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年－1929年）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但鲜为人知的是，梁启超在忧国忧民、勤奋著书、匡国济世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对下一代的教育。他将自己的学识和感悟润泽在儿孙身上，言传身教，悉心培养，使长大成人的９个儿女各有自己的成就，并和他们的父亲一样有爱国心。他们从不依靠父亲梁启超的名声，从不炫耀自己的功绩，而是像陶行知先生所说的那样“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默默无闻地奉献。

梁启超的９个子女皆才俊

梁启超的9个子女依次为：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其中，思顺、思成、思庄为梁启超的原配夫人李蕙仙（1868年－1923年）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梁启超的第二个夫人王桂荃（1885年－1924年）所生。

梁启超和他的九个儿女们
长女梁思顺 社会成就 详细介绍	长子梁思成 社会成就 详细介绍	次子梁思永 社会成就 详细介绍
三子梁思忠 社会成就 详细介绍	次女梁思庄 社会成就 详细介绍	四子梁思达 社会成就 详细介绍
三女梁思懿 社会成就 详细介绍	四女梁思宁 社会成就 详细介绍	五子梁思礼 社会成就 详细介绍

 

　　中国是一个深受家族制度影响的国度，名门望族的后代一直为人们所关注。但相对于政治上的豪门和商业上的巨族而言，文化名门的崛起、发展更受当代中国社会的青睐。

　　梁启超家族就是文化名门。每当我们追念起梁启超继而谈到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院士时， 心中总是为梁启超“家学”的浓厚底蕴及对儿女的成功教育而叹服。一家出了三个院士， 这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上也是不多见的，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进而探讨其中的成因。　梁启超作为历史人物被追忆，不单纯只是一种历史上的定位，更意味着他再次进入当代人的精神生活中去。因为人们总是以当前的生存环境及需求为支点， 借助与历史人物的对话来获得思想的资源与实践的方向。梁启超苦心教子及满门俊秀的成功实践，无疑为当代中国人的子女教育提供了厚重的借鉴意义。

　　墨家的根本精神，以天下为己任，吃苦耐劳，不断奉献其才华和心血。他有感于国人的某些不足，写下了《中国之武士道》，发掘古代的尚武精神、刚性文化。

他以百科全书式的大学问和大气派， 把终极关怀寄托于中华民族自强自立，寄托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

　　梁启超的政治热望和人文取向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儿女们。梁家涌现出数位学者、专家，并且无一例外地“学而优不仕”，其力量源泉显示出自其一以贯之的社会责任感和对祖国文化的热爱。梁家的文化取向贯穿了中西并重思想。梁启超具有较好的国学根底,在青年时期即全面接触西方文化，眼界大开，这使得他的学术思想站在了时代的最前列。

　　梁启超对９个子女成功的教育，可以说是这方面尤为成功的典型范例。

　　例如：梁启超曾经总结一个三步读书法，即鸟瞰、解剖、会通。鸟瞰即精略了解大概，明确重点；解剖即将各部分仔细钻研，重要处细解剖，疑难处细研究，有所得则记忆之；会通即上下左右贯通，将全书全面彻底了解而后已。

　　这个三步读书法，即通常所说的合—分—合的方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可操作性。梁启超写文章，研究问题，历来都是有的放矢,从现实的情况出发,进行考虑，绝不是一个脱离政治、闭门造车的书呆子。在他的教育影响下，他的儿女们也是这样，专心研究学问，但并不脱离政治，有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的当了全国政协委员，有的还成为全国人大代表。

　　梁启超不仅是孩子们的慈父，还是孩子们的朋友。他希望孩子们充分享受人生的快乐，但他不强求孩子们都和他一样，而是相信孩子们最终将走自己的路。这些子女经过梁启超的教育和影响，个个成才，各有所长。

　　在20世纪20年代风云变幻的中国，梁启超始终注意把握孩子们的前途，以自己超人的智慧、广博的知识和卓越的远见，对孩子们进行言教和身教。他精心培养每一个心爱的孩子，不仅努力培养他们成为有学问的人，还要他们成为有高尚品德、对社会有用的人。

