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嘉宾：郑也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退休教授。近期著作：《吾国教育病理》、《科场现形记》(编)。

    采访人：蒋保信，共识网采访部主任

郑也夫

        独生子女存在严重缺陷  多数家长对子女的期待很荒诞

　　蒋保信：现在的中国，从幼儿园到大学，学生基本上都以独生子女为主。有人认为独生子女在家都是备受宠爱的小皇帝，因此容易以自我为中心。但就我对身边的独生子女朋友(以及亲人)的观察而言，我并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不过他们大多比较有个性，爱自由，我想这是好事。所以，我认为并没有必要把独生子女当做一个特殊群体来看待，因此在教育上也没有必要做相应地调整。不知您认为如何?

　　郑也夫：在中国独生子女不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因为无论哪个年龄组的儿童或青少年，独生子女都是多数，非独生子女才是少数。要说独生子女是特殊群体，那是跟国外的青少年比，或者跟我们那个年代的青少年比。

　　相比较而言，独生子女容易自我中心，缺乏独立性，我个人认为这是他们的严重缺陷。一个人成长时的第一课，不是老师教的，而是兄弟姐妹之间的摩擦、妥协、合作、互相帮助。这些课不是诉诸语言的，但毫无疑问，大家很小的时候都学会了，在一个家庭里，兄弟姐妹怎么能不互助，不相互妥协?但对于独生子女而言，这堂课没有了，他们没有了这个童子功。他在家里是最弱小的，大家都会照顾他，都是别人给他，而不是他给别人，他怎么能学会让步与合作?

　　蒋保信：但他上幼儿园时，也是跟很多小朋友一块相处，难道就不能学会互助、妥协和谦让?

　　郑也夫：幼儿园教育不是第一步的教育，幼儿园也只是独生子女的部分生存空间。在过去的多子女家庭中，兄弟姐妹分割有限利益的时候，肯定要相互妥协。但在幼儿园，并没有太多这样的利益分割。

　　另一方面，在独生子女家庭中，多数家长的期待是极不对头的。即便是最愚笨的老太太，如果有一些鸡蛋，她也不会把它们全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但如果她只有一个鸡蛋，她就会把它放在最好的篮子里。同样的道理，因为现在的家长只有一个孩子，他们就完全不考虑孩子的兴趣及潜力，无论如何也要他读大学，认为大学是最好的篮子，这种情况是非常不妙的。一个孩子要不要接受高等教育，因人而异。有些孩子不愿意念大学，未必没有其他才能，他可能擅长做推销员或者干其他手艺活，这并不需要读很多书，不需要学高等代数，但他也能过得很好。每一种工作，都是跟一种人匹配的，有的人适合读康德，有的人就不适合，但不适合读康德的人未必不能成才。

　　古人说"不拘一格降人才"，不能因为大家都说这条路好，就让所有的孩子都走这条路，这是荒诞的。

    中国糟糕的教育，是全社会的共谋

　　蒋保信：我有个朋友的女儿在上幼儿园，因为在课堂上话很多，结果被老师批评，回来后很伤心。朋友说从幼儿园开始，学校就开始规训孩子，但又没办法，如果家长有想法，又会和学校的教育有冲突，所以也没法改变。而有趣的是，我前两年曾看过关于马小平老师的报道，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中学语文老师，在课堂上实践自己的教育理念，引导学生读很多课外书。但他的做法遭到了很多家长的抗议，因为这并不能帮助学生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您怎么看这两种现象?在教育改革上，家长和学校好像是互为障碍的，应该怎么办?

