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雕像落户天安门的意义

为弘扬和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座总高为9.5米的孔子青铜雕像在国家博物馆北广场落成，天安门地区又添文化新地标。孔子雕像落户天安门地区，意义非凡，在笔者看来，这折射出尊孔、弘扬传统文化已成为政府的鲜明行为。

这几年，传统文化虽然有崛起的迹象，但是依然停留在国学热的表象。受百家讲坛影响，国人对传统文化有种蓦然回首的感觉，一时间国学班开办、国学大师开评、国学短信开通、国学博客开放，人们对国学的一时热度恰恰反衬了国人对传统文化的陌生。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化之后屡遭重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文革”时砸孔庙，国人纷纷对传统文化给予抛弃。传统文化元气大伤，即使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呼吁弘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止步于少数文化人研究国粹的范畴。

而儒家文化却在国外大放异彩，很多精华正在被全世界各地的人们所认识和接受。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说，“西方的人文学和人文主义基本上是反自然和反宗教，对自然有侵略的倾向，对宗教不闻不问。但儒家所代表的人文学要求人类既要和自然保持和谐，又要与宗教保持相辅相成的关系，所以它的内涵比较宽广。比如儒家的金科玉律，包括所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些观念正逐渐被西方知识分子接受，成为最朴实的伦理。当今世界各地出现的生态环保危机表明，人和自然的关系要重新厘定。儒家尊重自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也是一个有价值的东西。”

历史是无法割裂的，对于悠久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应该给予更多的尊重和关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古为今用，只有如此，才能与文化大国相称，才能提升国家文化的软实力。

（作者系知名时评人）

孔子进入天安门其实并不突然

秋风：孔子回来了

秋风 北京学者

孔子回来了。

最近几天，人们突然发现，在历史博物馆北侧门前，面向长安街，矗立着一尊9.5米高的孔子雕像。毫无疑问，这是具有重大文化与政治象征意义的事件。

最近若干年，随着国学、传统的逐渐回归，至少在部分国人眼中，孔子已经不再是一个负面人物，各地校园、传统文化场所甚至公共场所，纷纷建立了孔子雕像，以示景仰。

不过，现在这个地点，还是显示孔子的回归迈出了一大步。天安门广场是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地点，孔子现在站立的地方，虽不在广场内，也在其周边。这样的位置必然引起人们丰富的联想。当然，确切地说，孔子矗立在历史博物馆旁。这个位置是恰当的，孔子确属历史人物。也正因为位置特殊，这尊雕像引起很大争议。

考虑到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的文化心态，这样的争议也很正常。二十世纪初，中国人被动地面对现代化的任务，而西方首先实现了现代化。于是，现代化、西方化与传统、与中国之间被置于一种紧张、冲突状态。此后，中国人对孔子、对儒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也陷入焦虑、彷徨、无措乃至于混乱之中。

就在旁边的广场，发生过五四运动，这场运动及其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是以反儒家、反传统为核心诉求的。四十多年前，这个广场曾上演过“文化大革命”的诸多重要节目。而在这场文化大破坏运动中，各地、尤其是曲阜的孔庙、孔林、孔府曾遭到过严重损毁。若干年前，就在孔子身后的这个博物馆内，孔子也被当成一个负面人物展示。

这一百年的文化彷徨，让孔子的形象在中国人心目中跌落到秦以来的最低谷。直到今天，提到孔子，有人马上联想到万恶的奴隶制度，联想到孔子说过的“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提起儒家，大多数人马上联想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联想到束缚人的灵性的礼教。提起中国文化，关心国民性的人士马上联想到大辫子、八股文，关心自由的人士则会联想到皇权专制、官员腐败。而孔子对于儒家、中国文化的所有这些丑恶制度和现象，似乎都要承担全盘责任。还有一些热衷于追求中国强大的人士，则要求孔子对国人缺乏尚武精神承担责任。依据所有这些想象，孔子当然要被打倒。即便到了今天，无数人，哪怕是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还在用“孔老二”这个侮辱性的词汇来称呼孔子。

对于所有这些指控，孔子无言。孔子本来就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的年代，对于人们因为激情、焦虑或者无知而发出这些抱怨和指控，孔子当会宽容。而最近几十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上述指控中的很多不过是笑柄而已。孔子笑到了最后，孔子蹒跚着回来了。首先在文化与政治的边缘地带，最终在国家博物馆，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孔子微笑着矗立起来。

对此，国人的心情是高度复杂的。不论是曾经咒骂孔子的人，还是对孔子及其思想心存疑虑的人士，抑或是虔敬孔子的人士。第一种人可能有点困惑，把一个死人抬出来有什么用？第二种人可能十分担心，也许又会出现独尊儒术？第三种人可能会追问，孔子为什么朝北而不是按照中国传统坐北朝南，为什么在广场以外而不是在广场之中？

