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个夏日里，我在山间砍除灌木。几个钟头之后，决定该停下来吃午餐了。
在一根木头上坐下，取出三明治，一面欣赏四周有粗犷之美的风景。两道湍急的溪流汇成一方清澈深潭。然后挟着雷鸣之声奔下葱郁的峡谷。
我这种诗情画意本来是再美也没有的——要不是一只蜜蜂开始锲而不舍地围绕着我嗡嗡飞。那是一种随处可见、喜欢骚扰游人的蜜蜂。我想也没想，一下就把它赶走。
但它毫不甘休，飞了回来，再嗡嗡骚扰我。我不耐烦了，一巴掌把这东西拍到地上，用靴子把它猛地踏进沙里去。
不一会儿，我脚下的沙爆开来，把我吓一跳，那折磨我的小东西竟然拼命地扑着两翅钻了出来！这回我可可决不让它逃生，我站起来，使出我95公斤体重的全部力量，把它碾到沙里去。
我再坐下享受午餐。几分钟之后，我注意到脚旁的地上微有异动。一只受了伤但还活着的蜜蜂，竞又微弱地从沙里钻出来。
它居然没死，令我址分迷惑，于是俯下身子，看看它究竟伤到什么程度。看来它右面的翅膀仍相当完好，但左翅已被皱折得像个小纸团。然而那蜜蜂仍慢慢地把翅膀扇动，好像在估量自己的伤势，同时开始清除胸部和腹部的沙粒。
然后蜜蜂把注意力集中在弯折的左翅上。它的脚上上下下地快速扫动，想把翅膀摩平。每摩一次，就把翅膀振动一番，好像要试试看能不能起飞。这只伤残得无可挽救的东西竟以为自己还可以再飞！我趴在地是，要把蜜蜂那徒劳无功的尝试看个仔细。经过更真切的观察，证实这只蜜蜂已经完了——它肯定完了。我是个经验丰富的飞机师，对于翼很有研究。
不过蜜蜂毫不理会我那优越的知识。它的体力似在增加，修补的速度也在加快。那薄纱般不能活动自如的弯折的左翅，这时已近挺直了。
最后蜜蜂觉得相当有把握可以来一次试飞了。它发出很响的嗡嗡声，振翼使身体离开大地——不过飞出沙面才七八厘米就坠落到沙堆上，猛打了一个衮。它再一次疯狂地摩平、屈伸翅膀。
蜜蜂又升空了，这一次升高了15厘米才跌下另一个沙堆。它的翅膀显然已能飞行了，只是还不能控制飞行方向。它像机师那样，慢慢地琢磨一架陌生飞机的特性，试行短跳，但每次都失败了。可是那只蜜蜂每次坠地后都积极再试，拼命要纠正新发现的结构缺点。
蜜蜂又一次起飞，这次终于飞越了沙面，直朝一个树桩冲过去。险些要撞上时，蜜蜂放慢前进速度，打了个回转，飞到波平如镜的湖面上，慢慢飘行，似乎在欣赏自己的湖中倒影。蜜蜂在我眼前消失了，我才觉察自己一直跪在地上。
我继续跪着，跪了好长一段时间……
兴趣与努力谁更重要
不是要证明是非黑白，不是那么绝对，我要说的只是一股强烈的感受。那就是中国的教育与美国相比，差别甚大。
一开始，那只是难以名状的感受：虽然看到差别，却不知道根源在哪里。
最容易观察到的，是美国学生好问。课堂上，随时有人举手，只要老师不是说到兴头上，就会让他们问。问题一提出来，你会暗暗惊讶；同学们跟得真紧！
二是学生求学主动。我遇过一次，老师向学生道歉，说上礼拜的作业布置错了，是没有教过的内容，作业不用交了。但这个时候，大家的作业其实已经交齐在讲台上了。蛇有蛇路，鼠有鼠路，同学们就是懂得各师各法，主动出去。
三是讲座多。大学每个礼拜都举办很多讲座，演讲者不仅有教授，还有记者、法官、企业家，甚至其他学校来的学生。讲座是学校提供的基本服务。只要你到了学校，你就是学者，学者参加讲座是家常便饭。再大的学者，也是找张椅子坐下就听了。
四是学生的阅读面广。美国人爱读书。我说的是书，不只是报纸杂志漫画。地铁、公交车、草坪、餐厅，到处都能见到在读书的人。读书不是庄严的事情，无须沐浴更衣，红袖添香。书拿起来就可以读了。而跟专业内的同学交谈，你会发现他们读过很多书。
这些只是零碎的观察，还串不起来。直到最近跟尹忠东谈起中国的教育，老朋友的话才给了我答案。他说：“现在国内的小孩读书很苦，但我想是难以避免的，因为我们的教育是一种挑选机制。它是选拔人，而不是培养人。考什么不要紧，要紧的是把人选出来。要选拔人，功课能不难吗？”
