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三年级上册的一堂数学课，初步认识分数，其中有这样一道题：在一个大正方形中，平均分成了16个小格，涂色的是4个小格的正方形，问我们涂色部分是大正方形的几分之几，用分数表示。由于刚刚接触，很多学生的回答是十六分之四，还有一部分学生还愣在那里。这时一个学生说，是四分之一，教室里的学生一片哗然。显然他们的思维只停留在把大正方形平均分成了16份，还没有拐到这个大正方形还可以有不同的分法上来，怎么办？就此打住，还是顺着学生思路下去。

蓦然，我想起刚看过不久的《素质教育在美国》这本书。那天我一眼就被其封面上的几行字所吸引：“中国的学生屡获国际奥林匹克竞赛奖，而当今中国尚未培养出获诺贝尔奖的人才，这是不是发人深省的、中华民族的一大困惑？”——这也正是我一直困惑而无法释怀的一个迷。再看看作者的简历，这是一位在中国的教育中成长，在美国的教育中成才的留美博士。作者对中国和美国的教育都有着深刻的体会和思考，尤其当其儿子矿矿亲身经历了美国的教育之后，作者对中美教育的体会和思考更加具体，更加全面。当我读完轻轻合上书，却无论如何也合不上沉甸甸的眼皮。我是一位有着二十多年教龄的教师，教育就像吃饭穿衣一样成为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但是我们天天相伴的教育和美国的教育相比有哪些差距和误区呢？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和反省之中。

在本书的第一章《创造性能不能教》中，作者讲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受中国画启蒙教育的儿子三岁就能画出像模像样的国画。来到美国后，作者把有着绘画天赋的儿子送进了迈阿密大学美术学院办的绘画学习班。可是在这个班里，儿子却无法落笔画画，因为老师什么都不教，只让学生涂鸦似的乱画。甚为不满的作者立即让儿子退出了这个“误人子弟”的绘画班。可是一段时间之后，作者发现，美国孩子在绘画的时候有着充分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们从不问“像不像”，而是问“好不好”，也就是画得独特不独特。而中国孩子评判一幅画好坏的标准却是“像不像”。像不像老师的画，像不像现实中的实物。如果没有一个参照物，他们就根本无法下笔。

看起来这好像只是评判标准的差异，而实际上这是一种观念上的误区，即把技能和创造分隔开，把教和训练混为一谈，结果是“许多中国的孩子具有的是相当好的绘画基本技巧以及很高的COPY（拷贝）能力，但欠缺基本的创造力。” 作者认为，“训练”就是要使被训练者掌握某些技能或具有某些特长，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受训者对此是没有选择的。如“训练某人用外侧踢球”，受训者就要按照教练所制定的计划和步骤一丝不苟地练习。而“教”则是一个指导和引导的过程，学生有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自由。我们常说的“传道、授业、解惑”就是对“教”这一概念最好的解释。也就是说“教”主要是一个启疑、解惑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使其经过思考后，提出问题。教育者的任务则是解答问题，而不是将自己的见解强加给受教育者。

作者最后写道：把“教”混同于“训练”，就会使学生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别人预设的模式、计划和步骤去达到他人设计的目标。结果，教师或学校的无形外力就会影响到本属于孩子的自由发展和思考的空间。

我们的教育不能就局限于教材，长久下去势必会制约学生的创新意识。于是，我亲切的问道：你是怎么分的，上来画一画。一石激起千层浪，于是又有了八分之二。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标准化的答案、标准化的行为、标准化的考核。当我们把学生一个个修剪得标准之后，学生所回报的却是厌倦和逃避。那天的回家作业，我是让学生用数学日记的形式找一找你家里的分数。于是有了：我是家中的三分之一，晚饭我用的筷子是三分之一，也是六分之二。

所以我们才更需要改革，更需要解放。改革我们的教育观念，改革我们的教育手段；解放学生的思想，解放学生的行为，营造“自由与开放的追问风气”，把学习的主动性还给学生，创造一种适合培养学生创造性的环境。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大力提倡“六大解放”。 即解放孩子的双手、大脑、眼睛、嘴巴、时间、空间，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驰骋疆场的千里马， 而不是循规蹈矩、谨小慎微、墨守成规的“小绵羊”。心理学研究表明，只有在极度轻松自如的心境下自主探索与体验生命本体的状态才是最富创造性与开拓性的，也就是说当人处于自由放松而又专注的神驰状态时，人的创造性才是最强的。因此，我们现在应把本属于孩子的自由发展和思考的空间还给孩子。

让我们的孩子在自由的空间快乐成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