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从电视上看到卢安克的形象时，坦白讲，我几乎肯定他就是一个当世的圣人。记得那一期的央视《面对面》节目中，柴静在节目结束时问这位来自德国的支教志愿者：“你不喝酒、不赌博、不恋爱、不吃肉，如果你不为这些，那么你为什么生活？”卢安克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有更大的乐趣啊，比能表达的更大的乐趣。”随后，他笑了，笑容多么自然、真实，不像我见过的有些笑容那样瘆人，让人后脊发凉。
但让人后脊发凉的事情到底发生了。当我今天登陆卢安克的博客时，看见了这样的一条声明：“按照有关部门的要求，我在这要声明：我没有获得正式的志愿者身份，也都没有获得中国的教师资格。”这些文字让我很震惊，因为它们让我无法确信今天的自己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由于缺少那个荒谬的所谓“资格”，以及“社会反应所带来的后果、责任和压力”，卢安克不得不关闭了自己的博客。我此刻在想的是，如果他不这样做，那个神秘的“有关部门”会不会在将来的某一天忍无可忍，强制让卢安克收拾背包滚出中国呢？我想想都觉得丢人。
“我不是本国人，还是去管一些外来人不应该管的事情，使得本国人有些难受。”卢安克有些无奈地解释自己的这个决定。“为了不伤害你们的自尊感，我是不应该管留守儿童的事情。但如果我放弃，我的学生又很难过。”
因此，卢安克解决这种矛盾的办法是：把信息封闭起来，不让外面的人知道他此时在广西与世隔绝的山村中和留守儿童们经历怎样的生活。可怜一个德兰修女式的闪耀着道德光辉的人物，如今却被中国的媒体生生“硬弄”成了一个有特殊癖好的，心怀叵测、恨不得哭诉着上访的老外。想当初，一个德国年轻人怀揣那么一点点正常人应该有的梦想，来到中国广西的乡村，志愿执教十年，请问这又有多少中国人能够做到。哪怕是出于礼貌，我们都不应该去如此无礼地搅扰他的生活，不管你认为那是一位苦行僧的生活，圣人的生活，还是一个恋童癖者的生活。
复旦大学的陆谷孙教授如此评述卢安克：“我倒很想多读到一些媒体人士报道这种无名英雄的事迹……可惜迄今为止，此类人和此类事听说得不多，形不成卢安克给我带来的心灵震撼，倒是国内有以支教为名行骗谋利的事见于报端，亵渎了慈善二字。”或许，周围的欺骗、虚伪、巧言令色充满了我们每天的生活，已经让我们习以为常，而当我们不经意间见到一位性格中闪耀着那么一点点率真的人时，我们反而迷失了，不愿意或者已经没有能力去相信他笑容里的真不是装出来的。
可以说，多年来我们已习惯于把变态当做常态。赈灾义演成了拍卖大会，捐款义举成了炫富比赛，那么当我们今天面对卢安克这个“异类”的时候，我们可悲地发现自己彻底失语了。伟大的现代汉语居然没有什么词汇可以让人心悦诚服地解释卢安克这个个体。于是，他只能在媒体的眼里充当“外国活雷锋”，成了“感动中国”的榜上人物，此外无他。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当然有理由去怀疑卢安克，因为我们打心眼里怀疑“活雷锋”和“感动中国”的真实性。
我们太久地习惯于鉴定一个人的道德是“崇高”还是“伪崇高”，并乐此不疲。这种在道德上对人的“指指点点”让我联想到学者蒋勋在《孤独六讲》中提到了一种“不允许孤独”的情形：“一方面我们不允许别人孤独，另一方面我们害怕孤独。我们不允许别人孤独，所以要把别人从孤独时刻裡拉出來，接受公共的检视；同时我们也害怕孤独，所以不断地被迫去宣示：我不孤独。”
蒋勋的话是颇为警奇的，因为“不允许孤独”的背后透露出的是一种横行的群体公权力，它随时可以把一个独立个体的从自身的孤独中剥离出来，放置在公众的话语中进行评判，形成一种貌似激烈，却毫无持久度和方向感可言的伪讨论。今天的这种讨论当然不足以解释卢安克这个人，甚至可以说这种讨论与他毫无关系。
在我看来，卢安克只是一个孤独的理想践行者，丝毫无意于将自己暴露在人们的目光之下。在他翻译的施泰纳所著《儿童的教育与改革》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为了能弄清一个人的将来，我们需要研究他的掩藏的本质。可是我们现时代的人不愿意这样做，现代的人只管表面出现的问题，却没有耐心，也没有信心和把握去研究隐藏的问题。”卢安克翻译的这段话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讽刺吗？还是仅仅因为我太敏感？但我知道，我们的社会可以说已然失去了从更深的层面思考一个人的可能性，因此——
在卢安克面前，我们显得多么渺小。以一颗渺小、扭曲的心去评说卢安克的善良与率真，这无疑构成了一种冒犯，但它并非冒犯了卢安克本人，或者广西东兰县切学乡的留守儿童们，甚至也并未冒犯到今天某些人的自尊心。真正受到我们冒犯与玷污的，是对一个独立的个体最起码的选择权的尊重与宽容。而施行这种冒犯的，又将是一个何其可耻、可悲的社会！（ 孙骁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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