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从不要求我拿100分

丁肇中

我虽然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奖章，但我不是天才。在12岁以前，我还没上学呢！

念小学时，我们学校是所大学附属小学，妈妈是哪所大学的校长。小学的教师全是妈妈的学生，谁都不管我。爸爸妈妈也不怎么管我。

当时，我对上学没有兴趣。到学校看看，不喜欢我就走掉了。到哪儿去？到池塘游泳，到河边捉虾，四处游荡。那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我与其他小朋友一样，生活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下。

我的父母都是教授，都是科学家。家里进进出出的都是科学家，再加上从小父母就把牛顿、爱因斯坦的故事讲给我听，耳濡目染，我对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以说，是兴趣把我牵引到国际科学的“峰巅”。

1936年1月27日，母亲在美国亚柏尔大学医院生下了我。本来，母亲王隽英当时只是陪父亲丁观海到美国进行学术访问，没想到我提早来到人间。根据美国法律的规定，凡是在美国国土上出生的婴儿，不论他父母的种族、国籍，都能自动取得美国国籍，所以我也不例外。这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母亲当时刚获得儿童心理学硕士学位，父亲是研究土木工程学的，他们都有着良好的家庭教育基础。父亲的家族在山东日照市涛雒镇，是远近闻名的书香世家，我的祖父肄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母亲则是那个时代极为少见的女知识分子。母亲与父亲青梅竹马，两人都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读研究生，可谓志同道合、比翼齐飞。

生下我两个月后，父母亲就带着我回到中国，他们希望用自己的所学为祖国效力。没想到，1937年，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父母就带着我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从青岛到南京，再到安徽芜湖，再到上海、武汉，最后到达重庆。父亲联系到重庆大学工作，母亲也受聘于西南教育学院，全家终于安顿下来。

在迁徙与不安中，我长到了7岁，进入重庆的一所小学就读。由于当时战云弥漫、空袭不断，我的学习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第一天上学，空袭的警报就响了。学校为了安全起见，宣布放假一天，当天的学习就这样流产了。后来的学习也因为这些原因时断时续，一个月上不了几天课，无奈之下，父母决定让我离开学校，待在家里，他们自己来教我。白天，父母在大学里教书，就让我在家复习功课、做作业；晚上回家后，父母检查与批改我的作业，然后教给我新的功课，如此循环往复。

母亲是儿童心理学的教授，她很善于把握我的心理，并将知识轻松地传授给我。与父亲的教育相比，我比较喜欢母亲的教育方法，可以说，我小学的教育，多半都是母亲教授的。

虽然母亲教给我知识，可是从不要求我去考100分，因为她明白100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没有什么意义。而培养孩子学习的兴趣、培养孩子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才是关键。这一点，对我以后的学习和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若干年以后，一有人问起我对战争的感想，我总是风趣地说：“它的好处是，我可以不必上学了。”

抗战胜利后，我们一家回到青岛。父亲把我送到德国修女办的一所非常严格的天主教学校上课。因为此前我从没受过正规教育，我原来对学校也没有什么兴趣，所以在天主教学校，我的学习遇到了很大困难。

非常感激的是，我的父母从来不责怪我，他们不像许多中国父母那样强求孩子在学校中拿到好分数。父母反而常常带我去看京剧、看电影。

1948年，我和弟弟都得了重病，父母果断地花费了他们的全部积蓄，购买当时刚刚出现的新药——盘尼西林。如果他们不那样做，我和弟弟当时可能就不能幸存下来。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我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可惜母亲很早就去世了，没有看到我取得成果的日子。父亲很高兴参加了我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

那是1976年10月21日，我在纽约的机场给父亲打长途电话，告诉父亲自己获奖了，还想让父亲一同前往瑞典。父亲在电话里激动不已，却推托说：

“得花不少的旅费，我就不去了吧。”

我立即劝父亲：

“旅费由我来解决，只要您能去，我就高兴了。”

父亲终于爽快地答应了。我知道，搞科学研究的人，该多么向往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啊。

总之，我很感激我的父母，是他们把我引进了科学的大门。他们是我一生的良师益友。

现在，我不强迫孩子读书。可是我的弟弟妹妹全都望子成龙，担心孩子学不好，替孩子计划好一切。

其实，孩子在学校考第一不代表什么，至少，在我认识的科学家当中，都不是年年拿第一的好学生，我更不曾考过第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