　　“人活精神”，作为一个爱国思想家，梁启超着力培养孩子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孩子们小时，他常常让孩子们围坐在小圆桌旁，一边怡然自得地喝着酒，一边绘声绘色地讲中外历史上爱国英雄的故事。他通过面对面的谈话和书信，传递对孩子们的情谊，和他们平等地讨论国家大事、人生哲学，讲解治学的态度，做学问的方法，也向他们倾诉生活中的苦乐悲欢，将做人的道理融入其中。他告诫儿女：“生当乱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其实何止乱世为然），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维持着生命便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能在困苦中求出快活，才真是会打算盘哩。”他严以律己：“我自己常常感觉我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最少也要不愧做你们姊妹弟兄的模范。”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梁启超在教子中，特别强调趣味教育。他在《学问之趣味》一文中说：“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他十分尊重孩子们的个性和自愿，用心细致地掌握每一个孩子的特点，因材施教，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并鼓励孩子“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1927年8月，他的次女思庄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已学习一年，该选学具体的专业了。梁启超考虑到现代生物学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空白，希望她学这门专业。出于对父亲意见的尊重，思庄选择了生物学。但由于麦基尔大学的生物学教授课讲得不好，无法引起思庄对生物学的兴趣，她十分苦恼，并向大哥思成叙说了此事。梁启超知道后，心中大悔，深为自己的引导不安，赶紧写信给思庄。在父亲的鼓励下，思庄改学图书馆学，最终成为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在指导孩子如何做学问上，梁启超给孩子们反复强调的是学习要“求理解”，不要“强记”，并且一再告诫要劳逸结合，“多游戏运动”。长子思成在清华读书时，各科成绩优秀，业余爱好十分广泛，是清华大学铜管乐队的队长，还在全校运动会上获得过跳高第一名。

　　当孩子们在学业遇到困难时，梁启超总是引导他们解开疙瘩，战胜困难，继续前进，教导他们要“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要他们“一面不可骄盈自满，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他告诫已到美国留学三年的思成：“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某些部门，稍为多用点工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他还告诉思成：“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你务要听爹爹苦口良言。”当得知在国外求学的思庄对英文成绩不满意时，梁启超就多次去信安慰：“绝不要紧，万不可以此自馁，学问求其在我而已。”“庄庄成绩如此，我很满足了。因为你原是提高一年和那些按级递升的洋孩子的竞争，能在三十七人考到第十六，真亏你了。好乖乖，不必着急，只须用相当的努力便好了。”……

　　梁启超不仅注重用自身的言教和身教教育孩子，还注重聘请家庭教师培养孩子。1924年以后，梁启超的四子思达、三女思懿、四女思宁渐渐长大，而他们的哥哥姐姐思顺思成思永思庄思忠则已先后出国留学，只有他们生活在父亲身边，住在天津意租界的居所。为了充实子女们的国学、史学知识，从1927年下半年起，梁启超就聘请他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学生谢国桢来做家庭教师，在家中办起了补课学习组，课堂就设在饮冰室的书斋里，课程包括国学方面：从《论语》、《左传》开始，至《古文观止》，一些名家的名作和唐诗，由老师选定重点诵读，有的还要背诵。每周或半个月写一篇短文，作文用小楷毛笔抄正交卷。史学方面：从古代至清末，由老师重点讲解学习。书法方面：每天临摹隶书碑帖拓片，写大楷二三张。每周有半天休假。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兄妹几人国学、史学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梁启超教导孩子们“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其实是“天道酬勤”，埋头耕耘的人总是会有收获的，梁启超付出极大心血精心教子，换来的是9个子女个个成才的硕果。其中，长子梁思成成了中国著名建筑学家、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委员，次子梁思永成了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连最小的儿子梁思礼，也成了火箭专家、当代中国导弹控制系统的带头人，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对生长在“满门俊秀”家庭的子女而言，其父亲梁启超，的确是“父爱如山”啊！

　　梁家的学术贡献薪尽火传之所以值得重视，不仅在于其学术成就本身，也在于文化体验和人生价值取向。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尘世的功名利禄也会随着生命的结束而烟消云散， 但人的思想、学术却可以长期、甚至永远地存在.梁家是一个和睦、幸福的文化大家庭，既积淀着中国的伦理传统，又不乏现代色彩。梁启超一生奔波、忙碌,而对家人总是眷念绵绵。有时他对家人倾诉着痛苦和喜悦。他既是家长、父亲，更是儿女们的朋友和导师。来源：搜狐教育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