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一为前人大委员长万里

    1993年3月31日，万里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万里退休后的生活可归纳为“三打、两看、一接见”，即打桥牌、打网球、打高尔夫球，看文件、看报纸和接见客人。每个双休日，五个儿女再加上他们的孩子，都会汇集到中南海“含和堂”的四合院里，老老少少，齐聚一堂，叙说各自的所见所闻。此时，是万里最快乐的时候。
　　万里说，退休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一些重大活动邀请我参加，说明同志们还记得我，这是对我的尊敬，但我应当有自知之明。他认为，退下来后，不该问的事，不问；不该管的事，不管。作为一个普通群众，有些活动，我不适合参加，这并不表明我有什么看法，我认为这样就是对现任领导班子的最好支持。
　　万里的书房里摆放的一排排照片，很醒目，仔细看去，才发现一个秘密：在这些照片里，几乎全是家庭生活照，有儿女的、老夫妻的、亲朋好友的，惟独缺少的是万里的工作照。而且，只要是有夫妻二人的合影，万里总是习惯性地拉着夫人的手，特别是边涛晚年患上老年痴呆症之后的合影，万里总是紧紧地拉着夫人的手，小心翼翼的，好像生怕妻子走丢一样。万叔鹏说：“妈妈患病后，爸爸更是很少外出，总是说要多陪陪妈妈。晚上，两人也是经常这样手拉手地在院子里散步。”2003年10月23日，边涛去世了，87岁的万里难抑悲情，他久久地站在妻子的床前，一边流泪，一边自语：“你走了，我怎么办呀？！”匆匆赶到万家吊唁的李瑞环同志见此情景，也不禁为之动容。
　　万里和边涛夫妇共有五个子女，万里以传统的伯、仲、叔、季为序，以翱、翔、鹏、飞为意给四个子女取名，最小的小五，便顺取谐音叫万晓武。万里对孩子们有两个基本的要求：一是要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二是要自立自强。而五个子女也不负期望，勤勉好学，术有专攻。长子万伯翱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外语系；次子万仲翔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女儿万叔鹏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四子万季飞是北京大学的法学硕士；万晓武则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
　　在万家，四子万季飞算是当官的，但他也下过乡，当过兵，然后，从北京顺义县县委副书记干起，一步一个脚印，从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助理兼外经委副主任到国务院特区办公室副主任，再到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2003年5月，他开始担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会长和党委书记。
　　如今，万家已有三个孩子走出机关大院，做自己的事。二子万仲翔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曾在公安局、中信集团工作过，后来自己创办了一家广告公司。万叔鹏夫妇开办了一家建筑设计所。而小儿子万晓武则在美国从事技术工作。
　　对孩子们的选择，万里不置可否，但他绝不允许任何人，利用他的影响牟利。退休后，孩子们经常想带他到外面走走，散散心。有时请他到外面参加活动，万里一定要问清楚，谁请的？谁参加？如果有陌生人他就不会去。即便是老朋友、老熟人在一起，他还要告诫别人说：“你们要警惕，他们几个已经下海经商了，不要被他们利用。”惟恐孩子们利用自己的影响，做什么事情。
　　作为万家唯一的女儿，万叔鹏深得父母的宠爱，熟悉她的人都叫她“小棉袄”（父母的贴心人），而父母对她的要求也最严格。
　　万叔鹏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后，曾先后到文化部、中国土畜产总公司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期，席卷全国的下海经商热让她也跃跃欲试，她尝试着和母亲提起社会上的一些事情，结果，边涛很严厉地说：“你们别看着人家发财就眼红，你们也别去做那些事情，你们只要保持住你爸爸清白的名声就行了。”1989年3月，万叔鹏和丈夫谭志民再次前往美国。此次出国的原因很简单，万叔鹏有些无奈地说：“当时，我们在国内压力挺大的，做事总怕给家里带来一些影响，好像总是靠家庭的背景生活着，所以干脆就出去了。到美国就简单了，人家又不认识你是谁，全靠自己。”
　　万叔鹏说：“刚到美国时我们很苦，我丈夫和女儿都在给别人打工，丈夫在搞建筑设计，女儿在宾州大学上学，生活的压力相当大。但我没想过退缩，我们家的孩子这点都很像我爸爸，都是山东人的性格。像我哥哥，他在农村一干就是十年，吃了多少苦哇。”
　　就在这种困难的时候，美国的一所大学找到万叔鹏，他们提出，想请万里为学校题个词，他们愿意出四万美元的酬金。但万叔鹏拒绝了。
　　万叔鹏回国后，夫妇俩开办一个建筑设计所，并在北京紫竹桥附近开了一个家具店，出售他们自己设计的家具，可能是他们的设计太前卫了，生意并不好。她说：“有一天，家具店里来了一个人，据说是联想总裁柳传志，我们都不认识。他左看右看，很欣赏我们的作品，看了以后也没说什么就走了。因为生意不好，没过几天，我们就把这家店关了。谁知，联想集团的一个副总又专门到紫竹桥找这家店来了，一看关门了，他就问旁边的人，这家搬到哪去了。旁边的人也怪，还不告诉他，无奈之下，他给了人家20元钱，才找到了我们的公司。他说，联想集团准备盖联想大厦，想请你们参加投标。当时，投标竞争得很激烈，参加投标的都是一些知名的大单位，最后，我们设计的建筑方案最终得到了专家的认可和好评。不过，直到今天，联想集团的领导们也不知道谭志民和万家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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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的家风和离休生活

时间:2015-02-12 10:11来源:作者:曾经

