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个孩子未被赋予天资

　　巴甫利克在学习上是一个被称作“思维迟钝的孩子”，同班同学已经能够把字母拼成音节并大声朗诵出来，他却连把一个字母与另一个字母区别开来还要费很大的力气。对他必须是教了一遍又一遍，比在别的孩子身上多两三倍。一道习题，甚至最简单的一个从属关系，他都要考虑半天。——按我们的叫法，巴甫利克是“后进生”。他升入五年级时，女教师甚至把这个孩子犯过的各种语法错误的一览表和一张需要经常复习的算术规则的清单，交给五年级的老师。但在五年级，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增加了一些要动手的课，给巴甫利克带来了乐趣，其中的植物课他最有兴趣。教师发现：“他的智慧就在手指尖上。”他不但能够巧妙地给果树嫁接，还提出不通过嫁接就直接培育树苗的想法，并自己建造了一个温室，培育出树苗，总结出从树的哪部分取下的枝条能活，哪部分取下的枝条不能活的经验……这次实验以后，巴甫利克学习上恐惧的心理消失了，他回答问题不用回忆书本上哪个地方写什么，而是一边回答一边思考，从他的见闻和体会观察中总结出自己的结论。几年过去后，他培育出了一些抗寒的果树品种，后来考上了农学院。

　　另一个叫米哈伊尔的孩子，一年级时参加了少年木工制作小组，对少年模型制作小组的活动有了兴趣，三年级时他制作汽轮机的工作模型，四年级时能独立地制作自己的机器，他制作的发电机模型，比火柴盒略微大一点。毕业前夕，他作了几个机器和设备的模型，都是带有自动装置和遥控装置的。他从帕夫雷什中学毕业后，考入一所综合技术学院，后成为一家专门为原子能装置生产仪器的工厂实验车间的工程师。

　　这样的例子在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中有很多。苏霍姆林斯基说：“没有那样的人，他的身上未被赋予天资和可能性，以便于他在生活中、首先在创造性劳动中表出自己与众不同的、独特的美质和天才来。”

　　他认为，只评价学习的最终成果，而忽视学生的勤奋、努力程度，这是不公正的。不能把评价变成威胁人的东西，任何时候评价都不可变为贬低个性的手段。“学习、上课、完成作业、经常得到分数——这一切绝不应当成为用来衡量、评价一个人的惟一的、概括一切的尺度……如果在教师看来，他只是一种头脑里被填塞知识的生物，他就不会成为全面发展的人。如果一个人不能宣告自己的存在，不能在人类心灵的某一领域成为主宰者……那么，所谓的人就是不可思议的。”

　　杨振宁教授不止一次说过，在国外许多杰出的实验物理学学者，如果用目前国内的衡量标准，都会早就被淘汰掉。我们现在确定所谓的“差生”、“后进生”，衡量的标准是什么？就是作业和考试成绩。但这是标准的错，不是学生的错。用作业和考试成绩作惟一标准，是受条件限制而不得已的办法，是不公平的，它毁掉了多少人才！读苏霍姆林斯基的书，我们发现，现在许多素质教育的思想，他那里早就提出来了，甚至比现在更和谐更完美。

　　因标准的错误导致被认为“差”、“后进”的学生，不是对这种不公平表示不满、反抗，就是对自己的一生丧失了自信。苏霍姆林斯基介绍说，有一个学生老是不明白植物是如何吸收养分、进行呼吸，幼芽是如何长成叶子的，教师经常说他：“你难道就不能理解这些简单的东西吗？”一次上课时，教师说：“过几天，栗子树就要发芽了，我们全班就要到栗子树的林荫道上去，那时如果阿廖沙还讲不出大家都懂的道理，那就无可救药了。”到了那一天，当全班都有来到栗子树林荫道时，发现所有的幼芽都被掐掉了。这个学生对不相信他的智力表示了抗议。

　　苏霍姆林斯基说，往往还有这样的情况，孩子一连得了几个2分之后，就似乎向自己的命运妥协了，觉得什么都无所谓，而且这种无所谓成了大家的笑柄。这是一个正在形成的人在精神生活中可能发生的最可怕的事。如果一个人从儿童时代起就缺乏自尊心，那对他还有什么指望呢？“某些儿童知道了自己在智力发展上能力有限，正是这一点成了他们不想学习的原因。一个人在童年时期就感到自己似乎是一个不够格的人，这种状况不应当出现。”

　　实际上，不同人的智力才能表现在不同方面，有的擅长抽象思维，有的擅长动手试验……正好满足了社会需求的多样性。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远非每个人都能成为学者、作家、演员，远非每个人都能发明火药，但每个人应当成为自己行业上的能手——此乃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

　　苏霍姆林斯基不只是把那种智力要求不公平的后果局限于智育，他还认为这引起德育的问题。他认为，对于孩子来说，来自教师方面最大的不公平是，他确实认为教师给他评不及格的分数是不公平的，而且还企图让家长为此而处罚他。孩子看到教师一定要把2分的事通知家长时，他就会变得冷酷无情，脑力劳动就会成为他所仇恨的事。孩子一旦感受到了别人对他漠不关心的态度，就失去了对善与恶的敏感性，产生对人的怀疑和不信任，这就是怨恨的最主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