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民俗人物：曹保明

曹保明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吉林省民间艺术家协会主席。长期以来，他积极致力于具有东北地域特色的民间习俗与传说文学的研究，并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引起国内外读者和专家的关注和好评。30多年来，为了发掘和抢救东北地方民族文化遗产，他遍访民间、广泛搜集了大量民俗文学创作素材，撰写了反映东北历史上的淘金、挖参、渔猎、狩猎、木帮、土匪、店铺等行业的起因、习俗以及活动范围和规律的几十部专著。据了解，作为国家一级档案馆，长春市档案馆目前已收藏各种门类的档案资料23万多卷（册），为了抢救和保护仍散存在社会上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档案资料，该馆加强了对社会各界名人档案资料的征集工作，先后建立了文艺界、科教界、卫生界和能工巧匠等不同领域的档案全宗。曹保明捐赠的东北民俗方面的专著手稿，将进一步丰富该馆的馆藏。

 

91、民俗人物：董晓萍

董晓萍　女，1950年12月生，辽宁省大连市人。1982、1985年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文学硕士学位。1986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师从钟敬文教授学习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博士论文《明清民俗文艺学史论略》，1989年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1994年至1995年赴博美国衣阿华大学从事博士后合作研究。北师大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兼任钟敬文教授学术助手。现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华北民间文化和民俗志。主要著作有《民俗学导游》（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华北民间文化》（合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杨慎》（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译著有《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美]洪长泰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中国民众思想史论》（[美]欧达伟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编著《〈三国演义〉的传说》等多种（南海出版公司，1992，该著获1993年国家出版局全国图书奖“金钥匙”奖三等奖）。论文“民间记录中的僧道度劫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

 

92、民俗人物：贾芝

贾芝（1913—— ），诗人，民间文艺学家。1913年出生于山西襄汾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七岁，开始上私塾小学。1929年，贾芝小学毕业，赴太原进入成成中学读书。成成中学有不少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教员思想都比较进步，因此课程中，也有很多进步思想。文学课也主要受新文学思想的影响。贾芝在这里读书三年，阅读了一些进步文学家的作品，知道了鲁迅、郭沫若等革命的文学家。在进步思想的推动下，他还参加了“九·一八”学潮，参加了进步学生包围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斗争。1932年，贾芝只身赴北京，考入中法大学孔德学院预科高中。由于信仰马克思主义，两年后进入社会科学系，攻读社会科学，接触了马列主义思想，同时从事诗歌创作。贾芝由于自幼受祖母、母亲的影响，中学时期即已热心于诗歌创作，大学期间更成为他诗歌创作的活跃时期.他与诗友共五人〈其中包括己故台湾著名诗人覃子豪〉成立了《泉社》诗社，进行了一两年的创作。1935年，贾芝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水磨集》。之后他又参加了以北大学生为主组织的学生诗社，在朱光潜教授指导下进行创作，先后在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和戴望舒主编的《新诗》上发表诗作。不久，贾芝转入经济系学习。1937年，贾芝回乡探亲，因芦沟桥事变发生而不能返京，只好借读于西北联大法商学院经济系。在他先后就读的中法大学和西北联大两个学校中，都有共产党员授课，如张友渔、林如稷等，使贾芝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较深的理解和信仰，渴望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当1938年他从西北联大毕业时，便放弃了中法大学为他保留的赴法国留学的名额，而经民族革命先锋队〈贾芝于一·二九运动期间即已参加该组织〉介绍到了延安，投入革命的怀抱。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政治系学习九个月后，贾芝被分配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编译室作翻译工作。这期间与人合作翻译了周立波推荐的法国作家都德的长篇小说《磨房书简》。

　　随后又调至文学部研究室从事写作，先后在《文艺战线》《诗刊》《中国文化》等刊物上发表诗歌多首，后又调至鲁迅艺术学院理论组文学部创作室工作，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办任何事情要从实际出发，服从革命需要的话给贾芝以深刻的影响，直到今天，贾芝在工作中仍然以此为宗旨。1943年底，贾芝又被调至延安大学中学部(后改为延安中学)工作，担任教导员、教员、支部书记。1946年至1947年，中央在延安进行青年团的建立工作，成立了三个试点，延安中学即为其中之一，贾芝负责筹建延安中学。1948年初，贾芝被调至延安大学，到中等教育研究室参加教员整风，后又参加筹办延安大学文艺系，任系秘书、系副主任、系总支书记，1949年5月，贾芝作为西北代表团成员随团赴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会后即留京任文化部艺术局编审处编审组副组长。

