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今年29岁，已经是世界五百强企业联想集团的总裁高级助理。他21岁被当时全球最大电脑商戴尔电脑公司聘用，先后在3个重要部门任职。他2009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商学院，曾是花旗银行10名“全球领袖计划成员”之一。他就是于智博，被媒体称为“输”在起跑线上的哈佛男孩——小学留级，中学排名倒数；9岁时父母离异，自小由爷爷奶奶带大；16岁时去美国留学，就读于一所全校只有50人的乡村中学。 　　 资料图片 　　小学留级 中学倒数 体育是他自尊心的避风港 　　9岁时，因为父母离异，于智博从上海转学到了成都，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转学时，我本应读小学四年级，但参加了当地学校的入学考试，成绩不好，结果又降了一个年级，从三年级开始读。”于智博说。时隔多年，他才知道，为了让他留在那所小学，父亲和奶奶还到学校校长家里送了很多当时被认为是高级营养品的麦乳精。 　　转学初期，于智博听不懂“川音”，常常被同学们戏称为“上海老俵”，还有同学嘲笑他来自父母离异的家庭，但他说这些对他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一来老师及时制止了他们；二来他整天想得最多的还是去外面操场跑两圈，打打球。其他事情都没太放在心上，他说自己，实在太喜欢体育了。 　　对智博的学习成绩，父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父亲对他说：“80分左右就行了，掌握基本知识和理论就够了，为了几分点灯熬油不值得。” 　　“但一上中学，学业压力一下子就上来了，我那时经常排名倒数，尤其是数理化成绩极差，父母请了学校里最好的老师给我补课，但成绩就是提不上去。”于智博说，他最喜欢历史和地理，单科排名甚至能排到班里前三，语文和英语也不错，但是一加上数理化，“那就惨了。” 　　有一次，母亲参加了他的家长会，那次他考得很“砸”，综合排名在全班倒数第三，数理化成绩倒数第一，母亲回来后，狠狠地打了他。但即便如此，父母也没有以耽误学习为由反对他参加校田径队。 　　“小时候，是觉得好玩，中学时，体育成了我自尊心的避风港。”于智博当时是校田径队的主力，每天训练时的奔跑，是他释放学业压力和树立信心的渠道，“田径场上锻炼的意志和吃苦精神，是在课堂上体会不到的”。 进入不到50人的美国“乡村中学” 两个月掌握美式发音 　　16岁的夏天，于智博成为美国俄勒冈州中部的密歇尔高中毕业班的一名留学生，但与最初“胜利大逃亡”的心境不同，密歇尔这个乡村小镇的现实，让他“大跌眼镜”。 　　“虽然自然景色不错，但那个小镇总共才有350人，镇上只有一家商店、两家餐馆、一家邮局和一所学校，甚至街上连红绿灯都没有。”乍从人口稠密、热闹繁华的成都来到这个美国乡村小镇，于智博“惊讶得目瞪口呆”。 　　作为镇上唯一的一所中学，密歇尔高中是全俄勒冈州里规模最小的高中，“全校学生还不到50人，学校只有一座连排的平房”。于智博承认，他当时的心理落差挺大的。 　　语言关是于智博当时所面临的第一关，刚来美国的头3个星期，他发现自己原有的英语底子十分有限，同美国的老师、学生交流也很吃力。“我不怕出丑，跟着重复同学和老师所说的话，多与当地人交流，模仿他们讲话时的口吻和语气。”即便没有人的时候，他也在听录音并大声模仿。两个月的时间，于智博基本掌握了美式英语的发音，“年轻的时候，只要想学，挺容易上手的”。 　　从这所美国高中毕业班后，曾令于智博最头疼的数理化，竟让他“大出风头”。 “美国高中三年级的数理化内容是我在国内初三就学过的，在那边，我考试基本上八九不离十地拿满分，还被提拔成数学老师的助教”。后来，同学间开玩笑时，会对他说：“我不是中国人，所以我不懂数学。” 　　留学一年后，于智博代表优秀学生团体，在高中毕业典礼上发言。之后，校长私下告诉他，若不是他最后用中文说了句“谢谢大家”，校长差点忘了他是位外国学生。 　　从三流大学到名牌高校 蜗牛爬到山顶，和雄鹰的视野一样 　　选择大学的时候，考虑到自费留学和成绩等个人条件，于智博选择了 “一所又小又便宜的大学”——东俄勒冈大学。“那是当时最适合我的选择。那时我刚满 17岁，不太了解美国大学的情况，也不敢走远，家里又不是很富裕，选择大学的余地并不太大。东俄学费很便宜，而且大学期间转学在美国很普遍，也比较方便。” 　　大二时，于智博开始计划自己人生的下一步——转学去名牌大学深造。