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没因立场不同而不聘请我父亲”

　　羊城晚报：教育界有一种看法，认为现行教育制度已经成为禁锢学术自由成长的很重要的因素，您对此有何看法？

　　汤一介：教育制度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教育引导的方向比较急功近利。为什么学校一下扩那么大？就是想更快地取得成果。其实学术不可能更快地取得成果。各个地方都在争着建立大学，其实你想想我们有那么多能力、有那么多老师、有那么多资金办好大学吗？没有。一些地方办大学不是真正为了学术，而是急功近利的形象工程吧。

　　羊城晚报：有一个情况想请教您。从资料上看，我们中国学术论文的发表数量之多在世界上排第二位，可是其中80%的论文引用率非常低，差不多为零。看起来似乎学术繁荣了，可这种繁荣掩盖了什么样的问题？

　　汤一介：很多论文就是为了评职称。硬性地要求大学老师有多少篇论文、多少本著作才给他评职称，这是非常错误的。刚才谈到胡适聘请我父亲的事情。我父亲1922年回国后，先是在东南大学当教授，后来胡适看到他的文章，就把他聘到北京大学来了。那时他一本书也没有，只有几篇文章，而且胡适跟他是不同的两派，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之一，而我父亲是“学衡”派的重要成员。胡适没有因为他们的立场不一致而不聘请他。恰恰因为他的学术，就那么几篇文章，他就可以在北大当教授，当系主任，而且在胡适离开北大之后委托他代为管理大学。如果按现在的条件，我父亲那时还不够格当教授。

　　“这就是为什么发生信仰危机的原因”

　　羊城晚报：为什么中国学者论文的引用率那么低？

　　汤一介：大概情况是，有些论文只是把国外的学术思想翻译过来就得了，没有新的创造，人家干吗要引用你的呢？所以我常常讲，学和术应该分开。学是你创造的一套理论，术是学到人家的技术。我们学人家的技术还是快一些的，比如造汽车，这个比较容易，也容易产生GDP。可是在科学理论上没有创造，都是跟着人家的理论跑。人文社会科学用的也都是人家的理论。

　　羊城晚报：追求GDP和追求学术自由有矛盾吗？

　　汤一介：GDP当然也重要，但过分看重就把别的东西消解掉了。GDP是一种工具理性，追求经济不断发展，它削弱价值理性，使人文没有价值了，这就是为什么发生信仰危机的原因。

　　羊城晚报：是不是在学术界教育界提出一个价值理性的问题，正是对逝者的最好的纪念？

　　汤一介：对。

　　又是清明。怀念的天空早已飘落起纷纷扬扬的雨丝。浓雾中，先哲们拈花一笑而去，那一转身携走的似有还无。

　　我们为何怅然若失？为何急于捡拾起那一片片失落的记忆？因为先哲们带走了属于时代的智慧，也留下了无言的警示。

　　-观点

　　乐黛云(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开创者之一)：

　　学术上不该老讲“统一思想”

　　我特别怀念的是王元化先生，他提倡新启蒙思想是很有意义的。王元化先生是非常有创新能力的，而且他曾经对社会非常关注，他是可以做出成绩、提出创造性思想来的，可是很遗憾，因为毕竟形势不给他创造条件，非常可惜。因为同样的原因，任继愈先生、季羡林先生，他们晚年也放弃了自己曾经坚持的东西来迎合潮流。他们本应有更大收获，应该是辉煌的，但实际上并没有。反而他们往往随波逐流，讲一些人家愿意听的话，放弃了自己真正的独立思考。当然我对他们是非常尊敬的，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在学术上不要老是要讲统一思想，什么都统一了，还怎么能有特色，怎么能有创造呢？所以钱学森最后提出来的关于为什么培养不出有创造性的人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因为你老统一在一个思想上，你就没法创造。

　　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这些曾经有过重大成就的学者，应该研究他们中的一些人为什么没有真正把学术创造进行到底，为什么没有真正做出很大的成就来。

