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陪读现象在全国范围内蔚然成风。从幼儿园、小学，直到中学，父母陪读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常态。据中国社科院教育研究所的一项统计显示，我国36.8%的家庭存在父母陪读的现象。目前陪读之风已日益蔓延到大学校园，且“风势”愈来愈勇。

 

一

 

大学生陪读形式是多样的，如父母陪读、配偶陪读、恋人陪读、校园异性陪读，以及社会上专门提供类似服务的专业陪读等形式。其中，父母陪读是一种最基本的陪读形式，而校园异性陪读也正走俏大学校园。针对父母陪读，有记者曾对浙江杭州下沙大学城里的陪读群体进行调查，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家长扮演陪读角色，原因多种多样，但其根本目的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为儿女的学业服务。“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句话既代表所有陪读父母的心声，也培育了“陪读”这种特殊的教育形态。一些父母深切地感受到，社会竞争激烈，没有一定的学历和专业技能，便难以立足社会。这使他们将所有的心思集中在提高子女的学习成绩上。要为子女提供一个有利的学习环境，使其全身心投入到学习，家长认为陪读不失为一种好办法。陪读家庭中，除了出于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的原因之外，还有相当比例的陪读父母是因为孩子独立生活能力太差；甚至还有相当比例的父母由于担心子女在学校谈恋爱、打游戏等“不务正业”而耽误学业，也加入了陪读群体。一般地，陪读父母会就近找一份工作，平时照料孩子的生活，并约束他们用心于学业。在陪读父母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贫困家庭、农村家庭。他们之所以选择陪读，往往是由于经济条件所迫。由于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实行收费，10年间大学学费猛涨20倍，学生承担了高等教育正常运转所需经费的55%。从人均GDP和支付能力来看，我国现阶段的大学学费支出是世界最高水平的3倍以上。其中，大学本科4年的学费相当于普通农民家庭13.6年的纯收入。对于贫困或农村家庭来说，高额的学杂费已是一笔很高的经济支出，而高校内食宿要求统一标准，收费较高，又进一步加重了其经济负担。选择校外租房，一定程度上使食宿费用有所节省。但即使如此，微薄的月收入扣掉房租、水电费、伙食费及其它费用，加之异地生活的“社会不适”因素，陪读家庭的生活基本上处于尴尬的境地。

随着陪读越来越普遍，大学陪读形式也有了新的变化，“伴儿”式的异性陪读日渐风行。目前在大学里主要有三种类型的异性陪读：传统型陪读，即一男一女型；现代型陪读，即两男一女型；前卫型陪读，即多男多女型。这种异性陪读双方（或多方）相互间未必有什么特殊的熟人关系，如同学关系、好友关系或情人关系等，甚至在结伴之前素不相识，双向的陪读愿望使其走到了一起。因此，陪读当事人未必是在校学生，而有可能是社会人。异性陪读产生并盛行的原因相当复杂。一般来说，异性陪读盛行的大学多为理工类院校。在这些学校，大学生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两性之间7：1的比例是非常普遍的数据。这种两性比例不符合特定环境下异性交往资源的比例需求，甚至从人性的角度来说是“去人性”的。在此情况下，“伴儿”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是满足异性交往资源再分配的需要，有效缓解了性别比例失调的异性交往问题。异性相处，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或解除长时间学习或工作带来的劳累、乏味，甚至可以相互督促、相互学习，共同提高学习效率，的确有不少同学也正是出于学习目的而结成陪读关系。同时，不可否认的是部分大学生寻找异性陪读则出于学习之外的目的，例如寻找“感情快餐”或企图借此寻找所谓的“真爱”，甚至在畸变的动机支配下仅仅是为了玩弄感情。此外，受大学校园氛围商业化的影响，有的大学生在市场观、利益观的驱动下专门提供陪读“服务”而获取一定的经济报酬。他们通过网络、墙体广告、同学介绍等各种手段将陪读看作一种“校园市场”。陪读不犯法不违章，可以得到酬劳，对于一些经济窘迫的同学来说常常可以解决燃眉之急，甚至有人说这也是一种“勤工助学”。

                                       