所有这些困惑、疑问，其实已经触及当代中国人面临、不能不认真思考、予以解决的根本问题：历史文化认同的对象与文化重建的进路问题。

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后发国家的文化认同构建，必会陷入紧张、困惑。但是，任何一个共同体，如欲建立合理而稳定的秩序，就必须构造出稳定而自洽的文化认同，也即对于我是谁，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信奉什么，须达成某种最低限度的共识。由此，才有共同体可言，人们才可以对话，创造和维系一个公共空间。由此，优良治理秩序才有可能被人们想象出来，进而被构建出来。

在一个快速而剧烈变动的时代，构造这样的文化认同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过去一个世纪来，中国人所进行的全部文化、思想、宗教活动乃至政治、社会活动，都指向这个目标。不幸的是，这些努力大多已告失败。原因在于，大多数规划没有对孔子、儒家、传统予以足够重视，甚至将其视为负面，必欲弃之而后快。

但是，不管人们是喜欢还是痛恨，是虔敬还是厌恶，一个基本事实是：孔子是儒家的象征，孔子是中国文明的象征，孔子是中国的象征。构建或者说重建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就不可能无视孔子，鄙弃儒家。

当然，汉儒心目中的孔子不同于宋儒心目中的孔子，梁漱溟赞美的孔子也不同于马英九祭拜的孔子。生活在一个现代而开放的世界中，今人自然有权利、也有责任塑造这个时代的孔子。就好像这座雕像不同于吴道子的画像。从孔子出发，今人也完全可以在正义、在爱、在善治等价值与制度之路上，走出很远很远。今人的价值、信念也各不相同，如何调和孔子与这些信念，也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工作。

但是，这一切并不妨碍人们可以尝试逼近一个文化、政治的底线共识：认真对待孔子，不要鄙弃、更不要仇恨孔子。因为，认真对待孔子就是认真对待自己，鄙弃孔子就是鄙弃自己。

中新社北京一月三日电(记者周兆军)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汉办)获悉，国家汉办与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签署了合作建设孔子学院的协议，俄罗斯的第二所孔子学院将在该校成立。

上月底，俄罗斯的第一所孔子学院在远东国立大学挂牌成立。

国家汉办有关负责人介绍，俄罗斯政府对于汉语教学给予高度重视，两国政府之间签订了专门支持汉语和俄语教学的协议。在俄罗斯，学习汉语的人数迅速增加，目前初步统计有一万人左右，与二00五年相比增长了百分之四十。

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校长比沃瓦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中俄关系的快速发展，双方都开始从面向未来的高度致力于教育、文化领域的合作。中俄共建孔子学院，加强双方在语言教学领域的合作，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对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友谊、促进中俄关系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全球已经开设的孔子学院有一百二十多所，覆盖了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根据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的规划，到二0一0年，全球将建成五百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

尊孔的实质，是建立“国家、民族”认同的努力

周泽雄：孔子塑像的可疑意义

周泽雄 自由撰稿人

一座总高为9.5米的孔子青铜塑像，近日在北京国家博物馆北广场落成，背对着博物馆主体建筑，正对着东长安街。

或许，这是一个不必引起非议的文化行为。即使中华历史人物中只有一位配得上青铜塑像，文化影响力足与佛陀、苏格拉底、耶稣并列的孔子，亦属不二之选。别说正对长安街，改天我们把孔子像弄到月球上去，国人大概也会訇然叫好。

话说回来，即使在我们的文化先贤中挑一位最不必急于立碑塑像的人物，同样非孔子莫属。理由很简单：孔子塑像还少吗？中国各地有着不胜其数的孔庙文庙（两者大体是一回事），其中任一座都巍然矗立着“大成至圣文宣先师”〔清顺治二年（1645年）给孔子的加封〕双手交叠的蔼然形象。更别提初建于公元前478年、占地面积近十万平方米的曲阜孔庙了，其无可替代的历史、文化地位，足以使建在任一地方的孔子塑像，显得意思不大。

然而，由于孔子的独一无二性，一尊乍看之下最乏意趣的塑像，仍可能被人强行赋予意义。我上网找到了这尊孔子塑像的照片，也许与拍摄角度和我的审美观感有关，孔子的面貌虽然和蔼，但也意外地呈现某种呆滞之相。这并不重要（众所周知，生活中的孔子聪明绝伦），重要的是，孔子的体量有一种极尽夸饰之能事的魁伟，雕塑家似乎意在纠正“泰山其颓，哲人其萎”的印象，他选择的人物原型（如果他还有个原型的话），似乎是一名身高1.75米、体重两百公斤的超级壮汉，与孔子传闻中的“长人”形象格格不入。

