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识某文。
孝悌之理、孝悌之道真正搞明白了做到了,然后再进行知识的传授,就是这里的“知某数,识某文”。数代表现在的自然科学,文代表现在的人文学科,知识的传授古今中外不过就是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两大类,但二者的传授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千万不要把二者混为一谈。
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与学习,要学生真正懂了明白了,在此基础上再继续第二步的传授,第二步明白了再走第三步,躐等越级是不行的。人文学科则不然,很多道理要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才能逐渐理解。一部《论语》一辈子也读不厌,一次有一次的理解,一年有一年的体验,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如果用教自然科学的方法来教《论语》,小孩子哪里能够懂呢?怎么办呢?背诵,反复的背诵,一遍又一遍的加深印象,印到骨髓里面去。这样,等小孩子走入社会,遇到做人做事的具体问题的时候,孔老夫子的话会突然间蹦出来,那时他就知道应该怎么去做了。如果没有背诵的童子功,现上轿现扎耳朵眼,就远水不解近渴了。
《三字经》在这里特别强调了这两种不同的教学方法,对自然科学是“知某数”,知是认知,一定要理解了明白了,才是传授进去了;没有听懂不明白,就是没传授进去。西方教育偏重走认知哲学与认知心理学的路子,认知哲学指导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学科学知识必须按部就班,初级科目明白了才能上升到高级科目。初等数学懂了才能教高等数学,所以科学教育就要用科学的方法来传授。但是我们人生中遇到的绝大部分问题都不属于科学范围,科学方法能够解决的问题还占不到十分之一。所以西方的小孩子自然科学课程成绩不好都不紧张,如果死板板地一定要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教一切学科,就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所以在人文学科方面要注意“识某文”的教学原则。
识是见过面、彼此相识,“识某文”要通过长时间的熏陶才能自然形成,不是懂了就完事了。能写一手好文章的人,一定是某文识得多,以大学者胡适为例。胡适四岁就开始读古诗,六岁上私塾开始背古文;到了九岁的时候,自己就能看古典小说了,两年之内他偷偷地看完三四十本古典小说。十一岁的时候,老师正式教他读古书,第一部就是《资治通鉴》,十三岁上又把《左传》读完了。十九岁胡适考取公费留学生,二十七岁拿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二十八岁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写出《中国哲学史》这部不朽之作,三十岁时胡适已经是誉满全球了。凭什么?十三岁之前接受的传统教育的基本功。他去讲演从来不带书,却能引经据典而且一字不错,因为经典都印在他的脑子里了。胡适是成名了,他却提倡白话文,不让后人再读古文了。
现代中国再没有诞生出真正的文学大家,而林语堂、梁实秋、徐志摩、朱自清、钱钟书、沈从文、鲁迅乃至老舍,没有一个不是读古书长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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