  二

 

我国历来重视家庭教育，家庭教育也正是整个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家庭教育塑造了个体发展的原型。但随着年龄增长，个体将逐渐走出父母庇护的羽翼，通过独立学习和生活以实现向“社会化”的转变。这是个体成长与发展的必然方向，也是人之社会属性的内在要求。在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中，学校教育将扮演重要角色。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性教育，个体正是通过各级各类教育来获得基本的知识和技能结构，为实现全面的社会化积累必要的主观性条件。大学生已步入成年人行列，理应通过大学教育、社会教育来建构社会化的技能与心理体系，实现整体的社会化。相对于大学生群体的知识与心理结构，以及大学教育的相对特殊性、优越性及其目标价值，无论是从高度，还是从广度，家庭教育已不适应个体发展的需要。因此，作为一种另类家庭教育形式，父母陪读便成了对学校教育过程的过度参与，导致了学校教育功能的削弱，不利于孩子心理的健康成长及其社会化发展。具体说，在对教育的意义被普遍关注的条件下，父母对子女的过度呵护，使其由于缺乏社会化训练，生存生活能力非常欠缺，当他们涉入一个陌生环境时，就会感到难以适应、不知所措。同时，“享受孤独已成为当代大学生普遍而自觉的行为方式”，父母陪读进一步造成了大学生以社会参与度为标志的社会责任感的萎缩。从社会学角度来说，父母的过度庇护致使个体向“社会人”过渡和成长遭遇极大障碍。这与当今社会发展对人才的要求是严重不符的。故而，父母陪读现象折射出传统教育方式的弊端。

 

从学校教育的角度来看，大学教育对陪读现象的出现负有一定责任。目前，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培养人、塑造人的社会化机制并不健全，甚至有违科学性。从高等教育招生录取体制，到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再到社会人才选拔制度，都存在一系列“反公平”、“反教育”、“反科学”问题。具体来说，在一种不科学的高等教育体制之下，取得较高的考试分数不仅成是中学生通往大学的唯一通道，而且继续作为大学课程评价和学生发展测量的唯一标准或主要标准。对考试成绩、知识掌握的过度强调，以及单维的发展评价机制（总之，是在应试教育体制的框架下），致使学校容易采取不科学的乃至极端的学生激励机制，如降级、勒令退学，以及对所谓“问题学生”在观念上的不平等对待。这样的教育观和发展观没有顾及孩子的健康、志趣及发展愿望，背离了全人发展的教育价值观。而家长则容易从狭隘的发展观（即迎合当下大学对大学生发展的测量方式）出发，从其子女就业、社会竞争等角度考虑，选择陪读以督促子女提高学习成绩，便成了一种无奈的选择。而这种无奈选择很可能带来的是部分大学生对社会与市场竞争的严重不适应。

 

从心理学角度来讲，在任何人的集合体中，都存在异性比例合理搭配的人性诉求。异性相处，往往可以使主体提高思维和行为效率。在某些情境下，异性的无形作用甚至是难以估量的。因此，不可否认，异性陪读具有发挥促进作用的可能性，尤其是对于有学科缺陷的同学去找有特长的异性互补学习，一定程度上会改进学习效果。从大学生找异性陪读的根源来看，寻找异性陪读说明当事人的独立性不够强，其结果也必然有积极或者消极作用两种可能性。是消极还是积极，当然其关键还是在于找“陪读”的根本的出发点是什么。如果是以提高成绩为目的，来找异性“陪读”，有可能达到弥补缺陷、挖掘个人潜能的目的，不失为一种促进。然而，大学生正处在不成熟的心理与年龄阶段，理智往往难以有效控制自己的情感和情绪。与异性相处时间过长，或多或少会产生依赖心理，甚至产生情绪情感的波动，干扰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同时，异性陪读实际上很难排除校园内“情感快餐”之嫌疑。部分大学生寻找异性陪读的动机基于寻求感情寄托，甚至是“玩感情”。一些学校里，确实有不少学生把“谈恋爱”视为“有面子”，盲目攀比，社会心理学称这种“爱情”之为“表演式爱情”。对于生活环境相对单一的大学生而言，找一个“异性陪读”也往往成为变相找男女朋友的途径。即使陪读作为一种大学“勤工俭学”的一种别类形式，这种行为本身也容易导致一种心理暗示，常常给对方造成一种误解，从而影响了对方正常的学习生活。并且，以学习为目的的异性陪读，在青春“荷尔蒙”作用下，双方也容易发生超乎友情的情感关系，即所谓的“日久生情”，这属于人之自然属性范畴。任何一方如果不是从学习出发，那么这种陪读则必然对学习进步和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同时，异性陪读还具有更大的、潜在的危险性，尤其是通过网络来寻找陪读异性，由于双方之间互不了解，甚至对对方的身份不做了解和核实，对其道德、素质等难以把握，这往往给一些人提供实施犯罪的契机。一旦危险发生，后果不堪想象。