1950年3月，文代会后成立的第一个协会一一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研究会推选郭沫若为理事长，老舍、钟敬文为副理事长，下设民间文学组、民间美术组、民间音乐组、民间戏剧组、秘书组、编辑出版组，贾芝任秘书组组长，负责民研会日常工作。1951年初，文艺局编审处改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贾芝担任了出版社古典、民间文学编辑室副主任、支部书记。在此期间，与蒋天佑合作编辑了《民间文艺集刊》三期，并且在第一册上发表了他的论文《老苏区的民歌》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1951年冬至1952年5月，贾芝到广西参加土改，领导了两个乡的土改工作，并被评为甲等奖。回京后被分配至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组组长。1953年发表《老汉及其它》《论采删诗》等文章。1955年《民间文学》正式创刊，阿英任主编，贾芝任副主编，主持日常工作，不久中国民研会被中国文联接纳为团体会员、贾芝任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并主持中国民研会日常工作。1957年，贾芝回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1958年，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采风掘宝，繁荣社会主义民族新文化》的工作报告。1961年再次担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秘书长直到文革开始。在此期间，他发表了《民间文学十年的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民间文学的范围界限和工作任务问题》《论民间文学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等文章。文革开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被解散，贾芝即被隔离、批斗、下放，辗转蹉跎，于1971年调至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编选了《中国歌谣选》。1979年，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恢复筹备组组长，召开了全国民间诗人、歌手座谈会，主持了为《格萨尔》评反，为全国受迫害的民间艺人、民间文艺工作者评反的工作，在中国民间文艺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贾芝被选为副主席，主持日常工作。1982年秋，任中国民间文学代表团团长赴日访问，在日本口承文艺学会作了《中国民间文学的发展和现状》的报告，引起日本学者的极大兴趣。

　　1983年9月，又率中国民间文学考察组赴芬兰、冰岛考察。1981年贾芝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筹备组组长，后任所长。1984年离休，同年底，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副主席，1985年2月，还率中国民间文学代表团参加芬兰“卡列瓦拉一百五十周年纪念大会”和“卡列瓦拉与世界史诗讨论会”，作了“史诗在中国”的发言。

　　贾芝数十年担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领导工作，参与了中国民间文学界各个阶段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工作，因此，他在民间文艺理论研究上的贡献，多体现在对于民间文学基础理论的建设，对于民间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的制定之中。

　　1958年，在全国民间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贾芝作了题为《采风掘宝，繁荣社会主义民族新文化》的工作报告。在这个报告中，贾芝强调了民间文学除了许多作品都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外，还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它是研究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以至农业、工艺等学科的珍贵资料，应该加强搜集、研究工作。在这次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十六字工作方针。同时，在这篇报告中，贾芝还提出了不应在厚今薄古的口号下忽视或轻视对传统民间文学的挖掘整理工作。他认为，记录旧时代民间文学是我们时代的光荣职责，传统的文学艺术是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深厚基础。对于旧时代的民间文学必须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要看到劳动人民的创作基本上是健康的，同时她也有受用代限制的一面。以是否合乎现代的观点为标准来衡量旧时代的作品，或者企图把旧时代的作品改成现代作品的样子，是违反历史的一种粗暴行为。他提出内容反动、落后而有研究价值的作品，我们也要搜集，可以把它们作为研究资料，进行整理编印。另外，在出版物上，可以出两种版本。作为科学研究资料出版，如实记录，不动内容，语言忠实。作为文学读物，要求有科学的整理和选编工作。这篇报告中所提出的全面搜集的观点与重视传统民间文学遗产，加强科学研究眼光的观点，对于五八年在大跃进背景之下所掀起的大量搜集民歌，创作歌谣而忽视其它民间文学形式，片面强调重视新民间文学而摒弃传统民间文学的作法起到了一定的匡正作用。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贾芝还与孙剑冰合作编选了第一本大型《中国民间故事远》。