     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 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不仅是一个对自己严格要求的人,而且对其子女、身边工作人员的要求也极为严格。尽管儿女们早已成家立业，老大、老二、老三等已退休，但他对子女们的两个基本要求丝毫没有改变：“一是要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二是要自立自强。”虽是94岁高龄，但每当子女们前来看望他时，他总还要不断地重复这两句话，并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不但为这两话注入一些新的内容。在他看来，只有党和人民的事业才是伟大、神圣的事业，也是共产党人的毕生追求。在他的严厉要求下，子女们无不遵循其“家训”，在极为平常的工作岗位上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言教  送子下乡务农

 
    1962年9月，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副市长的万里，将长子万伯翱送到了河南省西华县黄泛区农场劳动锻炼，当别的知青在农场干够两三年后不断有人返城时，万伯翱却在这里一干就是整整10年。
    在万伯翱的记忆中，下乡那年他才18岁，围绕他下乡的问题，家里还举行了一个家庭会议，与以往家庭会议不同的是，此次家庭会议还专门请来了年近八旬的奶奶，尽管在会上，奶奶一直不赞同，妈妈也都流下了眼泪，但万里却说，自己的孩子，不是我不爱，爱孩子，要看怎么一个爱法，怎么对待。是从小娇生惯养，还是放到风雨中去锻炼、去吃苦？长期生活在暖房里是一种爱，放在农村去锻炼也是一种爱，为此，我决定让老大到最艰苦的农村去，到农业第一线去，到生活的激流中去。
    万里做出这一决定后，奶奶和弟妹们都哭了，奶奶说那个地方冷不冷，要是冷，你就把你的皮大衣送给他，别让他冻着了，再给他多带点钱和生活上用的东西。万里说，不要，什么也不要给他带，一毛钱也不要给他，并告诉万伯翱的弟弟妹妹一毛钱也不要给寄，比万伯翱小一岁的万仲翔说，一毛钱不让寄，那我们五分、五分地寄，行不行？万里说，那也不行。就是要他自力更生。临行时，万里告诉他：你的衣物妈妈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今后家里不会给你寄钱。
    万伯翱出发时，妈妈边涛给他带了三样东西——一件是万里在抗日战争时期部队发的一床缝了又缝、补了又补的旧被子，一件是万里穿了多年的灰棉袄。而万里则送给万伯翱两本书和一个笔记本。一本是《论共产党员修养》，一本是《钢铁是怎样炼成》。从不爱题字的万里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写着：“一遇困难、立即坚持。”就这样万伯翱带着父母亲的嘱托和牵挂，怀揣当月15元钱的伙食费，来到了河南省西华县黄泛区农场。
    尽管该农场已建10年，初具规模，但生活条件仍十分艰苦，用水要步行一里多路到井里一桶一桶地打。刚开始，那轱辘和水桶怎么都不听他使唤，有时几次都打不满一桶水。但随着时间的磨砺，万伯翱不但学会了打水做饭而且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一到冬天，打上来的井水上面覆盖着一层薄冰，常常是一件衣服还未洗净，手已冻得发僵，放在口袋里温一温再洗另一件。住的宿舍也极其简陋，刚去的时候，住的是草屋，睡的是50多人的大通铺，一到晚上打呼噜的、说梦话的，起床上厕所的搅得整个宿舍不得安宁。没有电灯，他用自制的煤油灯照明。在集体食堂吃饭，每天不是红薯加咸汤就是高粱花卷馍。
    在个人生活用品方面，更是清贫。他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我当初有两个瓷盆，小盆刷牙吃饭，大盆洗脸洗脚，惟一‘奢侈’的物品是一台日产六极管半导体收音机，这是下乡时廖承志伯伯送给我的纪念品。我时常把它带到田间地头，休息时听听新闻，有时也听听戏剧，工人们看到这‘洋玩货’很是开心。有时他们还借回家去听，尽管这收音机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心中的不悦，但却给我单调的生活增添了一些乐趣。我牢记临行前父亲的叮嘱，严格要求自己，不吸烟，不酗酒。我穿的衣服全是旧的，衣服烂了，自己学着缝补；平时不打扑克，不下象棋，每天晚上不顾一天劳动的疲劳，坚持在煤油灯下读书，写劳动日记；当时没有桌子，我就趴在床上去写。”
    1963年的春节，是他下乡后的第一个春节，万伯翱给母亲写信，希望回北京过年。万里在回信中说：“我同你妈妈商量后，觉得全家虽然都很想念你，都想见到你，特别是你奶奶，从你去了农场后，无时不提起你，更惦念着你这个大孙子。但为了你更好地进步，更好地锻炼，你还是不回北京过年的好，你要在农场与工人们一块过。因为你刚去半年多就请假回来探亲，这不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过春节会很有意义。与为了祖国建设战斗在工厂、矿山、交通等岗位上的同志们一样，与为了保卫伟大祖国守卫在边疆、海岛的伟大战士一样，在岗位上过春节，这决不是什么遗憾，而是一种自豪。你不这样认为吗？……清代文学家郑板桥有一首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此名言应作为你坚定革命立场的警句。同时寄去《共产党宣言》《社会发展简史》《政治经济学》等书籍，望在春节空闲中，认真地阅读，并做好笔记。”
    万伯翱接到父亲的来信后，很失望、很沮丧，甚至很不理解父亲的做法。在他看来，父亲也太严格了，太不合情理了。与农场的工人们一块过节到没有什么，为难的是知青们都已回城，农场职工也回家了，食堂不开，风雪交加的，又没有亲人在跟前，自己一个人去哪里过节？为什么普通工人的孩子都能够回家过节，而我这个高干子弟就不行呢，也许这就是高干子弟特殊的地方吧？支部书记、大队长见此情景，邀请万伯翱到他们家过节。就这样，万伯翱分别在书记、大队长家过节后，参加了拥军优属和农场组织的职工球赛，在阅读父亲邮来的书籍中度过了下乡后的第一个有意义的春节。
    也就在这一年的初秋，万伯翱又经历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小考验”，有那么一阵子，秋雨连绵下个不停。一天，他们居住的屋子有一面堆放着花生、棉籽的墙突然倒下来了。挨着墙的3张床被砸坏。当时，万伯翱幸好是睡在屋子的另一侧，躲过了这一劫。后来，他在家信中向父亲汇报了这个事情。万里再次回信给儿子鼓励道：“房子塌了，你还顶住了，没有动摇，这很好……” 万伯翱说，差点砸死我了，这还好呢。
    1964年，万伯翱第一次得到父母的允许可以回家探亲，临行前，他买了一大堆苹果、蜂蜜，还去农场酒厂专门买了两瓶好酒带回家孝敬父母。品尝着儿子用辛勤汗水换来的这些劳动果实，万里笑得合不拢嘴。高兴地一边了解农业的情况、农民的收入情况、一边问农民对政策的态度及农村干部的情况……万伯翱就一五一十地讲给父亲听。