可见，还原真实的孔子并非创作者的初衷，他只是可着劲地寄托理想、抟塑精神，竭力使那数吨青铜挥发出原子裂变般的文化大义。简而言之，我看到的乃是一个高度概念化的孔子，我从中无法感受孔子博雅风趣、通脱可爱的性格特征，相反，作者试图把一股游离于真实孔子之外的儒教影响力，强行灌注在青铜中，以期达到某种令人憬然生敬、瞿然生畏的风教效果。所谓风教效果，也就是距艺术最远的那种效果。

谈论孔子，与谈论其他文化贤哲有一个本质不同。历来存在着两个孔子，一个是真实的孔子，我们通过其弟子辑录的《论语》，可以想见他的非凡思想和有趣言行；另一个则是被奉为“万世师表”的“大圣先师”，其功用甚至被古人夸张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变态地步。这后一个孔子，不仅牵连着作为诸子学派之一的儒家，更关联着象征古中华最高意识形态的儒教。就前一个孔子而言，不过是约与老庄并列的先秦巨子，其伟大固然不遑多让，却毕竟不具备思想上的垄断性和排他性。而后一个孔子，简直具有某种宗教始祖鸟的超凡能力，其派生的思想、观念，以近乎无所不在的方式统摄了古人，也在相当程度上凝聚并代表了中华古文明本身。

儒学的发展光大对于兴盛古中华文明所起的突出贡献，不应抹煞也无从抹煞，但这不等于儒学会以同样的能量推进当代中华文明。好比说，我们应该对“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古代思想怀有理解和尊重，但这绝不等于我们还得对它加以借鉴和继承。儒家思想依托于古代国家制度，如陈寅恪先生所言，随着“社会经济制度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已）无所凭依”。

古之君子日常言动中的儒学，与今之君子载诸笔墨的儒学，不宜等量齐观。我们的古人无从获得对现代人显得尤为要紧的民主、科学、宪政等观念，他们视儒学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先进思想，不仅情有可原，还是顺理成章的。由于时隔势禁，今人对儒学的认识早已无法进入古人情境，有人倘若视时代、制度和观念上的种种巨变于不顾，以一副假天真的模样，继续假定儒学复兴仍然会有助于我们的民族振兴——理由仅仅是：儒学曾经灿烂过我们——不过是销售一种文化“打鸡血”的偏方而已。

儒家学说包含大量优秀思想，其中的“仁、义、礼、智、信”，只要稍加挪移，也可完美地用于今天，身为中国人，我们没有理由不对此加以固守和传承。但是，继承儒家思想的先进性是一回事，继续赋予儒学以某种准国教的地位、放任其意识形态化，则是另一回事。衡诸今日人类获得的文明思想，强行抬升某种往昔学说的地位，不啻为观念上的蒙昧和倒退。

中国多一尊孔子像，原不值得大惊小怪，前提是，设置者最好别太过张皇其义。孔子是伟大的，也是可爱的，我愿意相信，孔子会以其特具的文化魔力，遥遥地滋养着吾族吾民，但我非常不愿看到，孔子的功用重新得到神化。这不会是孔子的福音，也不可能是吾人的福音。这会是谁的福音呢？我不知道，也不打听。

这样的认同重建不乏先例

不久前，马英九在“元旦祝词”中两次提到传统文化对台湾的意义，尤其是“六十多年來，台湾保存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從生活美感到艺术美学，它的传统韵味，让世界惊艳”，这让大陆不少人心有戚戚。

 

不必感叹国民党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发扬，其实国民党也曾是反孔先锋。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国民党教育部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制订《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废止旧时奖励（科举）出身”，“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而当时尊孔几乎是“当权派”袁世凯的专利。而到了1935年，国民党找来10位教授，发表了当时反响巨大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其内容与七十年后的《甲申文化宣言》极其相似。

 

革命话语退位是尊孔大环境

显然，《甲申文化宣言》也不能看做孤零零的文化事件，宣言发表十天后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做了关于“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讲话，这一讲话强调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评论界认为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将努力发掘作为执政党的核心价值。

 

建设执政党则意味着对“革命党”形象的告别，革命党往往要制造磨擦、引起冲突，发展社会危机乃至暴力相对，执政党则强调稳定压倒一切，表现为协调、对话、避免冲突和维护稳定。革命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斗争成为革命党的硬道理；但执政党的哲学应该是发展的哲学，不再以“领导全国人民继续革命”作为合法性的来源。告别革命话语之后，则必须要新的政治认同来填补空白，建立文化，族群和政治体制上的认同是走出革命话语的必然选择。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