　　朱清时(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筹)创校校长)：

　　培养大师首先改革教育体制

　　要培养出大师，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进行体制改革，不改革一切都是空谈。现在的高等教育学者不追求学术精神，不愿意为学术献身，这不可能做出真正的成就来，更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学术大师。

　　我们现在正在做这样一件事(筹建南方科技大学)，就是为了实现钱学森的遗愿，为时代培养真正杰出的人才。我觉得，要改变目前教育的现状，必须进行大学的教学体制改革，改变目前行政化的状态。现在大学的运作是权力主导的，在学校里谁权力大谁说了算，而一个真正的学术殿堂，应该是学者说了算，谁说的对谁说了算。而如果延续目前以权力为主导的状态，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就被扼杀了，就培养不出创新型人才。

　　进行教育的管理体制改革，这是培养杰出人才的前提条件。这个改了，其他就好办了。你看世界一流的大学，剑桥、牛津、哈佛，从来不说自己要培养大师，但是培养出了多少大师级人物！问题就在培养机制上，机制好了，人才自然而然就培养出来了。

　　李元元(华南理工大学校长)：

　　培养创新人才需要创新模式

　　如何培养创新人才，我认为应该从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开始。传统的教育观念片面强调基础知识的传授和知识面的铺陈，这样的教学有时甚至阻碍了学术“天才”、尖子生开展学术探究的激情和个性的张扬。我们尝试着用“带着问题打基础”的学习观念，开展以解决前沿科学问题或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为导向的探究式学习。

　　我认为，培养创新人才个性化教育很重要。传统千人一面、按部就班的教育模式适应批量培养合格的专门人才，但不利于尖子生成长和创新人才培养。华工的基因组科学创新班就打破了传统的大学严格的课程计划和培养体系，敢于给特殊学生开小灶，把常人眼里的偏才、怪才变成科学研究中独当一面的天才、帅才。

　　张敏强(教育专家、华南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

　　营造尊重知识崇尚科学环境

　　科研项目都强调团队作战，分工越来越细，很难涌现出主导型的人物。社会要为知识分子营造发挥才能、冷静思考的环境，否则把科研当成行政一样抓，什么都要多出成果快出成果，这不是科学的研究态度，对学术也非常有害。同时社会要宽容，允许科研工作者有缺点有个性。也要营造尊重知识、崇尚科学的环境，当知识分子都把当科学家作为第一位的梦想时，大师才会更多地涌现。

　　高校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不能盲目强调公平，要给予有潜力、有兴趣、有志向的苗子适度的倾斜，给他们创造更好的成长条件。10个苗子能有一两个成了杰出人才，这个培养就是值得的！

　　-深度探问

　　该如何回答“钱学森之问”

　　小乔

　　一个接一个的大师，都到了蓝天白云，斯人已去，绝响谁继？

　　在近代欧洲，规模并不大的社会经济转型产生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一代又一代的大家。当代中国的转型无论是规模还是速度在世界历史上罕见，却尚未能看到大师产生的踪影。迄今已有八位华人获诺贝尔奖，但在13亿人口的大陆，人才济济却无一人获奖。中国怎样才能出学术大师？“钱学森之问”令我们苦苦求解。

　　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底蕴到哪里去了？这样的质疑与担忧，本身就说明这个时代复兴传统文化的努力并没有成功。有学者认为，在原创匮乏的今天，我们能做的只是文化的阐释，通过再度阐释来达到文化的复兴。但同是阐释，也有高明和平庸之分。明代王阳明以其“心学”对传统儒学作出了全新的阐释，而今天的阐释典型如易中天、于丹，只是以说书人的表演在赢得普遍的掌声。尤其是，知识分子在如今公共事件的关注讨论中集体缺席，自我弱化，更成为这个时代最严重的病痛之一。没有内部的文化崛起，又谈何弘扬中国文化？又谈何继续产生影响时代影响世界的学术大师？

　　回答“钱学森之问”，除了关注时代之痛外，自然绕不过备受诟病的现行教育体制。不仅有高校科研机构的假论文假大师盛行、一心评职称捞钱的浮躁，同样关涉到我们中小学应试教育的功利。教育很大程度上被自己的客户牵着鼻子走，目光为金钱的光芒所迷。他们失去了自己最宝贵的思考力、判断力、想象力和创造力，忘记了自己肩负的神圣使命，欠缺了高瞻远瞩的目光，欠缺了超越时代的超前意识，欠缺了独特的办学思想。