    在万伯翱的记忆里，农场劳动着实非常劳累。白天下地干一天活，晚上还要看护果园，
    从刚到农场时见到一条蛇就吓得跑出老远的他，久而久之发展到一个人能在夜间值班巡逻。
    夜间值班巡逻，就是晚上看护果园，绕3000亩果园转一圈，刚好到第二天天亮。虽说只是在果园周边行行走走，但白天干一天农活浑身像散了架似的，晚上还要巡逻。最可怕的是第二天还要与大家一样劳动。尽管如此，每当给父母亲写信时，他还是哀泪笑洒，用一种自豪的口吻说：爸爸、妈妈，你们知道什么叫“连轴转”吗？我们现在夜以继日地劳动就叫“连轴转”。
    对万伯翱来说，最苦最累的莫过于给果树打药，盛夏烈日高悬，其黄泛区的气温通常高达38度，职工们要在“蒸笼”似的果园密林中，穿着厚厚的劳动布工作服，头戴草帽，脸上再捂上厚厚的大口罩，裸露的皮肤上还要涂上一层能防“1059” 农药侵袭的肥皂水，双手使劲地举着一丈多长、绑有铜喷头竹竿的橡胶皮管，跟着承载一吨多重药箱的拖拉机作业。往往是装载药罐子的拖拉机开到哪里，手持的喷杆就要射到哪里，喷药时还不能只握竹竿一个角度向上，还要在紧握竹竿的情况下，变换角度将药液喷到果树叶子的正反面。拼命干8小时后，全身就像瘫痪一样，累得既不想吃、也不想喝，只想躺在地上呼呼地睡上一觉。那种难以忍受的闷热，人和机器比赛的高强度劳动只有置身其中的人才能体会。许多老职工都受不了，但万伯翱硬是挺过来了，每年要打十多遍药，几乎每次他都主动要求参加。劳动休息时，他照样和伙伴们一样往草地上一躺，看不出一点高干子弟的样子。冬天给果树剪枝也是苦活，天刚蒙蒙亮时就要下地，尽管劳动强度如此之大，但他每次总是直面困难，从未因故请过假，旷过工。他在劳动日记中写道：“北风吹，大雪飘，园艺工人爬树梢，手冻紫，脚冻僵，树枝子划破我脸庞……”
    由于他在农场始终牢记万里的话，埋头干活。1963年9月24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以“市委书记的儿子参加农业劳动”为主标题，以“革命后代要继承老一辈光荣传统发愤图强艰苦奋斗• 有志青年要发扬革命精神用自己的双手为人民造福， 万伯翱在国营农场艰苦劳动虚心学习不断进步”为副标题，发表了一篇醒目的文章，报道了万伯翱在父亲的鼓励下，下乡锻炼的经历。此后不久，周恩来在首都应届中学毕业生代表大会上，还把万伯翱称为干部子弟下乡的典型。随着周恩来的讲话录音在全国播放，全国各高校也广泛掀起的向万伯翱学习的高潮。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随即出版了《知青日记选》，该书精选了他的18篇劳动日记。
    看到儿子的成长，万里非常高兴，1965年3月万里给万伯翱写了一封长信，赞扬他下乡后受到了锻炼，并再三叮嘱儿子：要学习好毛主席、刘主席著作，这是政治思想的“基本功”。一个人要真正提高政治水平，不学好这些书是不行的，而且一定要认真学，仔细读。万里挑选了一部分书寄给万伯翱，希望他能认真研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万里被当作“刘邓司令部的黑干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失去了一切领导职务。万伯翱也因此受到株连，被认为 “农场黑党委的掌上明珠”、“黑帮子弟”。这个曾被周总理表扬的典型人物，一度成为黑党委滕上的小黑瓜，划入黑七类的行列。由于他诚实，在工作中积极肯干，在长期的劳动和生活用中他和当地的工人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无论老少，都和他合得来。每当劳动之余，他热情地教工友们学文化，经常在田间休息时给职工们读报，讲政治形势，业余时间和伙伴们在一起打乒乓球。每个月还拿出自己工资的一部分去接济那些生病、家中有特殊困难的工人，职工们对他也从不见外，一直都是“小万、小万”地叫着；谁家杀猪了，谁家改善生活，总把万伯翱拉到家里品尝一下。虽然万里被打倒，但厚道、淳朴的农场职工认为：“我们不知道万里有什么错误，但他送长子到农场劳动，与工农打成一片，说明万里思想是好的。”也正是基于这一朴实的理念，在那个株连九族的时代，万伯翱没有受到太多的批判。
    或许是艰苦的劳动生活需要倾诉，或许是高干子弟同样需要人们的理解，从小就喜欢文学的万伯翱，在紧张的劳动之余他一直坚持读书学习，《莎士比亚戏剧选》、《郭沫若选集》等中外名著都一一认真研读，还利用业余时间出黑板报、墙报，经常写一些表扬好人好事的稿件。1964年夏，远在北京的妹妹万叔鹏来信告诉他，以后大学的文、理科要对农村知识青年招考，万伯翱在给父亲的信中流露了想报考大学念头。万里同志在百忙中复信说：为了革命的需要，兴趣和爱好是可以改变的。中国的园艺事业很需要你们这些有知识的青年，为什么不能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这个伟大的事业呢？你应该努力学习园艺技术。至于业余时间写点文章，我不反对。不管干什么，你都必须首先当好一个无产阶级战士。由于父亲对万伯翱的业余爱好持不反对的态度，故他便尝试着写一些诗歌、散文类的文学作品，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万里的严格教导下，万伯翱坚信自己的路是正确的，对下乡务农无怨无悔，以豁达的态度直面挫折，不管造反派气焰多么嚣张，他每天仍是踏踏实实劳动，最终，他以一颗真诚的心赢得了全场职工的信任。1972年春，在万里同志已被定为“敌我矛盾，内部处理”的情况下，万伯翱被全场职工和农场党组织一致推荐，进入河南大学外语系。这才与在这里共同劳动生活长达10年的职工们挥泪告别。与这块流淌过10年汗水的土地依依惜别。在黄泛区农场的10年，他一直用教育家陶行知的《自立歌》来激励自己：“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 在这里，他学会种地、积肥、修剪果树、锄草等农活，学会了缝补浆洗。从一个城市青年学生，变成了一个普通农工，并熟练地掌握了从果树栽培到修剪再到嫁接的完整活计，成为当地一名小有名气的高级园艺师。加之讲一口纯正的河南土话和常常一身工作服模样的打扮，致使站在人群里的他已丝毫没有干部子弟的模样。事实上，他已融入了中原大地，融入到这个远离喧嚣的农场，变成了一个地道的河南农业工人，直到现在，他还与该农场众多老乡保持着联系、来往。
    10年，需要毅力、需要坚强，也许这正是万里的期望。事实上为人之父的万里，在这10年间，不论是被打倒的特殊时期还是在高级干部岗位上，也无时不挂念伯翱的成长进步和生活艰辛，先后给伯翱去过14封信。40年后，万伯翱在接受凤凰卫视《口述历史》记者采访谈到这一切的时候，一种再度拥有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他说，父亲和他那一代人一样，在他们心里，孩子既是自己的，也是国家的，党的。只要党和国家需要，可以做任何牺牲。