“在东俄的时候，学分我都修够了，但选择转去哪儿是个问题。”像哈佛、耶鲁大学等私立名校，一年学费一般是3万～4万美元，这是他当时“想也不敢想的数字”，其他一些名校，学费中等、专业排名靠前的又不是他想学的专业。最后经过反复权衡，于智博决定转到密歇根州立大学，读供应链专业。“密州大不仅学费比其他同级大学便宜，而且它的商学院拥有全美排名第一的供应链管理系。” 　　进入密歇根州立大后，因为热心公益和成功牵头筹办了学校里第一届中国供应链论坛，于智博获得了学院里学生的个人最高奖项——每学期所评选的一名“最佳学生”。后来，这个论坛保留了下来，还成立了相关的奖学金。 　　从密歇根州立大学毕业后，于智博在戴尔总部工作了3年，25岁的时候，他决定报考哈佛商学院。GMAT测试他考了3次才通过，“我考试能力差的问题又暴露出来了”。第二次失败时，他几乎要放弃，“就像高考落榜的感觉，时间和精力都用上了，但心态没摆好，很紧张也很浮躁。”第三次考试时，他不但顺利通过，还提前一个半小时交卷。“第一次轻敌，第二次弦绷得太紧，第三次才明白张弛有度，学习得劳逸结合，而且我相信付出一定有回报。” 　　“人生有多个起跑线，也许我现在落后于人，但并不见得会永远落后于人，找到属于自己的最佳匹配，才是最重要的。”于智博说，他最喜欢俞敏洪的一句话：蜗牛只要能够爬到山顶，和雄鹰所看到的景色就是一样的。 海外大公司的职场经历是他回国发展的练兵场 　　2009年，于智博在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求学生涯结束了，他邀请父母来参加他的毕业典礼。由于母亲是单身，曾经有一次被拒签的经历，为了保证离婚多年的父母能够在哈佛有一次相见，见证儿子不凡的努力获得的成功，享受一家三口在一起喝咖啡的温情，于智博甚至动用哈佛大学校长给母亲写了一封邀请函，请母亲前往参加毕业典礼。 　　没有想到的是，远在重庆的母亲还是被拒签了。听到这个消息的一刻，于智博的眼圈红了，自己多年的期盼成了泡影。父亲得知了消息后对他说：“儿子，不要伤心，我们被拒签是因为国家还不够强大，如果中国有一天成为真正的大国，恐怕我们拒签的将会是别人。” 　　这话被于智博记在心上。 　　2008年，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这一年年底，也是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生们四处求职的时间。在三成同学没有满意工作的时候，于智博一下子拿到了5家机构的聘书，分别是花旗集团、三星株式会社、LG电子、苹果计算机和美国篮球联盟(NBA总部)。2009年，哈佛毕业之后，于智博选择了到花旗银行工作，尽管与其他4家公司相比，待遇是最低的，但是在他看来“工作中可以锻炼的能力和学到的东西是其他4家公司的数倍”。接受培训之后，他被派驻到巴西，在那里，他成功组建了南美银行界第一个专门服务中资企业金融团队，并被评为最佳新员工。 　　在花旗，广阔的事业前景等待着他。然而2010年，于智博毅然作出了一个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决定——回国发展。“在我上哈佛之前，联想集团就邀请过我回国工作，毕业之后，他们再次期望我能够回国做杨元庆先生的助理。因为我的人生目标就是回国发展，使中国在世界上更强大，之前的海外公司经历都是回国发展的练兵场。” 　　对于他的选择，父亲很赞成，他说：“在戴尔和哈佛，尽管有同事之间的合作，但主要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式的战斗。今后的岗位需要的是协调各方，进而领导多个部门，需要更多的韧性和付出更多的辛苦。” 　　在教育专家史青星看来，现在不知有多少父母还为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而纠结，而于智博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在今天能否取得成功，是否能够取得喜人的成绩，与他曾经的过去关系不大。“未来的成绩决定于你现在迈出的每一步，而不是你曾经的起跑线上的表现。” 孙倩点评： 一个成功人的成长过程不是从小到大都是最优秀的，他需要良好的家庭环境、需要得到身心的满足、需要时间才能成为最好的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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