 

从高等教育学角度看，当下的大学教育对异性陪读也有一定的诱因作用。目前，大学道德教育普遍不力，大学生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健康，享乐思想具有一定的衍生空间；长期受应试教育思想影响，加之高校的发展评价机制不科学，大学生难以体验素质教育与个人发展带来的满足和充实，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空虚、郁闷情绪。而异性陪读中的“表演式爱情”及为了寻求所谓“爱情”的畸变现象，显然是有行乐思想作祟，以及驱赶空虚情绪的因素在内。而大学中心理健康教育环节的薄弱，也阻塞了部分大学生排遣孤独、空虚等不良情绪甚至医治心理疾患的重要渠道。另外，不容回避的是校园文化的“失灵”。其中，与主流文化相比，校园亚文化作为大学生群体所共享的一套价值观念，是大学素质教育重要潜性课程，不仅能够陶冶学生情操，而且能使学生的学习生活充实而有意义。但校园亚文化同时又对于主流文化具有抗拒反叛性。随着大学与社会政治、经济关系日益密切和大学组织的高度异质化，以及在“数量化”、“规模化”大学理念影响下，校园亚文化建设被遗忘，校园亚文化遭到不健康文化因子的腐蚀，校园文化应有的功能大打折扣，也助使大学生行为发生某些畸变。大学生陪读盛行，从某种角度来说体现了校园亚文化的缺失及其对主流的、健康的校园文化的反叛。

 

三

无论是父母陪读，还是“异性陪读”，似乎难以断定其利弊，就象一把双刃剑。社会和学校是应该对此持理智和宽容的态度，还是“一棒子打死”，似乎也实难选择。但我们从陪读（此处主指父母陪读）导致的可能性后果来看，陪读对个体健康成长（从个体社会化角度而言）、个体的知识与技能素质发展是不利的，由此也可以推演至陪读对整个社会和民族的不利，因为“在传统的语境下，青年大学生往往被视为国家栋梁、社会改革先锋、民族振兴的同义词”；从其源头来看，家庭教育对学校教育的过分干预、高等教育本身的不合理等因素应该为“陪读教育”下个人甚至民族的不幸“遭遇” 或“可能性遭遇”来买单。那么仅仅从这两个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对大学生父母陪读“叫停”。就校园异性陪读而言，无论是基于异性交往资源比例严重失调的本性诉求，还是真正出于学习目的，甚至仅仅是为了一份或真或假的“感情”（爱情）欲望，异性陪读实际上都反映了大学生心理素质的不理想，一方面是对消极心境的应对和转化能力不强，另一方面是对反面的、不利的情境刺激的甄别能力不够，且缺乏较强的心理防御能力。在陪读的路上越走越远，对陪读依赖性越强，从长远来看不利于学习能力的增强和心理成熟。更何况，在某些“恶性”动机支配下的“假陪读”行为很可能给当事人带来心灵甚至身体上的伤害。因此，从教育学角度，陪读是教育方式误入歧途；从心理学角度，陪读不利于个体身心发展；从社会学角度，陪读妨碍了个体社会化。总之，陪读（包括父母陪读、异性陪读等）弊大于利，理应对此喊停。

 

来源：http://hi.baidu.com/tianjiaomingyue/blog/item/f3c1900aa803ea3eb0351d7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