    由于万伯翱在河南黄泛区的突出表现，1969年，万里又把小儿子万晓武送到了中苏边境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时珍宝岛刚刚发生武装冲突，边境形势较为紧张。许多朋友劝说万里，送万晓武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事是不是缓一缓，但万里毅然决然地谢绝了朋友的好意。从北京出发那天，万里把万晓武送到大门口，从口袋里掏出20块钱递给万晓武说：“这钱你带上，穷家富路嘛。”
 

晚年  实行“三不主义”

 
    1993年3月31日，随着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产生，参加革命近60年的万里同志，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虽然他已年逾古稀，但离休对一位立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老革命家来说，毕竟是人生经历中的一个重大转折。他思前想后，百感交集地写下了一首意味深长的诗：“退休不发愁，桥牌加网球，还有许多好朋友，国泰民之安，我的晚年乐悠悠。”这首诗，国内很少有人知道，万里也没想要发表，可是不知怎么不胫而走，一时在海外媒体引起强烈反响。一家杂志就这首诗发表评论说：“万里树立了真正能上能下的典范。”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万里，对自己的要求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他以此作为对在位领导干部工作的支持。对此，万里在实践中给自己作了三条具体规定：不参加剪彩、奠基等公务活动；不再担任名誉职务；不写序言不题词。离休以来，他遵守自己规定的“三不主义”，过着“一动一静”的离休生活。
    那是1993年9月，万里刚退下来不久，第七届全国运动会隆重开幕，大会组委会请他出席，一如既往地送去了主席台上的请柬，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在家祝贺第七届全国运动会胜利召开。由于他本人没有出席，故电视、广播和报纸报道中没有他，很多人感到很奇怪，进行种种猜测。其实，他既没有病也没有其他深层次的原因，只是不想扰民而已。在他看来，有些活动不在位的领导也可以参加，但不能反过来说没参加就是有什么不同看法，更不能说这是不“捧场”、不支持。对领导者来说，组织活动要实事求是，尽可能地少搞或不搞形式主义；对参加者来说，目的要明确，不要为露面而露面。
    2006年，万里在接受新华社记者肖伟俐采访时说，我下来之后，现任领导对我是很尊重的，有些重大活动，还一如既往地请我出席，他们还没有忘记我。但我毕竟已经退出领导岗位了，现在已经不是领导了，而是一名普通共产党员、普通群众，应当有这种自知之明。
    万里在处理这方面问题的原则是：不该过问的事，不问；不该管的事，不管；更不要惹事生非。万里说，尽管他们对我都还很尊重，许多重要活动都还请我去参加，但我考虑再三，基本上都没去。我认为不去比去好。去了坐在哪里？讲不讲话？讲什么话？许多情况不了解，讲了人家听不听？这些都是问题。而且去了也不见得起到多大作用。与其如此，还不如能不参加的就不参加，能不出席的就不出席。当然，“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并不是不关心党和国家大事。有些事情，领导找我征求意见，了解情况，我还是坦诚相见，讲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的，但这些只能供参考而已。如果我真正有什么意见，该说的时候，我想我还会说的。
    1994年国庆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45周年庆典。首都北京准备举办大型焰火晚会，中央邀请万里出席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万里说：“天安门城楼我就不上了，不过焰火还是要看，我就到人民大会堂看吧。”晚饭后，他对子女们说：“你们有事的就忙去，没有事的今晚陪我到人民大会堂观看焰火表演。”子女们都说：“好呀，难得老爷子这么高兴。”
    焰火观看完后，万伯翱搀扶着父亲的左胳膊，女儿万叔鹏搀扶着父亲的右胳膊往外走。走到电梯口时，万里突然说：“你们扶着我往回走一段，我再看看这人民大会堂。”就这样他们扶着老爷子在楼道内走了一圈又一圈。老爷子一时看看天花板、一时看看墙壁，始终没有说话，但做子女的明白老人的心境。这座建筑是由万里在北京市委工作期间负责建造起来的。第二天广播电台、电视台和各大报都发表了一连串参加焰火晚会人员名单，又没见到万里。万里说，我们是来看焰火的，不是来露面的，名单上有没有，我们这些已经退下来的人都觉得无所谓。
　  万里自退出政坛后，在生活上并没有感到枯燥。他的生活特别有规律，每天午饭后要睡上一觉，起来之后去参加体育活动。每周打三四次桥牌，两次网球，偶尔打一次高尔夫球。万里的桥牌水平是比较高的，牌友也比较多，既有老的，也有年轻的。万里说，他下来之后，什么职务也不干了，惟独桥牌协会和网球协会名誉主席他还愿意当。
　　就其吃饭而言，一日三餐，比较素淡，有时喝点茅台酒和啤酒。他在饮食上不挑剔，比较喜欢吃狗肉、羊肉类的肉食。晚饭后，看电视，除了新闻外他比较喜欢京戏。
　　万里每天仍在坚持多年养成的习惯，首先是阅读当天送来的各种报刊和大量的内部刊物，以及中央文件。他说，这是他的主要信息来源，过去在位时工作忙，拿不出更多时间读这些；现在时间充裕了，花费在这方面的时间也就多了。
　　万里的听力不好，影响语言交流，但视力很好，看东西不戴眼镜，有时一看就是几个小时。他的记忆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依然不减当年。他说，我现在下去的时间少了，接触实际少了，我的主要信息来源，一是国内报刊的公开报道；二是港台海外报刊；三是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大量参考材料；四是中央和一些部门的文件；五是同一些领导和朋友交谈中了解的情况。
