种“共犯”的内疚，尽管没得一分钱。他坚持让收废纸的直接把“垃圾书”拉走了，他希望它们灰飞烟灭，别再拿纳税人的钱打水漂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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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北方某市教育局副局长，这些年经常到中小学进行“双基”检查督导和验收，发现图书馆里的书都是这种“下三烂”，数量达标了，没质量保障。
安徽一个农村中学花了二十多万装备起来了“达标”的图书，两年没一个老师和学生借过一次书。中小学图书馆成了“摆设”，为了应付验收对册数的要求，于是一夜之间填了好多书，拿书单目录抄些书名充数救急。
录入 陈应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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