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天堂蒜薹之歌》有感

《天堂蒜薹之歌》与莫言的其他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小说的每篇章节的开头都以瞎子张扣的说唱点出文章的主题，使整个故事在时间和空间的相互交替中进行，将高马与金菊的抗婚与蒜薹滞销两个看似风牛马不相及的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每一段说唱都堪称点睛之笔。

小说以“蒜薹事件”为经，以高羊、高马、金菊、方四叔、方四婶的生活经历为纬，深刻地、多角度、多侧面地描写了那个时代农民的生存状态，以及由此引发的悲剧故事。通过人物、事件剖析了农村文化的落后、思想的贫乏、生存的窘迫，以及导致“方四叔车轮下惨死”、“金菊上吊自杀”种种悲剧发生的无奈。

前一年蒜薹的收益激起了农民大面积种植大蒜的欲望，以至于“蒜薹”成了农民的希望，四叔四婶幻想着卖了蒜薹能给金菊大哥换亲、结婚；高羊希望靠蒜薹的收成养育两个孩子；高马则希望卖了蒜薹用一万元换回自己与金菊的婚姻自由……这看似不起眼的蒜薹竟寄托了农民太多太多的希望和梦想。“种一亩蒜薹，要交农业税九元八角，要向乡政府交纳提留税二十元，要向村委会交纳提留三十元，要交纳县城建设税五元（按人头计算）。卖蒜薹时，还要交纳市场管理税、计算器检查税、交通管理税、环境保护税，还有种种名目的罚款……”虽然我不懂那个年代税收的管理和缴纳标准，但从字面上讲，就算在农贸交易时要交纳市场管理税、交通管理税，可农民种大蒜好像跟县城建设、计算器检查扯不上半毛钱的关系吧？难怪农民形象地说成是“雁过拔毛”呢。再加上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所需物资的大幅度涨价，真不知农民辛苦一年能挣多少血汗钱，正可谓——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方四叔为了尽早卖掉家里的蒜薹，赶着驴车五更上路。即便这样，排到最后还被告知因“仓库爆满”而拒收，村子里散发着蒜薹腐烂的臭味，就连人们打个饱嗝都夹带着蒜薹的臭味。眼看着蒜薹收购价有每公斤一元至一元二角降至每公斤一角，甚至六分、四分，蒜农的利益受到损害的同时人格也受到蔑视和侮辱，作为读者的我感到：天堂蒜薹事件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由此让我联想到今年安阳种西瓜的瓜农，辛苦了几个月中出来的西瓜，三毛钱一斤也卖不出去，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一个大西瓜不及一瓶饮料值钱的怪事，腐烂在地的西瓜随处可见，就说不要钱都没有车辆拉运，瓜农的泪水中夹杂着迷茫和无奈。庆幸的是网络、媒体的呼吁，许多城市的管理者甚至不惜牺牲城市的正常秩序为瓜农提供方便，他们的善举与市场计划相比虽然是杯水车薪，可与天堂县的官府相比就值得欣慰了。

小说用大量笔墨书写了高马和金菊对“换亲”这种包办婚姻做法的反抗。说起“换亲”我想起童年发生在本村的换亲事件。七十年代很讲究“出身成分”，尽管那个年代的地主、富农生活水平不及现在的农民工，可很多事情都拿“成分”说事。于是乎，本村一家“地主”的儿子虽说是初中毕业，小伙子长得聪明伶俐，又会一手木匠活，可就因为自家的出身是“地主”，四邻八乡的找不到媳妇，二十七八的他最后靠十六岁的妹妹给自己换亲。我依稀听说“换亲”的讲究，牵涉的家数越多越好，可在那个年代参与“换亲”的不是残疾人、就是家境贫穷的，要么就是成分不好或有污点的，但凡有一点法子也不会走“换亲”这条道。结婚那天几家一起出动，接亲、送亲交替进行。庆幸的是本村换亲的兄妹后来生活都不错，他们幸运的是所找对象皆因家境贫穷，而不是残疾或有污点。时过境迁，这兄妹二人都已是子孙绕膝，过着含饴弄孙的幸福生活。

蒜薹事件隐喻的是农民与政府之间的对抗，弱者与强者的对抗结果“当然”是血淋淋的，方四叔惨遭车轧，方四婶、高马先后死在监狱。高马和金菊为了寻找所谓的幸福，不惜撇家舍业，远走他乡，与蒜薹事件相比，他们属于弱者与弱者的对话，但在那个愚昧的社会体制下，乡里乡亲、家族势力等对弱者的摧残更无情、更具破坏力。

天堂县各级官员对蒜农的丰收感到眼红，于是他们也想趁机大赚一笔。供销社故意以冷库未满为由不允许蒜农向外地商人出售蒜薹，并想方设法把外来商人赶出集贸市场。而实际上，冷库早已“薹满为患”，蒜薹的降价、腐烂让蒜农们感到气愤至极，懦弱的他们也想到县政府讨个说法，没想到县长的逃走激怒了他们，于是乎出现了打、砸县政府大楼的恶性冲突事件。小说里蒜农与政府对立的现实如今已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但莫言醉心于原始、丑陋的描写仍然令我感到不爽，相信很多人也并不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