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录》不是朱熹和吕祖谦本人的著作，而是北宋四子的言论语录的选编。他们通过对北宋四子言论的选择、编写体例的安排和全书的整体结构，来体现其思想意图，体现出理学教育思想的基本精神。既表现了其理学教育思想的学术渊源，又增强了其理学教育主张的权威性。

　 《近思录》全书14卷，其体系结构为：一、道体；二、为学大要；三，格物穷理：四，存养；五、改 过迁善，克己复礼；六、齐家之道；七，出处、进退、辞受之义；八、治国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处事之方；十一、教学之道；十二、改过及人心疵病； 十三、异端之学；十四、圣贤气象。

　　第一卷道体，是理学的基础理论篇。“此卷论性之本原，道之体统，盖学问之纲领也。”包括北宋四子关于从宇宙观至人生观的基本思想脉胳。简要概述了太极、理，气、心、性，仁等基本范畴和“理一分殊”的理论命题。

　　在全书定稿之前，朱熹曾为“道体”论部分安置于何处，反复斟酌。因为按照为学之序，应先易后难， 由事及理，如果将“道体”置于卷首，显然与为学之序不合，会给学者学习造成一定困难。如果从理学思想的理论结构考虑，理应将‘道体”置于卷首，否则难以体 现伦理本体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样，从为学之序考虑和从理学理论本体结构考虑就存在一定矛盾。经过与吕祖谦反复讨论，最后仍决定置于卷首，目的是使学者 “有所向望”。朱熹在给吕祖谦的信(《答吕伯恭》)中说；“《近思录》，近令抄作册子，亦自可观。但向时嫌其太高，去却数段(如太极及明道论性者)，今天 似不可无。”并且指出：“看《近思录》，若第一卷未晓得，且从第二、第三卷看起，久之后看第一卷，则渐晓得。”

　　第二卷为学大要，搜集整理了北宋四子总论为学的言论。首论圣人，即教育的终极目标。接着论为学大要，特别突出地强调了“为学”的实质，在于“自我修养”。这一卷相当于《大学》的“三纲领”，体现了理学教育的基本原理。

　　第二卷至第五卷分别汇集北宋四子关于格物穷理、存养、改过迁善克已复礼等主要为学方法。突出了为 学、修己的功夫。体现出为学之序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修身之要是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改过迁善等基本主张。集中反映了程朱理学的特点， 把格物穷理、居敬持志、践履笃行的要点突现出来。这和《大学》中的“八条目”之前五条是一致的，即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总之是为学以修已。

　　第六卷至第十卷，分别汇集北宋四子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待人接物、处事为人的言论。相当于 《大学》“八条目’中的后三条。在‘治国平天下之道”中强调君为臣纲的思想，认为为人臣者忠于君王，仁爱百姓，勤于政事，为政以德。在“齐家之道”中强调 父慈子孝、夫唱妇随，兄弟和睦等家庭伦理关系。待人接物、处事为人强调正谊、明道，不计功利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思想。其中 “事亲居家’，即“齐家之道，原为第九卷，后觉与《大学》中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序不合，经与吕祖谦讨论，改移为第六卷。朱熹在给吕祖谦的信中作了说 明：“事亲居家事在第九卷，亦似太缓，今欲别作一番，令在‘出处’之前，乃得其序。”这样，从第三卷到第十卷，基本上是按照《大学》中的“八条目”的结构 顺序编排，使《近思录》与《四书集注》相一致，并相互映照。

　　第十一卷和第十二卷，专门汇集北宋四子关于“教人”的言论。前面数卷均从为学自修出发，体现“为学由已”的思想。但是，强调自修，并不排斥师友讲论，特别是对那些一向不能自省自克之人，更需要师友讲论，指出其缺点．寻求改过向善的办法和措施。
第十三卷异端之学，是对佛、道、老底学说的批评，指斥其为异端之学，告诫学老勿陷异端邪说。程朱理学本来吸收了许多佛道的思想，但他们最忌讳被人们视为释、为道、为禅，因此极力与佛道划清界限。一方面确实是想防止门徒误入禅道，另一方面也有掩人耳目之意。

　　第十四卷圣贤气象。列举的圣贤人物共22人，尧、舜、禹、汤、文、武、孔子、颜回、曾参、于思、 孟轲、苟况、毛萇、董仲舒、扬雄、诸葛亮、王通、韩愈、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绝大多数是程朱理学所标举的道统中的人物。选取这些人物，树为圣贤形 象，概述这些圣贤人物的胸襟，志趣、器量、风度、德业、音容、笑貌等。一方面是展现理学家所追慕和向往的理想人格，另一方面也是为学者面前树立起效法的典 型形象，发挥榜样的教育力量。特别引入注目的是：朱熹对北宋四子倍加推崇、精心描绘。如“周茂叔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程明道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 玉”。朱公掞“见明道于汝，归谓人曰。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个月。游杨初见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觉，顾谓日；贤辈尚在此乎？曰：既晚，且休矣。 及出门，门外之雪深一尺。”横渠“先生气质刚毅，得盛貌严。”这就是理学家所极力推崇的“圣贤气象”，也是为学者树立的典型形象。

　　《近思录》从总论理学精义，进而论及为学之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及待人接物、处事为人之则，最后落实到为学的终极目标，昭示“圣贤气象”的理想人格，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成为按照理学家的教育模式塑造士子的基础教材。

　　《近思录》作为教材与《四书集注》相比，其价值基本相同而略有区别。朱熹认为；“《中庸》、《大 学》、《论语》、《孟子》皆平易；《近思录》是近来人说话，便较切”。《四书集注》，尤其是《论语》、《孟子》道理平实，易于做功夫，而《近思录》，特别 是首章专讲义理，难度较大，不易做功夫。从这个意义上说，应先读《论》、《孟》、《学》、《庸》，后读《近思录》。但因《近思录》所言皆出于近代人之口， 比较切近当时的现实，易于为人所领会，因此，还是应先读《近思录》，后读《四书集注》。这就是朱熹所谓：“《四子》、 《六经》之阶梯；《近思录》乃《四子》之阶梯。” 元代程端礼手订《程氏家垫读书分年日程》，就是严格按照朱熹拟订的读书程序制定的。元、明、清三代读书士子绝大多数都遵循这个程序，几乎成了士子读书的固 定模式。而《近思录》也就成为必读的入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