　　五十年代后半期，民间文学界出现了一种理论，认为今天的群众创作就是民间文学，也有人认为今天知识分子作家和劳动人民的文学创作已经“合流”了，知识分子写的民间形式的作品，也应当都是民间文学作品。针对这一现象，贾芝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民间文学的范围界限和工作任务问题》一文中表露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不应无限度地扩大民间文学的范围，民间文学依然有自己的范围和界限。尽管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合流是一种趋势，但否认现今存在的差别是不对的。就现阶段而言，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远远没有合流。而群众创作也并不全是民间文学，它们之间，存在着美学标准、艺术形式上的差异。民间文学的形式和风格在新时代无论怎样发展变化，它总是沿着各民族的民间传统的轨道向前发展的，总是具有民间风格、民间味道。在艺术形式上，贾芝认为，并不是凡民间形式的创作就是民间文学，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消失以前，在文学艺术创作还有专业制作与业会制作之分的时候，作家的制作虽然思想感情与语言形式都很群众化，也不应列入民间文学。他们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风格，也仍然各有自己的特点，事实上它们还存在着差别。不看这种差别，认为它们已经合流了，不应当加以区别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有害的。在古今关系上，贾芝一反厚今薄古的提法，第一次提出了今古并重的口号。他认为在重视民间文学的同时，不应以什么“土气”“霉气”“锈气”“铜绿气”来“薄”传统民间文学。不应割断历史，传统民间文学具有强烈的生命力，是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部分，应当引起高度重视。而把劳动人民的新创作与民间文学传统割裂开来，要新的不要旧的，这不仅仍然暴露了一种轻视劳动人民文学创作的观点，抱着这种割断历史的观点，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真正了解新的民间创作的。在这个前提下，贾芝于1961年领导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丛书的整顿工作，强调了今古并重的原则。

　　在民间文学的采录上，贾芝历来强调全面搜集。一个民族的、一个地区的作品搜集要全面，同一母题有各种异文的作品搜集要全面，同一件作品而散失不全的搜集要全面，口头的要，书面的也要，正面的要，反面的也要，新的要，旧的也要。总之，上古下今，精华、糟粕，一概搜集，全部保存。同时，在采录中可以有限度的整理。他认为，整理就是把民间文学作品按照民间流传的原来面貌拿出来，而不是随意删改与润色。

　　在贾芝的民间文学生涯中，除了以上的与民间文学组织工作、方针原则密切相关的理论文章外，他还撰写了许多种民间文学各个形式的研究文章，传说、故事、歌谣、神话、曲艺、史诗等都在他的研究视野中，如《老苏区的民歌》《评新曲艺的创作》《论采风》《民间传说刘三姐的新形象》《民间故事的魅力》《关于孟姜女的故事研究》《陶瓷和陶瓷的传说》等。

　　贾芝长期担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领导工作，因而他的理论研究具有侧重于宏观理论的特点。从贾芝的理论工作历程中，几乎能看到解放以后中国民间文学工作的几个重要阶段与其特点，能看到中国民间文学界的几次理论上的摇摆与争鸣。同时，也能看到贾芝几十年不断探索、不为时议所动、坚持民间文学发展特点与规律的精神。

 

93、文艺技艺民俗

是富有活力的民俗活动。文艺民俗主要是世代相传的民间口承文艺。技艺民俗包括竞技、游艺、游戏、体育、工艺等方面的内容，它往往充分表现在民间游艺和各种会、市的表演上，民间春节期间举办的身歌会、高跷会、小车会、龙灯、旱船、太平鼓、大头娃娃、哨子会、幡会、大鼓会、气功、杂耍和武术等等，都是民间艺术民俗的表现。少数民族的地戏，歌舞等也是技艺民俗的重要表现。

　　以上列举十个方面概括说明了中国民俗的种类，面对我国丰富之民俗，这十类当然不可能全部囊括，例如，医药民俗、教育民俗、社交民俗、宗教民俗等也都未能涉及。所举这些方面的民俗，有的面较大，有的面相对的小些，但都是我国民俗之重要者，它可以从横的方面看出我国民俗的基本面貌。