　　政府在教育文化领域的投入在大幅增长，但却事与愿违收效甚微。且不论世界上尚没有经验表明，政府的大量投入能够产生这样那样的大师，至少这样的结果应该促使我们进一步反思现存的文化管理体制。这一管理体制被人诟病为不重鼓励创新而重于控制，因而容易对一些新出现的文化思潮和形式，作出过分敏感的其它解读，难免将可能的文化创造扼杀在本能和直觉的状态中，从而造成文化界“一收就死，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尴尬局面。

　　清明之际，怀想大师。如杜鹃啼血，声声呼唤文化的早日复兴。印度诗人泰戈尔说：“信念是鸟，它在黎明仍然黑暗之际，感觉到了光明，唱出了歌。”

　　-回望大师

　　●国学大师季羡林

　　季羡林，当代著名语言学家、历史学家、东方文化研究专家、翻译家等，历任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副校长，曾任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精通12国语言，被称为“学界泰斗”。2009年7月11日8时50分在北京因突发心脏病病逝，享年98岁。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在《病榻杂记》一书中，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凤毛麟角”任继愈

　　任继愈，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2009年7月11日4时30分在北京医院因病逝世，享年93岁。

　　任继愈先生把总结中国古代精神遗产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和使命，致力于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广泛研究哲学、神学、历史、文学等，被毛泽东誉为“凤毛麟角”。

　　●航天之父钱学森

　　钱学森，杰出科学家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之一。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王”、“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2009年10月31日上午8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自1958年4月起，他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发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学等。

　　●漫画大师丁聪

　　丁聪，中国著名漫画家。2009年5月2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来世上走了一趟，很高兴做了一件事，这就是画了一辈子漫画。”

　　抗日战争时期，转辗于香港及西南大后方，发表过不少较有影响的以“争民主”为题材的讽刺画。1979年《读书》创刊起，为该杂志画了整整30年的漫画，始终没有中断过。《读书》原主编沈昌文说：“读者只知道他给《读书》画漫画，不知道我们每期的版式都是他设计……”

　　●民族工商代表经叔平

　　经叔平，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优秀代表，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民生银行创办人。2009年9月14日17时在北京逝世。

　　31年前，这位“红色资本家”在年届60时再度出山，协助荣毅仁二次创业，组建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随后组建了中国第一家咨询公司、第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第一家律师事务所。78岁时，经叔平更是创建了中国首家主要由非公有制企业入股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并在2000年12月上市。

　　●生物学家贝时璋

　　贝时璋，实验生物学家、细胞生物学家、教育家、中科院院士。2009年10月29日上午在北京逝世，享年106岁。

　　上世纪30年代初发现了中间性丰年虫，并观察到其雌雄生殖细胞相互转化现象。70年代提出细胞重建学说。重视交叉学科，先后组织开拓了放射生物学、宇宙生物学、仿生学、生物工程技术、生物控制论等分支领域和相关技术，并培养出一批生物物理学骨干人才。

　　●社会活动家孙起孟

　　孙起孟，中国著名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的卓越领导人，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七、八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2010年3月2日12时30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翻译家杨宪益

　　杨宪益，中国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文化史学者和诗人。2009年11月23日早上6时4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曾与夫人戴乃迭合作翻译全本《红楼梦》、全本《儒林外史》等多部中国历史名著，在国外产生广泛影响。

　　●高等教育开拓者黄焕秋

　　黄焕秋，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曾任中山大学校长、党委书记。2010年2月28日凌晨2时43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4岁。

　　1980年，黄焕秋出任中大校长。“文革”结束，百废待兴。他大胆走出去，团结海内外热心教育、关心祖国发展的人士，动员他们捐建教学设施。中大梁銶琚堂是改革开放后内地高校最早以境外捐资人名字命名的建筑。改革开放初期，一个大学竟敢以企业家命名一栋楼，这开了全国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