    万里90大寿时，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到中南海看望他，当领导同志们问候他身体情况时，万里高兴地说：“我的身体很好，这主要是得益于我长期坚持‘一静’（打桥牌），锻炼头脑预防老年痴呆，坚持‘一动’（打网球），活动四肢保持血脉畅通，这两项活动，只要坚持，我相信人是可以活到100 岁的！”他又说，“从一线退下来我的生活很有规律，过去加班加点干工作的时期都成历史翻过去了，我退休十多年以来，每周坚持四次网球锻炼、三次桥牌活动。”他还举例说，“当年的少帅张学良从少年时代就开始打网球，北京20～30年代东单的体育场、台基厂的国际俱乐部少帅都到那里打过球呢！他到了九十多岁才挂拍，结果活到了102岁。还有我们的中国网球协会主席吕正操上将，在青年时期就开始了网球运动，也坚持到九十多岁才挂拍，如今已97岁高龄（，编者注：万里 讲 话时吕老的年龄，）仍很健康。他同时还坚持打桥牌，看来老人活到100岁没有问题呢。”
    万里打网球的历史可追溯到山东曲阜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打网球这个体育项目，成了他一生在运动的爱好。除了战争年代和“文革”时期，网球这项运动他从没间断过。即使是担任国家领导人期间，日理万机，万里也会挤时间锻炼，而且还带动一批老同志打网球。国际友人送给他的球拍，他又转送其他老同志。一次，万里与陈锡联老将军在大连休养时，曾一起探讨健康的秘诀。喜爱钓鱼的陈老将军说钓鱼怎么、怎么好。万里说，打桥牌锻炼脑子，可以避免老年痴呆；打网球则活动筋骨，使血脉畅通。
 
    2003的一天，万里在打球时用力过猛，腰部受到了损伤，专家医生鉴定为骨折，有的人说：“万老不能打球了！”医生则按中医通常的说法：“伤筋动骨100天，首长年岁不饶人，安心休养吧。”
    几十年都热爱这“一动”和“一静”的万里哪能就此甘心放下球拍，刚开始时他谨遵医嘱，腰缠钢套，每日静卧，坚持吃药，可度过两个星期的“软禁”生活后，终于沉不住气了，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子女们们说，你们看我这样整天待在屋子里，空气不流通，好像“坐以待毙”的人，多没意思。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子女们明白，万里长年的“动、静”活动已构成他生命中的一部分，长年养成的习惯难以一时改掉，也知道他此时此刻的心情是在回望运动场，是渴望再度走上网球场挥拍痛痛快快地拼搏一番，可医生的话工作人员和子女们不得不听。为了老爷子的健康，也为了他能早日重返球场，工作人员和子女们都劝他多休息。他终于憋不住了：“不行，我必须走出屋子！”他知道医生会想方设法拒绝，只好以退求进：“我不打，去看看球场，去看看大家总可以吧！”医生心想只要首长不打球，我们小心扶着他，走走转转也好，省得老人家闷坏了！
    当他们来到球馆时，馆长接到首长要来的通知后，专门在球场摆上了沙发、脚凳，甚至在沙发的靠背上还放了固定的小枕头，意在这样看球舒服，又能固定腰部。万里一到网球馆，看到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立即兴奋得像个孩子一样，大声说：“这段时间大家都好吧？”见是万老爷子来了，大家都放下了手中的拍子纷纷围了上来。这个说“祝老爷子早日返回球场”，那个说“祝福终身网球协会名誉主席早日康复”……一时间热闹极了。良久，万里说：“你们都别围着我呀，我们来看你们打球的，看看你们这段时间球技进步了没有。”大家这才散去，听说老爷子今天要给大家当评委，一个个球友都鼓起了勇气，在这个老爷子打了几十年的球场上尽情施展球技。万里看得非常投入，见到打了好球就兴奋地高喊：“好！好！”见到下网、出界的球就连声叹息。但无论是好球还是坏球，这一天万里十分开心、愉快。快到吃中午饭时，他对满身是汗的球友说：“今天大家都辛苦了，打得不错，球技都有进步。”说着起身告别。
    从第五个星期起，万里就开始轻微地活动，开始上场练习挥拍。从最初的10分钟，慢慢增加到30分钟，直到60分钟，3个月后，他开始挥拍打球，站在一旁的医务人员十分不安，生怕运动时有什么闪失，当看到老爷子并无不适，且十分灵活自如时，医生这才放心。就这样慢慢增加运动量，其结果是大大缩短了治疗周期。经过两三次试打后，他又能像往常一样开始了他的比赛。在总结这一段的经历时，他对万伯翱等子女说：“我之所以能够提前返回球场，主要是适当地运动，这样能促进血液循环，由被动养到主动恢复，再配合药物和医生的治疗，我的受伤部位能够得到又快又好的恢复。”
    2003年一场规模最大的病毒“SARS”向首都和全国各地袭来，万里常去的先农坛网球馆关闭了，他就到还开放的钓鱼台网球馆去打球，在钓鱼台网球馆时，当其他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也来锻炼，见到万里都夸老人家快90岁的人了，看起来鹤发童颜，身体健朗还能在网球场上打比赛，都相信和祝愿他一定能打到100岁。
    万里打桥牌的历史也很长。许多桥牌爱好者都知道，万老打桥牌很投入，思维敏捷，牌技高超，最反感让牌。世界“桥牌皇后”杨晓燕说，万老叫牌的胆略和高超总是出人意料。有一次他和荣乐地（荣高棠之子）搭档，在梭罗门世界桥牌通信比赛（在世界各地同时有10个赛场）打出了妙张，而获得世界亚军，成为牌坛的一段佳话。
    现居住在中南海“含和堂”的万里，享受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待遇，但他的生活简单、俭朴。“含和堂”原是朱德同志的住所，与毛泽东曾居住的“丰泽园”相邻。自1984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时进驻后再也没有装修过，现在有的外墙体还有明显的裂痕。有的地方墙皮都脱落了，门窗、廊道一看就是多年前的东西，国管局好几次提出重新装修一下，但万里就是不同意，嫌花钱，说没必要。有一次，李岚清同志来看万里，见房子这么旧，连墙皮都斑驳脱落，也劝他适当装修一下，他笑了笑摇了摇头。这么多年就一直将就着。
    走进万里家中，更难以想象这就是原委员长的家，家具是旧的，床也是旧的，沙发还是那种过去机关里常见的，套着灰布套的那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沙发在老百姓家中都少见了。在吃的方面，他更是简单，他本人最喜欢吃的就是母亲做的菜窝窝和糊辣汤。菜窝窝就是用野菜、槐花、榆钱等拌上一些白面或杂面蒸熟后，再佐以蒜泥、醋汁，这是山东农村贫苦人家春荒时节的美食。而糊辣汤则相对奢侈一些了，它以面筋、面糊为主，杂以海带丝、大葱、生姜、花椒、胡椒等辅料，这是河南、山东人都喜欢吃的家常饭。
    除了素菜以外，万里也偶尔吃点涮羊肉。一度时间，他喜欢和夫人、孩子们到北京亮马河附近的萨拉伯尔去吃韩国面条，后来因为堵车，便不去了。每次孩子们请他吃涮羊肉，他就说：“咱们就在附近的东来顺吧，这样方便，既不怕堵车，也不用扰民。”说到扰民，那是他最反感的事，在任时他就喜欢轻车简从下基层，对兴师动众、前呼后拥的做法极不赞成，退休后更是这样，有时到下面去，当地的主要领导都要来看望他，这让他很不安，他说：“你们都很忙，我现在是个闲人，不要因为看我而影响工作。”
