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电影，伴我度过那个年代

 

七十年代——我的童年时代，村里还没用电照明，没有收音机，更没有电视。傍晚之后，除了捉迷藏、挤油油、搬弄石头瓦块做游戏之外，唯一令我们兴奋的声像娱乐享受就是看露天电影了。

那时侯，县电影公司有流动放映队，每隔一个月左右，各个村里就能放映一次电影。每天晚上，我们总忘不了静静地侧耳细听，只要听见“电锅”（发电机）发电的声音，或者喇叭声响，即使跑上十几里路，大家总会相约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寻去，直到声源越来越近，声音越来越清晰，最终找到电影放映场地。有时等跑到地方，电影都放映一半了。也有的时候，听说某村放电影，结果去了之后没有，回来后，没去的人往往急着打听：“什么电影？”“《白跑路的战士》！”一听都知道，白跑一趟！

那时侯，好象电影拷贝紧缺，常常两村同时放电影，却只有一部片子，只好一村先放映，放完一本，再由专门人员骑自行车跑一二十里路送到另一村放映，那叫跑片。人们对跑片的人很崇拜，也很尊敬，跑片的人一来，观众总是前呼后拥，主动让道，——没有他们，往往看不成电影啊！

到各村看电影，时间晚了，我们小孩子往往害困，但即便是眼皮再打架，也得坚持到最后散场，为的是亲耳听到最后的广播：“今晚电影到此结束，明天晚上到××大队（村）放映！”

要是某一天自己村里放电影，那是再高兴不过的了。全村老少，像过年一样高兴，那种自豪感，不亚于现在获得奥运会主办权的东道主。下午，学校提前放学，太阳还老高，孩子们就去占地方。如果谁家的门前有宽阔的场地，被放电影的人员选中了，这家的孩子能高兴得蹦起来：“俺家门前演电影了，俺家门前演电影了！”跟他家放电影似的，到处炫耀，关系恨不错的同学好友还能被邀请到他家的平房顶上去看，要是夏天，没有任何遮拦不说，房顶上，凉风习习，边看电影边凉快，那才真叫——爽得歪歪！

每次放电影，银幕的两面，都人山人海，挤满了观众。我们最爱选靠近放映机的地方，一是因为这里正对着银幕，看电影不偏，二是能清楚地看工作人员换片子。长条的胶片一放就能动起来，我们甚感奇怪，里面的人物还能说话，真是邪门！有时候挤了片子，放映人员就将胶片掐断一截，散场的时候，我们就赶快在地上找被丢弃的胶片，拿在手里，跟得了宝贝似的，在伙伴面前炫耀。

那时候的电影，多是爱国主义战争片。大家见面最关心也是谈论最多的就是：“哪边胜利了？”“咱这边的。”那时候，爱憎分明，“咱这边的”，意思就是八路军新四军队伍，只要是国产战争片，都是“咱这边的”大获全胜。我们跟着兴奋，跟着欢呼，自豪感油然而生。很多时候，即使连续半月在各村放映同一部片子，也会寻了去看，几乎一场不落。所以，一部片子看上七八遍甚至十几遍是常有的事。在我的印象中，看得最多的电影是《雷锋》、《白毛女》、《烽火少年》、《闪闪的红星》、《苦菜花》、《地雷战》、《地道战》、《打击侵略者》、《南征北战》和《渡江侦察记》。我们写作文，也往往联想到电影里的人物故事。比如，谈遵守纪律，常常联系电影《打击侵略者》里一位志愿军战士潜伏在敌人阵地上，为了避免被敌人发现而暴露目标，一动不动地趴在敌人的燃烧弹引起的烈火里壮烈牺牲的故事；谈爱国，就讲董存瑞、黄继光；做好事，常常想起雷锋。小时侯的爱憎观念、是非观念的形成很大程度上都受了当时电影的影响。

《林则徐》是我小时候本该能看但后来一直没能看到的片子。一个冬天的下午，伙伴们招呼着去邻庄看《林则徐》，可巧那天母亲感冒发烧，“你去看电影吧。”母亲说。我却放心不下母亲，伙伴们都走了，我最终在家陪着母亲，点柴火给母亲取暖，给母亲端水吃药……所以在母亲过世多年之后，不能再为母亲尽孝的我，那一次母亲病床前的陪伴，稍微能减轻一丝我内心的遗憾。

曾经有好长一段时间没看到电影，也不知放映队上哪去了，我那个盼呀！晚上，我就自己在家里“放”起了电影，这也是我那时候的一项“发明”：在大桌子横撑上，挂一块方形白手帕，把家里照脸用的镜子放地上，将桌子上油灯的光亮反射到手帕上，然后拿事先铰好的图样在镜子面前晃来晃去，手帕上就有阴影在动，母亲给我铰的小兔子、青蛙、小狗、小鸭子，还有树呀花呀之类的，都是“银幕”上的景物，我先是邀请邻居小伙伴来看，后来竟吸引来村里很多小孩子。每天傍晚都有孩子到我家来问：“今天晚上还放不放电影？”我就模仿着放映人员的样子一场场放给他们看，给了他们，也给了我自己无穷的乐趣。

岁月是一条河，流去多少悠悠往事。老电影，一个个镜头，随着胶片的滑动，放映在我童年记忆的银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