　　郑也夫：这两个案例说明，中国教育现在变得这么糟，是政府、学校和家长共谋的结果。

　　很多家长是对教育的认识是非常功利的，学生不是有句口头禅吗："家长皆祸害"。家长确实是祸害，跟学校一块欺负学生。因为只有一个孩子，家长就专横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孩子身上，这个孩子不爱学习，或者说没有学习潜力，但他在社会可以做别的事情，比如做汽车修理工，做厨师，社会也需要这些角色，但家长都认为这不应该是自家孩子的选择，他应该上大学。不行就复读，哪怕上个三本也好，都是这样的。

　　我们刚才不是说教育是中国最大的意识形态嘛，都以为上了大学一切就都好了，家长是这个意识形态的缔造者之一。家长加入这个共谋，从幼儿园就开始了。老师说为了幼儿更好的发育，这时候不要让他学算术，也不要学认字，幼儿园的教师明白幼儿教育该怎么教，但家长不干，还跟幼儿园打架，你们为什么不教识字?我们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我不客气地说，像你们这样的SB，你们的孩子注定是要输在起跑线上的。因为小孩子从小就不能这么教育，在孩子那么小的时候，你就开始摧残他，搞填鸭式的教学，逼着他做超负荷的功课。即使你的孩子在幼儿园时期打败了别的孩子，小学上的是重点小学，然后又上了好一点的中学，但长大了肯定也是个废物，即便考上了北大也还是个废物。我在北大教书这么多年，见了很多的学生，他们学习上没有动力，不可能有远大的前途。

　　所以，中国糟糕的教育，是全社会的共谋。政府的政策有问题，学校的管理有问题，家长则是配合政府和学校逼迫学生，最后导致整个中华民族培养不出有创造力的人才。


　　中国教育病入膏肓，短期无解

　　蒋保信：有些家长其实不想参与这种共谋，但也无能为力。

　　郑也夫：问题严峻就在这儿。家长中有积极配合的，也还有被迫不得不上阵的。就说高考吧，"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它不仅把所有学生都席卷了进来，还把明白的家长和不明白的家长，以及明白的老师和不明白的老师，全都裹挟进来了，这就是制度的力量。不然你不是找死吗?跟自己过不去，准备上差一点的大学，或者不上大学?听说你这孩子到了高三还喜欢诗歌，你有病啊?是不是?

　　所以，制度的力量是巨大的。换了在美国，高三学生就可以喜欢诗歌，并不耽误什么。

　　蒋保信：还可以加分。

　　郑也夫：还不是一个孤立的可以加分的事。在美国你想要进哈佛，SAT考试的成绩也要很高，这是一个重要的参照，但人家不单单比这一项，你还要给学校写一个陈述，谈谈你曾参与过的校园生活和社会生活，加入什么NGO组织等等。我外甥为什么能进哈佛?因为他在学校课堂之外的活动，也很出彩，比如他是学校的乐队指挥，这个就是很厉害的一点。虽然没有一个正式的评比，但这肯定说明他有能力。在美国，人家挑一个人，要看很多的参量。但在我们这，只看分数，你多一分就能把一批人挤掉。哈佛大学虽然也看SAT考试成绩，但你比人家多两分，最后录取谁还很难说，因为还要看其他参量和指标。

　　蒋保信：我们在招生的时候，把多样性的参量和指标纳入进来，也是可以的啊。

　　郑也夫：可以不了。我们不能保证学校老师的公心，如果大家都知道当乐队指挥可以作为录取的一个参量，家长就要花钱给孩子买个乐队指挥当了，我给学校两万块钱，让我的孩子当一个月指挥行不行?在我们这儿，社会的良心大大的坏了，全社会都是腐败的，学校里行贿的现象多了去了。现在高考录取只看分数，只要保证现场不能作弊，还是比较公平的。但为了这个公平，我们牺牲了多方面的考量。再比如推荐信。外国的中学校长经常给学生写推荐信，这是很重要的参量。但在我们这儿，推荐信首先就得作废，因为我们的推荐信都是胡扯，把每个学生都说成是最好的学生。如果你以社会活动作为参量，那也可以作假，人家有钱有关系，就可以让自己的孩子在这个社团当领袖，在那个社团当领袖，最后把社团也弄得乌七八糟。我们社会的良心已经坏了，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更早胜出，赢在起跑线上，这是非常荒诞的。

　　一个人最后行不行，要到后来才知道。就像培养一个足球运动员，要到他二十二、三岁的时候，才能看出来他是不是有价值的球星。但我们在早期就杀鸡取卵，最后把一代人全毁了。（本文转载几个片段，原文部分刊载于《同舟共进》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