    已是10年未离开中南海的他，每当外省市的领导，特别是老家山东省的领导、曾工作过的安徽省的领导请他到那里去看一看新气象，他总是摇头说：“我们下去要给人家添多少麻烦，还是别去了。” 夫人边涛去世后，孩子们怕他郁闷伤心，也经常劝他外出走走，散散心，他仍觉得那样太麻烦别人了，还是不去的好。就连每周到先农坛体育场去打网球，工作人员按照警卫规定，每次外出时要求警卫和交管部门腾出专用道路，快速通行。但他却从不允许秘书或家人这样做，他说，北京的交通这么拥堵，不能再添乱。这样一来，他外出时也就经常被堵在路上，有时一堵就是一个多小时。
    除了打网球、桥牌外，万里的另一爱好是读书看报，长子万伯翱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书刊是他万里一生的好伴侣，常常手不释卷。当毛主席批注的新版二十四史发行后，他极想一睹为快。他说：‘我在秘书那儿还有点儿钱，有好几千块吧？快去买一套吧！’可秘书联系后回来说，人家照顾首长，只收成本价，也得13.5万元（市场价15万元）老人家一听只摇摇头，默不做声。是啊，他的工资除了生活必需外，几年加起来也不够这个数啊！后来，我们几个儿女集资给他买了一套，父亲如愿以偿，从此，一有空儿就细细翻阅起来。”
    其实万里的爱好十分广泛，他不仅喜欢文学，时常作一些小诗，而且他也很喜欢字画，当代大画家像李苦禅、蒋兆和、李可染的住房问题，都是他在位时协调有关部门帮助解决的，但他从未向他们伸手要过一幅作品。20世纪60年代，万里屋里悬挂的还是水印木刻的仿制徐悲鸿和齐白石的作品。
    在万家，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孩子们要轮流在家陪着万里，主要是怕万里寂寞。
     2003年春夏之交，SARS横行，为了确保整个中南海全体首长、工作人员的健康，中南海进出人员控制严格，就连在中南海工作的人员都要尽量减少外出。万里的几个子女接到万里的秘书电话通知，暂时不要来中南海。最后连住在中南海、每天要出去上班的四儿子万季飞也被秘书告知暂不要回家，先住在机关办公室。
    万里就这样一连坚持了三四星期，儿女一个也不在身边，一到周六就感到孤独，不由得问秘书：“孩子们都怎么样了？”秘书说，他们都很好，没有人感染上“非典”，都坚持上班。“既然他们都没有感染上什么‘非典’，都让他们回来过星期天吧。”秘书从中南海一一给子女们打电话，子女们都很高兴，算了算也都有一个多月没有回家了，也该回去看看老人家了，但子女们给医生通电话时，医生仍坚持这一段不能放松，还是再等等好，万里只好和子女们一道服从医生的指示。
 

禁令  不准打我的旗号

 
    在次子万仲翔的心目中，父亲万里做事很极端，不留余地，太无私，甚至让他们这些做子女的人感到有些绝情，这是他们那个时代为革命理想而献身者共有的特点。
    万仲翔回忆说，我们家曾在东城区演乐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住过，父母住北屋，有两间小卧室，一间大客厅。南屋有二间房，一间奶奶住，一间工作人员住。孩子们住校，星期六回家后打游击住，有时在奶奶屋挤住，有时在北屋大客厅打地铺睡。一天，单位为万里住的北屋装上了窗帘，南屋没有装。奶奶发现后大怒，马上找万里问责，大吵大闹。那天是星期天，我正好在家目睹。记得奶奶怒斥万里：“万里，我不是人啊，你那屋装了窗帘，为什么不给我这屋装？”万里说：“工作人员说给你也装上，我怕公家花钱太多了，现在国家有困难，就给他们说你那屋就别装了。”奶奶又说：“那你没有津贴呀，你用津贴给我买嘛。”万里无言以对，连声允诺。后来万里用自己的工资为奶奶屋安上了窗帘。
    万里的父亲在抗日战争中以身殉国，当时母亲还不到40岁，一个不识字的小脚贫妇带着3个孩子，日子过得可想而知。在万里的眼里，母亲的身影永远是在劳作、忙碌。春天，她要带着孩子到处挖野菜、摘树叶果腹，秋天，还要到大户人家收完庄稼的地里再去刨一遍，从中刨出一些遗留下的花生、红薯，拿回来充饥。
    那时，母亲最大的理想就是让万里能够读书，将来穿上一件长衫，当一个小学教书先生。她说：“就是榨干了我的血，也要让孩子们上学。”初中毕业后，万里以优异的成绩如愿考上山东曲阜省立第二师范学院，一方面师范学院毕业出来是当教书先生的，可以满足母亲的愿望，另一方面学校除了能管吃管住，每月还能发5块钱的生活费，这样他就不用母亲再供养了。在母亲的支持下，万里一家先后走出了4名共产党员，万里的姑姑万丹如：妹妹万云、万玲，和万里本人。
    在万里的心目中，母亲乐观、坚毅的态度对他影响很大，他崇拜母亲，敬仰母亲吃苦耐劳的品性，这种挚爱甚至影响到他的决策和观点。20世纪80年代初期，万里就经常对国家体委的领导讲：“你们要重视对女足的培养，中国妇女很能吃苦，我看女足冲出亚洲的希望比男足大。”事后有人说，万里料事很准。而万伯翱说：“其实，他并不熟悉足球，这只是父亲的一种寄托，爱屋及乌嘛。值得一提的是，在万里的第三代全是女儿，对此，万里很高兴，说有‘五朵金花’多好哇，他没有一点重男轻女的思想。”
    解放后，万里就把母亲接到自己身边，长子万伯翱和弟弟万仲翔就是老人带大的。万里交代孩子们，好吃的要先给奶奶吃，好用的要先给奶奶用。万里每次外出回家都要先到母亲那看看，坐在她身边，听她用家乡话讲这讲那，或随声附和，或开心一笑。
    1975年，万里第二次被打倒，整天在铁道部写检查，挨批斗，而就在此时，一直和他相依为命的母亲去世了。5月11日，万里请假来到医院，望着将要送去火化的母亲，猛地扑上去放声大哭，二子万仲翔说：“他哭了，像个孩子一样地哭了，泪流满面，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他如此痛哭流泪。”
    关于奶奶，万仲翔说：“有一件小事使我永远不能忘怀。解放后,我们全家和几位领导住在重庆市市区一幢庄园式建筑物中，高堂大屋并装有彩色玻璃。花园很大，还有大阳台，可俯视山城景色，位置极佳。我和哥哥妹妹上阳台玩耍，阳台上有些鹅卵石堆放在角落。不知怎的，我们这群从农村根据地来的孩子一时兴奋好奇，竟然向楼下的墙外投起石子来了。墙外是条小街，来来往往有不少人通过。我们比赛看谁投得远，正投得起劲时，突然楼下传来哭声。这下闯大祸了，小石子把楼下行走小孩的头打破了。一群路人和家长带着头破血流的孩子找上门了,我们几个吓得抱头鼠窜，立即下楼找地方躲藏起来。父亲正好在家，马上接待群众赔礼道歉，立即派人用车送头破的孩子去医院医治，然后回屋找我们问罪。我们躲在奶奶屋中啼哭，父亲破门而入大怒要打我们，并说：‘你们仗势欺人，欺压老百姓，那还了得，那不成了国民党了。’父亲想重拳出击，被奶奶拦下，奶奶对父亲说：‘小孩子不懂事，你别发那么大火，让我来打他们吧。’奶奶推走父亲，把门关上，然后在我们每人身上轻打几下。最后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不能这样不懂事，打死人是要偿命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我说：“我们没想打人，扔石头玩呢，看谁扔得远。我们不是故意的，下次再也不扔了。’奶奶没再说什么。晚上，我从奶奶的屋子出来，准备到餐厅吃饭，手中拿着一根奶奶哄我不哭的甘蔗，满脸泪痕缓缓下楼，正碰见父亲在楼下等着，他见我低头不语，横眉冷对朝我走来，我吓得不敢抬头，以为父亲要打我，只见父亲飞起一脚,踢断了我手中的甘蔗。我如梦惊醒，一时语塞，不知所措。从此我们再也不去那个阳台玩了。这是我一生中惟一一次经历的父亲发火事件，从此懂得了不能仗势欺人。父亲、母亲都是老师出身，平时不讲粗话，也没动手打过我们。”
