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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功成名就了，人们才觉得惊奇称异，不晓得成功的后面是多么的不容易。你们这些小孩子，应该早早立志。“人活一口气，树在一张皮”，人不立志，终归是个凡人。
    曾国藩教育子侄读书，提出三点要求，首先就是立志，然后才是持之以恒地向学。曾国藩说：“盖世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
    在中国文化里面，宋代名儒张载，张横渠先生有四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已成为宋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目标，后世学者都以此立志向学，事实上也应该如此读书求学。
   上面举完了年老勤于学的例子，下面再举年幼志于学的例子。
莹八岁，能咏诗，泌七岁，能赋棋。
    北齐的祖莹八岁的时候就能够咏诗，能背诵《诗经》《尚书》等经典。祖莹，字元珍，南北朝时后魏人。《魏书•祖莹传》中记载：祖莹“八岁能通《诗》、《书》，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于父母寝睡之后燃火读书。由是声誉甚盛，时号为圣小儿。十二岁为中书学生，时人云：京师楚楚袁与祖，洛中翩翩祖与袁。以文学见重，常言：“文章须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 ？”
    祖莹好学，十二岁为中书学生，时时沉缅于书籍，夜以继日地苦读。父母担心他身体会出毛病，禁止他读书，晚上不给他火种。他暗将火种藏在灰里，等到父母都睡熟了，就用被子把窗户遮盖起来，点起灯读书。中书监高允赞叹说：“此子才器，远非诸生所及，必当前程远大”。
    有一次，中书博士张天龙讲《尚书》，祖莹被选为主讲。学生都已经到齐了，祖莹因为夜里读书太迟，睡过了头。他慌忙之中误将同房学生李孝怡的一本《曲礼》当作《尚书》，登上讲台才发现拿错了书。张天龙很严厉，祖莹不敢再回去换书，就将错就错把《曲礼》放在面前，诵读《尚书》三篇，不漏一字。李孝怡发现了这一情况，报告给张天龙，所有的人都极为惊异。
    高祖得知此事后，招祖莹入宫，令诵五经章句并陈述大义。听后大加赞赏，开玩笑说：“昔尧流放共工到幽州北裔之地，这么差的地方，怎么忽然出来个神童呢”？祖莹后官至三司，进爵为伯。
    另外一个人就是唐朝的李泌，他七岁的时候下棋，就能够以此为题，当场赋诗。李泌是宋朝以前最大的藏书家，在他父亲李承休一辈已有藏书两万余卷，到李泌相德宗、封邺侯的时候，藏书已过万余卷。韩愈有诗说：“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后世将藏书之处称“邺架”。
    李泌是历史上一位类似诸葛亮、刘伯温的传奇人物，但论智论功，似乎又在此二位之上。诸葛亮累死于蜀汉，刘伯温被迫服毒身亡，相比之下，李泌就比他们都高明多了。
    李泌，字长源，唐朝中期赵郡中山人，自幼时以“奇童”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以后历事玄宗、肃宗、代宗和德宗四帝，其间四落四起，位至宰相，封邺县侯。
    李唐江山遭安史之乱的大劫而能不垮，实赖两人之力：外面靠郭子仪东征西讨，朝中靠李泌运筹帷幄。李泌不但在军事上出谋划策，为收复长安洛阳两京，平定安史之乱做出贡献；而且在李辅国、元载等权佞横行之时，还为朝廷选荐、保全了一批中唐名将如韩晃、李晟、马燧等人。至于处理与回鹘、吐蕃等异族关系，李泌献言建策，为当时唐朝外交政策的主要决策人。其他如兴屯田、定人事、开财源等，李泌也无不与之，多谋善断，屡见奇效。
    李泌的奇功之一，一身兼任总长、外长、财长等数职；奇功之二是对皇帝家务的全面介入。皇帝的家事历来就属于“闲人免进”之列，否则就是找死。历史上因皇帝闹家务而骨肉相残，导致政局大动荡甚至皇权崩溃的事例太多了。李泌之时，朝廷之脆弱实在容不得再祸起萧墙了。于是李泌以其过人的才智，当仁不让地充当了皇室调停人，竭力修补肃宗与玄宗之间的对立，苦苦维护肃宗父子间的正常关系。他甚至甘冒杀身灭门的风险，阻德宗废立太子、谏肃宗宠立张后。在中唐内忧外患之际，朝廷能维持政局的基本稳定，李泌功莫大焉。
李泌之奇，还奇在他同皇帝之间奇迹般的君臣关系。李泌曾对肃宗自陈有“五太”：“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与肃宗、代宗、德宗三帝，李泌始终保持着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与肃宗则“出陪舆辇，同榻而寝”。李泌不荤不娶，代宗曾强迫他娶妻食肉。
    尽管李泌因遭权佞忌嫉，四次罢官下野，但新帝即位，立即便征召李泌。连为四帝宠幸，史所罕见，其因一则李泌忠心可鉴，所言所行无不为皇帝江山；二则李泌智比张良，洞彻人性，宠辱不惊，功高不傲，功成即去。三则李泌进谏建言极具策略，总是设身处地，循熏善诱，感悟帝心。
    《旧唐书》把李泌并入八人合传中， 篇幅不过区区千多字，且评价极低，指责他“长于鬼道，随时俯仰，无足可称。”欧阳修《新唐书》虽有所匡正，语近公平，但也未充分重视。惟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不惜笔墨，于客观之中还了李泌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