 

94、商业贸易民俗

在人民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例如，饭铺的带穗罗圈幌子就很典型。民族贸易集市，最盛大的为白族的三月街和蒙族的那达慕大会，以及莲花山花儿会等，千百家临时商棚，划地展售，吸引了千百万游客去赶场。这也是一种商俗类型，它与各民族的节日习俗密切结合，成为节日性的交易活动。

 

95、生产民俗

是用于各种物质生产方面的民俗。这类民俗伴随物质生产的进行，多方面地反映着人们对生产的民俗观念，在历史上对于保证生产的进行有一定的作用。

我国生产民俗，方面比较广。大体可以分为狩猎生产，农耕生产，手工艺生产及其他杂项生产等。

　　生产民俗是围绕人们的直接生产活动而进行的。其中有不少成份是为了保证生产的进行和收获的丰富。但由于思想的局限，一些祭祀、崇拜、禁忌等民俗也与之结合在一起，呈现出复杂的状态。

 

96、人生仪礼民俗

贯穿于人们生活过程之始终，它的礼俗成份最浓，也有落后迷信的因素。但是，它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是重要的，对人们的影响也是较深的。在今天的广大农村，它也还有现实的表现。结婚礼仪从议婚、行聘、过庚、迎娶直到合卺，整套仪礼是最为完备，最为讲究的。祝寿过生日，也是中国民俗中一项礼俗。从出生时的诞生礼（童礼）以及四十岁以上，以十为整数的庆贺活动。如五十、六十、七十、八十等。丧葬礼仪有多种表现，因民族不同而不同，如，藏族有天葬、水葬、土葬、火葬、塔葬等，以天葬为最流行。葬俗为人生仪礼中最后一个程序，但人死了以后，宗祠祭祀便又接上。为清明之添坟扫墓，夏至、中元、除夕之祭礼，死者周年之祭礼等。

 

97、居住民俗

是人们物质生活方面的习俗。人类的居住形式是人类物质文化的反映。从原始时代的穴居野卧，到今天的高楼大厦，无不反映出民族文化发展进程，也无不有民俗习惯之表现。我国古代窖空式的房舍（如半地穴式，坑穴上有屋柱、屋顶）对更原始的利用天然山洞之穴居来说是一大进步，它是人工结构房屋的开始，也是人类物质文明进程的开始。经过世代人民的创造，不仅有了正规的房屋，而且还有各种宫殿斋堂、楼轩馆厦，以及亭阁榭廊等。而这些与建筑民俗又有着密切的联系。

我国各族人民居住习惯各有不同。有的民族长期没有定居。如过去蒙古族牧民就长期游动在广阔的大草原上，他们居住的蒙古毡包，以木杆为骨架，罩以羊毛毡顶，周围也是毛毡围墙，根据气候和牧场的变换随时搬迁。居住在大小兴安岭的鄂伦春人过去游动性也很大，他们住的帐幕式的仙人柱，就经常以马为运输工具搬动。仙人柱是用十根五六尺长的木杆搭成圆锥形的架子，上面盖上狍皮、芦苇帘、桦树皮等。三面住人，一面是门，当中有一火堆取暖，上面吊一带耳锅煮肉。屋顶开小孔流通空气。这些圆顶帐式房舍，可称为穹庐式，它是游牧与狩猎经济为主的民族通常居住的形式。西北的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牧民也有类似的居住形式。柯尔克孜称“勃孜吾”房舍，便是以红柳作栅栏的，呈方格形，围上芨芨草的帘子，再覆以毛毡，有天窗和活动毡盖。夏日移居平原沿河流域，冬日则迁到向阳的山谷。

南方竹楼，又是一种居住类型。黔东南苗族房屋，有平房和楼房两种。楼房多为吊脚楼，建筑在坡地上，楼下不住人，堆放杂物和牲口。壮族传统住房为高架式楼房，史称“麻栏”。麻栏建筑多用木桩或竹桩做成底架，离地面很高在底架上建筑住屋，楼上住人，楼下畜养牲畜、堆放杂物。

　　广西三江的侗寨也有楼房，全部木结构，有外廊式小楼，也有连幢的大楼，可供若干房共同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