我恍然大悟，想起经济学家兰斯博格（S. Landsburg）。兰斯博格曾经以经济学教授的身份，给逐渐长大的女儿写过十多条生活忠告，比如怎样侃价等等，而其中一条格外重要：“千万不要在你没兴趣的领域追求成功，因为你得跟那些真有兴趣的人竞争。没有兴趣，你怎么斗得过人家？”
而我们则相反。中国人的教育原则，是千万要在自己没有兴趣的领域顶住，因为你很可能是在跟同样没兴趣的人竞争，所以坚持就是胜利。而所谓的胜利，就是被选拔，没别的意思。
要知道，一个人这么想这么做，没什么大不了；一代人这么想这么做，也没什么大不了；但整个社会一代接一代，源远流长的教育传统和用人机制，始终都是这么设想和实施的话，那就很不得了了。中美乃至东西方的教育差异，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是要选拔人还是培养人，在于学者是有兴趣还是没兴趣。
要改善这个状况，必须从教育制度入手。想要让学者不仅按个性求学，还要在学成后能谋生，被社会接受，就必须把问题交给教育的自由市场，就必须鼓励民间办学，让教育产业化和多元化。不搞教育产业化和多元化，中国人的智慧，还会继续被埋没。
影响我的“重要他人”
每个人的成长，总会受他人的影响。有些人的影响不怎么重要，是不怎么重要的他人；有些人的影响很重要，是“重要他人”。
“重要他人”可能是自己的父母、爱人或朋友，也可能是一个或几个老师。
就老师来说，也并不是所有的老师都是影响学生的“重要他人”。能够对学生的成长发生积极的重要影响的，往往是那些善于鼓励、赏识、宽容学生的老师。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遇到过不少“重要他人”。尤其在我遭遇“成长危险”的时候，这些“重要他人”把我从艰难中“拯救”出来。以前我母亲喜欢找算命的先生为我预算前程。据说，在我的人生的某个阶段，会遇到某些危难，但“在危难时有贵人相助”。母亲为此很感慨，很浓重地酬谢了算命的先生。
我不信算命先生的话语，但我知道，在我的经历中，确实总是有人帮助我度过难关。
小学的胡老师，是第一位帮助我的贵人。
小学三年级以前，我的成绩很糟糕，属于老师心目中的四个笨蛋之一。
我在小学三年级读了两年。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留级，也是最后一次留级。
被通知“留级”的感觉很糟，在周围的同学看来，几乎就是被“判刑”。后来看到报纸上报道某人被“判刑”一年，我立刻就想起“留级”这个词。
好像是在“散学典礼”后，一位姓赵的老师通知我“留级”；也可能是放假一个星期后，接到“成绩单”时，上面显示的结论是“留级”。有些细节我忘记了，但有一点我可以确定：得到通知的那天下很大的雨。那年夏天家乡连续下雨，四处都是雨水。那天我是淋着雨水回家的。别的同学都把凳子搬回家了，我没有拿我的凳子。大概是因为心情不好，没心思去搬那张凳子。
那张凳子是由一个大树桩做成的，用油漆漆成黄色，很结实。大树桩是父亲在屋后的菜园里挖出来的，然后拿到村里的张师傅（村里最有名的木匠）家请他做成凳子。在一个割麦子的季节，父亲从张师傅家里搬回那张凳子。我走过去，凳子差不多齐我的肩膀。
父亲说：“你下次上学时，就用这张凳子。”
那张凳子显然是全校最漂亮的凳子。我父亲知道我在学校地位不高，属“差生”。家里“成分”不好，整个家庭在村里的地位就很低，父亲由此差不多就可以判断我在学校的日子不会好过。我猜想父亲大概是希望用一张漂亮的凳子来提高他的儿子在学校的地位。
可惜，那张凳子我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那年“留级”时，我把那张凳子也一同留在了那间教室。后来就再也没有见到那张凳子了。
我回家后，父亲虽然没怎么骂我，但那年我一直有一种很沉重的失败感。
直到第二个三年级的某一天，我忽然成了班上的英雄人物。