    在长子万伯翱的印象中，奶奶虽然吃尽了各种苦难，却从没有向命运低头，在“文革”最困难的时候，奶奶曾教给万伯翱一句终身难忘的话：“大孙儿，我们穷苦出身的人就得有种，饿死不出声，冻死迎风站，我相信毛主席、周总理的眼睛是明亮的。” 后来，万伯翱在他的散文《我的奶奶万老太太》一文中写道：奶奶小脚、不识字，直到解放后，她才叫出了自己的名字：牛惠芳。
    万里对自己的母亲如此，对其他的亲人亦是如此，原则是谁也不准侵占公家的便宜，准也不准利用他的影响力，打着他的旗号办私事。
    万里的妹妹万云，从小在根据地长大，在万里的影响和革命的熏陶下，15岁就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大军进入大西南重庆后，被党团组织选中，派往苏联列宁格勒团校学习深造。列宁格勒团校，是一所苏共培养共青团高级干部的专门学校，当时团校的成员都是从全国各地选拔出来，经战火考验的优秀干部。经过几年的学习，万云以优异成绩毕业后被分配到团中央做组织工作。1953年，万里时任中央建工部副部长，万云到团中央上班不久，万里就找她谈话，认为她在团中央机关工作高高在上不好，应该到工农中去，和工农相结合，到基层工作，更有利于自己的思想改造。万里硬是让她离开团中央，将其调入北京国棉二厂的工会。在万里看来，只有长期和工人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才能真正了解人民群众的疾苦。万云从机关下来后，毫无怨言地投入到国棉二厂的各项工作中，获得了领导和工人的一致好评，先是当上了厂工会主席，后又担任厂党委书记。“文革”中，她因万里的问题同样被江青点名。从此，造反派将她斗得死去活来，白天罚她在工厂扫厕所，晚上召开她的批斗会，她被折腾得险些精神失常。好在万云担任工会主席期间，为工人们解决了许多实际困难，这些工人私下对她都不错，安慰她，鼓励她，才使她度过了一劫。
    万里被解放后，万云也相继解放，恢复了工作。她在工作中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经过几年努力，万云不仅恢复了原来的职务，还具备了提拔的条件。北京纺织局的领导找到万里说：“万云同志表现不错，我们准备提升她为纺织局副局长，你看怎么样?”万里听后马上一口回绝，说：“万云不够格，比她优秀的人多的是，还是先提拔别人吧，万云需要继续锻炼。”局领导相当重视万里的意见，认为万里不同意就算了。就这样，万里的一句话中断了万云的职务晋升。又经过多年努力，组织上没有征求万里的意见，万云才被提拔，当上副局长，临退休也不过是个局级干部。当年万云在苏联列宁格勒团校的同学有的当上了副总理，其余的也都当上部级、副部级干部。
    无独有偶，同样的事还发生在长子万伯翱和女儿万叔鹏身上。万伯翱出生在炮声隆隆的抗日战争时期，出生后为了保存革命“火种”，防止汉奸、卫特对抗日救国革命家庭的迫害，在房东的好心帮助下，将其寄养在一个平常百姓家，刚满18岁时又送其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尽管万伯翱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干得都很出色，但在万里仍对他严格要求。
    经过长达20年风风雨雨的万伯翱，于1984年带着已有8岁的女儿杨杨从驻河南的一所军校调到了武警北京总队第九支队任副支队长(正团职)，后改任政治委员。这是他远离父母20年后正式返京。那时武警北京总队第九支队的住房很紧张，许多随军的干部都住在中队临时来队的家属安置房内，在楼道里放上一个煤气罐就算作厨房了。组织上给万伯翱腾出了一问房作为临时安置，后来万伯翱听说这问房原分给了一个已分居16年的副营职干部，说什么也没有要那问房，第二天就让公务员把钥匙送到了那位基层干部手中。在朋友的帮助下，万伯翱在朝阳区新源里小区借了一个小两居室，虽说房子是借的，但这是他们婚后在北京第一次拥有自己的窝。
    经过简单的安顿后，万伯翱做的第一件就是带着孩子去中南海看望她的爷爷奶奶。奶奶听说孙女要来，特意吩咐厨师多做了两道菜，一道是青菜豆腐，一道是鸡蛋炒香椿，边涛还说这香椿是从自家小菜园香椿树上采摘的。不知为什么，平时在家不爱吃饭的女儿杨杨自见到爷爷和奶奶后也吃得特别多。席间，杨杨拿出自己画的水墨画给爷爷万里看，其中有两张还是获全国类奖项的作品。万里看完后特别高兴，说：“好好画吧，看来我们家要出一个大画家了。后来杨杨没有辜负老爷子的期望，以较高的分数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终于成为一名知名的服装设计师。见到爷爷与孙女那么高兴的样子，儿媳韩进川想到这么年来—直在外地工作，没有好好地为老人尽孝，心里酸酸的，想着想着，她忙站起来准备为万里盛一碗汤，谁知，万里接过勺子说：“人人都有一双劳动的手，我自己来。”一声“我自己来”，道出了万里的性格。
    这么些年来，不管是家人会餐，还是在外就餐，万里从不让别人给自己盛饭、端水，秘书、厨师也不例外。饭后，万里看了看这一家三口后，对万伯翱和全家人说，无论在哪里都是为党和人民，工作不分地域。
    说到工作地点，就在万里刚担任副总理期间，为解决韩进川的进京问题，有热心人帮助将她从郑州铁路局调到北京铁路局工作。当一切都已联系妥当，只差一张调令并且调令马上即发时，铁道部的一位领导在向万里汇报工作时说：“我们准备把你的儿媳妇从郑州铁路局调到北京铁路局工作，解决—下他们夫妻两地分居的困难。”一听此话，万里斩钉截铁地说：“在郑州铁路局工作不是很好吗?为什么都要往北京调?都来北京，郑州的工作由谁来做?夫妇分居两地的又不是只有他们，先解决别人的困难吧。”就这样，他的一句话就吹掉了万伯翱爱人韩进川进京的梦想。后来韩进川自己考入深圳大学，毕业后直接分配到在深圳工作，户口落在那里，至今也没有进京。
    在老百姓的想象和猜测中，万里被打倒时，其家人也跟着他吃了不少的苦头，现在万里已荣升副总理了其家人也应该享受—下国家领导人家属的待遇。谁知，万里对他们的要求比过去更严厉，不仅规定了他们前往中南海的看望时间，而且还规定无论何时，无论何人，都不允许打着他的旗号办私事，特别是个人职务晋升、工作调动，具体细节还有不准用他的红色电话机打电话，不准公车私用等。
