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4年前的《中国农民工问题解读》后，又一本以江苏警察为主要成员调研完成的新书昨天在南京首发。这本《中国农民工问题新解》以21万字的篇幅分析了中国农民工群体的现状、问题、对策。工作团队成员大部分是来自一线的警察，核心人员则是苏州市副市长、苏州市公安局局长张跃进。

　　自2003年开始，张跃进和他的同事们就有针对性地对农民工问题展开跟踪调研。原因很简单，农民工作为社会问题出现，最早都是反映在治安上，这使得警方不得不重视这个群体。

　　快报记者 言科

　　被边缘化的“农民工二代”

　　农民工群体的构成在变化，他们的需求和价值观也在变化，这是《中国农民工问题新解》通篇都想解释并证明的观点。“老一代一半是农民，一半是工人，现在的年轻一代基本上不会干农活了，都是工人。”课题组成员蒋祖华表示。

　　和当年农民工进城纯粹为了讨生计不同，现在的民工很大一部分是为了进城生活，因此公平的就业和报酬、子女的教育等社会公共资源的惠及，成了他们的主要诉求。被称为“农民工二代”的群体在城市中的大量出现，也是导致这个变化的重要原因。“他们一部分是随父母在城市里长大，但没有户籍的新市民，另一部分是当年的留守儿童，长大后进城务工。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再也回不去农村了。”

　　课题组成员表示，“农民工二代”的父辈虽然生存条件不太好，但相比家乡已有很大改善，对“公平”的预期并不高。“农民工二代”则不同，他们不仅缺少父辈对生活的满足感，反而较多地体会到与居住地人群在生活及地

位上的差距。有人认为，这是个新的“夹心层”对农村的传统和风俗不习惯不认同，但又难以完全融入城市社会。

　　既被城市边缘化，又被农村边缘化，这是农民工群体展现出来的最新，也是最突然的变化，“在这种消极心理的驱动下，他们缺乏忍耐力，对抗也比较激烈。”

　　犯罪率远超城市同龄人

　　《中国农民工问题新解》有一个章节，专门将“农民工二代”犯罪问题列出来研究。2010年初，有关部门完成了一份《张家港市“打工二代”违法犯罪现状调研报告》，这份报告显示，“三年来张家港市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农民工子女占80%以上，其中暴力犯罪显著增加，杀人、强奸大案时有发生。”这个犯罪率不仅比城市同龄人高很多，也比老一代农民工高得多。进一步调查显示：农民工二代犯罪呈现出几个特点：激情犯罪增多，纠合式犯罪增多，侵财型犯罪较多。

　　激情犯罪案例：2007年2月，5名来自贵州的“农民工二代”故意伤害他人并致人死亡。他们和被害人无冤无仇，起因仅是与其他人发生冲突后找无辜人泄愤。“他们的犯罪没有精心谋划，仅是头脑发热，受他人情绪感染冲动之下作案。”

　　纠合式犯罪数据：“农民工二代”在城中村聚集，不被城市主流文化认同，便以血缘或地缘关系纠合，同伴间的不良情绪和消极动机互相感染。近年来，苏州市警方查处的涉及“农民工二代”违法犯罪案件中，纠合式作案占总数的七成以上，根源就是他们难以融入城市社会。

　　侵财型犯罪案例：受城市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影响，经济基础薄弱的农民工二代极易为钱犯罪。课题组的调查显示，农民工二代的犯罪案件中，盗窃案件占52.88%，抢劫案件为12.8%。无锡警方曾摧毁一个抢劫犯罪团伙，成员均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弟，数月内作案8起，所得财物均用于高消费。

　　如何破解

　　公平的教育不可少

　　《中国农民工问题新解》还用了一章阐述：农民工的本质属性是贡献。然而，相比正面作用，需要重视并加以引导的，正是他们表现出来的负面效应。

　　“远离父母的孩子，不走上歪路基本上要看‘个人造化’。”对犯罪者的统计显示，“农民工二代”初中及以下学历者占95%，在城市入学难，放在老家没人管，孩子学坏很自然。此外，据2006年的一项调查，新生代农民工罪犯有74.7%无固定工作，在城市的生存空间很窄。

　　对此，《中国农民工问题新解》提出，公平的教育是基础，在基础教育阶段确保公平，是让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社会、消除日后隔阂、减少社会矛盾必不可少的阶段。此外在社会保障、职业教育等方面的完善，也是让新市民共享城市发展成果，逐步消除社会对立情绪的有效方法。

　　“农民工对自身提升素质和技能更为重要。”课题组成员认为，通过积极、良性的自身发展是最有效摆脱困境的途径，如果群体都在转变，到时候“农民工三代”和“农民工四代”这样的词汇将不会出现。

 

     录入      陈应俊

 

http://news.sohu.com/20110710/n31293634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