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木匠出身的张歌真，只身进京半工半读，在一所民办高校学完中医学。后来，在自己孩子无法上学的情况下，凭着一股倔劲开始办学，试图解决农民工孩子上学难。现在，他的办学规模已居北京农民工子弟学校前列。

　　就在学校逐渐扩大规模时，其所在的区开始整顿农民工子弟学校。当时，学校的气氛很是紧张，区联防队队员每天都守在学校门口，对前来送孩子上学的家长说学校已经被取缔。家长为了孩子能读书，天天跟联防队员吵架，以至于后来联防队员也懒得劝说，就空守在学校门口做个样子。

　　后来，在北京市残联副主席万嘉镠和各界人士的大力协助以及媒体舆论影响下，这所学校最终得以保留。多年办学经历令他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学校为了生存曾打了两场官司，而且都打赢了。

　　在他看来，相关管理部门对打工子弟学校采取的是“暧昧”态度，也知道他们不该取缔，可是由于流动儿童教育问题比较复杂，责任不清，谁也不肯去主动承担并解决这个问题。甚至于出现这样特殊的情况：一位官员私下对他说：“你要是来找我，我只能取缔你，你就当我不知道有你这个学校，你就这么办下去。”

　　可是很多问题只靠打工子弟学校是解决不了的。“流动儿童教育发展存在三大障碍：是否能享受义务教育经费、学校老师职称评定问题、学生初中后的出路问题，这三个问题，我哪个也解决不了。”张歌真说。

　　“改变不了现状，就先多给学生点爱”

　　来自重庆的打工子弟学校校长张丽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学校里有一个2年级的女孩子，整天不洗澡，班上的同学都躲她远远的。问她什么原因也不说，校长就带着她去浴室，亲自给她洗澡，换新衣服。

　　经家访才发现，这个孩子的家长都是做“棒棒”的，整天不回家，没有人管她的卫生。于是，老师就每天帮她洗澡，让她养成爱卫生的习惯。有一天，这个学生突然跑到张丽面前说：“老师，你穿得衣服真酷。”还给了她一个阳光甜美的笑脸。张丽知道，这个学生感受到了别人的关爱，从阴影里走出来了。

　　还有一位男孩从来不做作业，成绩很差，但她发现这个孩子人不坏，也很聪明。为了搞清原因，张丽就去家访，发现该男孩的父母都是卖菜的，即使在大雨天里，男孩也要在门口站两个小时等父母回家。张丽于是把教室钥匙交给这个男孩，嘱咐他放学后可以在教室里做作业，并鼓励他好好读书。一段时间过后，这个孩子成绩突飞猛进。

　　“打工子弟、留守儿童心理容易出现问题，原因是社会没有给他们希望，阻碍了他们的上升渠道，但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多给他们些关爱，能让他们不要仇视社会，成人再成才。一时改变不了现状，就先给学生多点关爱。”清华大学医学社会学研究中心主任景军老师说：“我们知道制约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发展需要整个制度设计的改变，但坐在这个屋子里的人能做到的只能是关爱一个个孩子，不要让他们心理出现问题。”

　　“学生的能力没问题，缺的是舞台”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师叶鹏飞曾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学生家长并不认可打工子弟学校，认为打工子弟学校不是属于“自己孩子”的学校。在拆迁的时候，一位家长曾对他说：“拆就拆呗，反正是校长赚钱用的，在哪儿上不是上。”

　　叶鹏飞同时还发现，部分学生家长只是工作太忙，把孩子放到学校进行托管。作为一个长期关注流动儿童教育的学者，他建议可以让这些孩子毕业后进入职业教育体系，学会一定生存技能。

　　但他的看法并未得到所有打工子弟学校校长的认同，北京蓝天丰苑学校刘乙辰校长说：“我们学校的学生能力没问题，缺的是舞台。”她说，同样的卷子，她们的孩子答的比很多城市孩子好。"

　　清华大学教师景军也认为，虽然去职业教育业是一个现实选择，但学生家长对孩子还是有着比较强烈的成才预期。

　　张歌真校长告诉记者，在他的学校里，有的学生家长已经开上了奥迪，“不少外来务工人员在北京打拼时间已经很长，为城市做了很多贡献，城市必须得正视这一群体人员子女的教育需求。”

　　他认为，流动儿童身上有着丰富的经历，也经受了困难的磨练，如果好好教育能成为优秀人才，“但如果不给他们舞台和希望，就很可能成为城市未来的安全隐患。”

 

              录入      陈应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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