    如果说做子女的坐公车有些不妥的话，夫人边涛坐自己丈夫的车应该可以吧，事实上，边涛几乎不用或者说很少用万里的车。那是1985年的一个夏天，万伯翱因病住在武警北京总队医院，边涛听说后十分担心，执意要到医院看一看。因武警医院在北京朝阳区的三里屯，离中南海很远，万伯翱知道妈妈不会主动提出用万里的车，于是就派了自己的一辆北京“212吉普”到中南海去接妈妈。谁知车行至工体北路时，通往北京总队医院的路口铺设电缆，车辆不能前行，边涛只好在公务员的搀扶下一步一步地走进医院。
    1985年12月的一天，杨杨突然高烧，杨杨将电话打到了支队值班室，值班的叔叔告诉她“你爸爸现在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值勤”，杨杨哭着把电话挂断了。得知政委的孩子发烧后，总机守机员的值班战士破例将电话接到了哨位。万伯翱所在的支队是一支担负各国驻华使馆警卫任务的支队，在这个支队里，他是惟一的外语专业毕业生，也是惟一能够完全用外语与外交官全面交谈的干部。加之值勤人员不能离开哨位，万伯翱只好派公务员曾祥书先期赶去。曾祥书到他家一看，孩子已高烧得不行了，忙背着孩子直奔日坛医院儿科研究所。到医院后，由于正值流感盛行，曾祥书将孩子放在一楼楼道的一个墙角让她倚在墙上，对孩子说：“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你都不能离开，叔叔这就给你排队挂号去。”曾祥书挂号后回来一看，孩子连站的力气都没有了，靠着墙坐在楼道内、耷拉着脑袋。曾祥书见此，抱起来直往急诊室跑，医生开完针剂后，又没有病床输液，连楼道走廊的椅上都坐满了输液的人，无奈之下曾祥书只好抱着孩子坐在楼道的地板上让护士给孩子输液。直到美国驻华使馆招待会结束后，执勤任务才算完，万伯翱这才带着卫生队医生张明江、卫生员李拥军赶到医院。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都没有交待公务员打万里的旗号。一次朋友聚会，有位老大姐问韩进川你来到深圳工作，孩子谁管时，韩进川说她爸爸管，接着她把孩子这次生病的情况述说后，那位大姐说，不是万里太坚持原则了，就是你太老实了，要是副总理办公室给卫生部打一个电话，不是什么都解决了吗?
    如今，人们提起伯翱，记得的不是他当过什么“官”，而是他写过什么“文”。先后创作过电影、电视剧剧本《侠女除暴》、《少林将军》和科教片《擒拿格斗18招》的他，先后出版过《将军元戎共垂钓》、《三十春秋》、《四十春秋》、《五十春秋》等多部散文集，其著作达300百万余字。著名学者陈寅恪说“自由公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万伯翱却二者兼得，文章不同凡响，被著名作家苏叔阳称作为“阳光男孩”，说他：“坦荡、诚恳，没有架子。”
    作家曹禺说：“伯翱不像一般高干子弟那样有架子。诚然，那些人可能更有本领，但我始终还是喜欢伯翱这种具有中国淳朴民风的类型。”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也说：“万老大很不容易，他把自己《四十春秋》的稿费46000元都捐给了中华文学基金会，他达到了一个无我的境界。高干子弟的毛病在他身上竟然没有，这是很可贵的。这和万里教子有方有关系。”贺龙元帅生前就曾这样夸奖：“万伯翱是干部子弟的榜样。”
    万里对孩子们的要求，万伯翱体会尤深。对孩子们的选择，万里不置可否，但他绝不允许任何人利用他的影响牟利。退休后，孩子们经常想带他到外面走走，散散心。有时请他到外面参加活动，万里一定要问清楚谁请的、谁参加，如果有陌生人他就不会去。即便是老朋友、老熟人在一起，他还要教导子女、身边的工作人员：“你们要警惕。”他无论是在职还是离休，最担心的是孩子们利用自己的影响做什么事情。好在全家人和工作人员都知道他这个习惯，也从没有想让他帮助做点什么。
    万里的二儿子万仲翔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毕业后，一直从事律师工作。一次万里在中央的一份有关治安的简报上看到一则消息，据广东一个犯人交待，某年某月某日，在广东某宾馆，他给了两位高干子弟及万里的二儿子每人5000美金。万里当即大笔一挥，要求严查时任中信公司法律部律师的二个儿子万仲翔，并加上如情况属实严办等词句。接到万里批示后，中信公司党委书记唐克亲自挂帅，并立即成立了调查小组，在多次找万仲翔了解核实情况后证实这是件无中生有的事一一某年某月某日，万仲翔根本不在广东，更不知道某宾馆在何处，当时万仲翔也还不认识另两位高干子弟，更不认识这名案犯。后来调查小组还专门调取了万仲翔的照片让犯罪分子辨认后这才洗清万仲翔的罪名，并将调查情况及结论材料上报了中央。对此，万仲翔深有体会地说，万里从不护犊，如果亲人犯法让他知道，那—定是罪加一等。
    万里的女儿万淑鹏大学毕业后先是在文化部工作，后调到中国土产畜牧进出口总公司。或许是因为“文革”期间的创伤太深，导致她对政治不太感兴趣，在单位表现虽好，但一直没有入党。该单位领导想培养她加入党组织，在进行家访拜会万里时，这个单位领导对万里说：“万淑鹏在单位表现不错，虽然还没有写入党申请书，但我们想将她作为发展对象培养她，让她早日入党。”万里听后很平静地对他们说：“不要培养，我们家多一个非党群众也好嘛!”万淑鹏单位领导听后一脸茫然，不解其意。万淑鹏后来问过万里：“你怎么从来不问我入党的事呢?”万里对她说：“参加革命也好，入党也好，要靠自觉，你没有这个觉悟，我问你干什么呢?”万里当年是自觉参加革命，主动找党组织的，在万里看来，入党是一种自觉意识，不需要别人提醒。从此，万淑鹏单位的领导再也没有培养万淑鹏入党，万淑鹏再也始终没写入党申请书，万里也再没有过问。
    人们常说朝中有人好做官，但在万里这里就不灵了。他这里是朝中有人难做官。自万里当了副总理后对家庭的禁令就更多了。他曾对子女们说过：“通过你们办事，能成的也不能让它成，如果都成了我们家不就成衙门了。”不过也有破例的事情。林彪集团成员邱会作，有一个儿子叫邱鲁光，在部队表现不错，因邱会作出了问题，部队马上让他复员。他从北京参军，根据政策复员回京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因他父亲的问题，北京方面不敢接受。从而导致邱鲁光无法上户口，更无法安排工作，生活也无着落。邱鲁光找到万仲翔诉说他的困境后，深得万仲翔同情，邱鲁光将给万里的信让万仲翔转交，希望万里能解决他的实际问题，给一条生路。万仲翔斗胆冲破禁令向万里反映了邱鲁光的情况，并递上求援信。没想到万里看完信后很快就批示让下面解决，还说：“父亲就是父亲，儿子就是儿子，共产党哪能搞‘株连’那一套。”有关部门接到万里批示后，很快就为邱鲁光办理了入户口手续并排了适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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