那天我们的数学老师去了亲戚家，学校的胡老师临时作为代课老师走进了我们的教室里。
胡老师是我的邻居。我们两家关系说不上好，但好像也不怎么差。
在那节课上，胡老师猛烈地鼓励我、赞赏我。
我呢？就开始猛烈地喜欢他的样子，喜欢他的数学课。
那天放学后，胡老师让我检查其他同学的作业，凡是经过我检查合格的，就可以回家。如果不合格，就留下来更正。
几个星期后，胡老师推荐我参加全镇小学生数学竞赛。事先我并不知道这事，那天早晨我上学迟到了，没赶上出发的时间。远远地看见胡老师骑车带着两个学生离开了村庄。当时听说胡老师推荐了我，因为等不及了，才临时换了一个人。我心里虽然将信将疑，但莫名其妙地兴奋了整整一天。
自从遇上了胡老师，我后来的小学生活一路阳光雨露。考上大学后，每年回湖北老家，我都想去拜访胡老师。
我相信：当学生陷入自卑的深渊时，教育要么成为折磨虐待、落井下石的别名，要么成为拯救落难、维护尊严的义举。在我的人生道路上，胡老师是拯救、维护过我的人。
长期以来，我对胡老师一直心怀感激。直到今天，只要遇到姓胡的人，我立刻就有好感。后来我喜欢读胡适的书，敬仰胡适的人格魅力，可能潜意识里与胡老师有关。
小学毕业后，我进了镇上的中学。在中学，我遇到一位姓王的女老师。她教我们英语。
王老师中师毕业，常给我们讲她在中师时，总是早起，然后躲在操场外边的芦苇丛里读英语。在我的印象中，大学就是一个长芦苇的地方。1988年我到大学报到的第一天就去找芦苇，可惜没找到。
王老师很漂亮，准确地说，是很有女性的魅力。记得我们班里一帮男生都自不量力地暗地里喜欢她。自信一些的男生总是找借口往王老师的办公室里跑，比如问一个英语语法问题；去交作业；或者问她明天英语学什么内容。
王老师人长得飘飘然样子，教学却严谨。要是谁没有完成作业，她会生气。她的口头禅是“你们这帮鬼人！”她这样的女老师一旦生气，往往比男老师更有威力。于是我们班没有不按时完成她的作业的。
既暗地里喜欢老师，又明摆着充满敬畏。这里面好像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我们班的英语成绩总是超出别的班级一大截。
后来在填报高考志愿时，我们班很多同学报考了外语系。这里面自然有王老师的原因。
不过，除了王老师，还有另外一位很特别的老师也起了作用。
这位老师姓涂，男的。王老师之后，我们的英语老师是涂老师。
涂老师长得上齐下齐，粗脖子，圆腰，整个身子象个吹足了气的塑料袋。他的左腿好像有点毛病，走路总是一高一低的波动。班上有几个男生一致认为绝不是他的腿有问题，而是路不平。所以背后叫他“路老师”。
涂老师身体长得太圆满了，说话也就不灵巧，简直就笨嘴笨舌（他的嘴唇很厚，感觉比正常的比例大了一号）。这样的人竟然教我们英语，你说是不是很滑稽？
最初他一开口说英语，我们在下面就偷偷地笑。凡是我们笑的时候，他就很高兴，认为是他自己讲课幽默的效应。
他为什么自我感觉那么好，我们好长一段时间没弄明白。
但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们班上几乎每个同学都喜欢上这位白白胖胖的“路老师”了。这是事实。
事情也很简单。这位涂老师对我们好。
也说不上究竟对我们有什么好，可是全班同学分明都感觉涂老师对我们好。
比如，如果哪位同学上课开小差了，他会拿出一脸的治病救人的样子，说：“哎——我讲得这么好，你不听，就有点可惜了嘛。”
比如，班上有位同学上课总喜欢打瞌睡，他会走到他的身边，使劲地带着我们读英语。等到他醒了，涂老师就很满脸善良地怂恿他：“快，我们正在读这一段了，跟上！”
作为一个男老师，人又长得如此的厚重，对他的学生竟然如此的宽容。我们喜欢他。换了你，你如何能够不喜欢他？
（以上文章的作者是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教育学博士刘良华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