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澎湃新闻报道，2015年6月9日晚，贵州毕节4名留守儿童在家集体服农药自杀身亡。最大的哥哥13岁，最小的妹妹仅5岁。他们的父亲长年在外打工，母亲则被人拐跑。爷爷奶奶已过世，外公外婆年纪大了无法照顾孩子，只剩4个孩子在家中。
贵州省毕节市，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几年来却出了一件又一件与留守儿童相关的事件：
一个月前，2015年5月，毕节7名女童被老师猥亵。这些孩子年龄基本都在6到7岁，多为留守儿童；
2013年12月，毕节5名留守儿童在放学路上被农用车撞死；
2012年11月，毕节5个男孩在冷雨夜躲进垃圾箱生火取暖，结果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最大的13岁，最小的9岁。他们全都是留守儿童。
与前几次的事件略有不同：这一次，四兄妹不是被害、意外死亡，而是喝下农药，用一种主动的方式离开这个并不接纳他们的世界。四个乳臭未干、甚至还不能理解什么是死亡的孩子，怎么就能做出这么一个决绝的决定?我们不知道。有一位自称是4名死亡儿童亲属的村民说，1个月前，4个孩子因没有生活费辍学在家，家里唯一的食物是去年的玉米。平时，孩子们将玉米磨成玉米面，不用筛子筛干净，就凑合吃了，“因为太穷了”。而孩子的父亲虽留了联系电话，却一直打不通。
当然有人会指责家长的不负责任，在这个越来越重视家庭、亲情，所有的媒体都在呼唤“常回家看看”“停下脚步关心下一代”的时代，居然会有狠心把孩子扔在农村、自己进城打工的父母，实在是与“家和万事兴”的主流价值观不符。
可是，当我们在城市中看到许多人打着不稳定的零工、随时可能被拖欠工资、受工伤没有办法治疗、即使拿到工资也仅仅够自己温饱的时候，即使他们是留守儿童的父母，真的还有底气去要求他们“常回家看看”吗？
对于冷漠的乡邻、支离破碎的农村社会生活关系的批判也是不乏的，青壮年劳动力进城、资本下乡，剪碎了原有亲和、稳定、和睦的村民社会网络，留下一个空心化的农村，只有孩子和老人孩子坚守。
然而当留守的村民们陷入了集体的贫困之中，自己的生存都没法保障，又怎么要求他们去关心乡邻呢？
当然，地方政府的不作为又可以拿来说一说。简单翻看一下毕节市政府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关于民生建设这一点赫然占了大量篇幅：省级“十大民生工程”完成投资145.43亿元，市级“十件重点民生实事”完成投资177.52亿元、占年度投资任务的101.99%……“减贫摘帽”城镇新增就业5.84万人，转移农村劳动力18.5万人，被评为“省级创业型城市”等等，努力鼓励农民在本地就业、创业，却对大量外出务工人员留下的孩子不闻不问，极少有专门关注关心他们的政策。
不过细想想，外出务工人员创造的财富与价值都被劳务输入省份拿走了，为什么留守儿童这个包袱要让输出地承担呢？当地政府也是挺冤的。
或许是国家关于社会救助的法律法规不健全？这个指责在三年前几个孩子死在垃圾箱的时候就出现过。同时国家也确实出现了政策调整，然而并没有什么X用……
那么，到底是谁扔下了孩子？谁逼得他们不得不死？
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随着第一批打工仔打工妹的出现，第一批留守儿童也来到了世间，原想着父母进城打工，获取更多的收入补贴家用，在农村的孩子会有更幸福的童年。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第一代农民工还取得了比较可观的工资，养活了自己，还能寄一部分回家，几十年后，现在农民工的工资却常常连自己都不够花了。
有个统计数据可以说明。我们都知道最低工资是根据当地消费水平和生活资料价格计算出来的。1992年最低工资标准245元相当于职工平均工资（494元）一半，在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之内。一般认为最低工资占平均工资的40%到60%，属于比较合理的区间。北欧国家的最低标准高于平均工资的60%，因为社会贫富分化比较小，收入差别不大。但是，以深圳为例，最低工资绝对数额虽然在增长，占平均工资的比例却一路走低，到2010年只占百分之二十几，不到百分之三十。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农民工平均工资的数额在全国来说还是比较高的，都是这样低的比例，在其他地方打工的工人，又能有多少钱能补贴回家呢？
进城务工父母的相对贫困，给留守儿童带来的是绝对贫困。这一次的被父母留下的五个孩子，就是长期得不到家长的抚养，除了父亲走前留下的玉米没有任何可以养活自己的东西，不是喝农药自杀，也只能饿死。
在家庭的场域内，他们不得不被父母遗落，在社会保障领域，他们也被遗忘。目前对于地方的社会救助，主要依靠地方财政，而地方财政收入，依靠的是税收。然而随着工业化的推进，沿海城市成为资本集散地，大型的企业集中在东部沿海以及大城市，务工人员也这样集合。劳务工输出省份的税收就极度不足，却承担着大量社会救助的负担。许多需要救助的人自然无法顾及。这种不平衡的发展不打破，无论怎么加强管理、防止贪腐也无法真正实现社会救助应有的效果。
同时，伴随着资本下乡以及农民工进城打工，农村的大量耕地荒废或挪作他用，农村的孩子也不得不依赖于市场才能解决温饱问题，钱就成为一切的中心。没有父母寄回的钱，他们只能选择做童工，挣点活命钱，或者选择死亡。当父亲留下的玉米吃完了，4个孩子选择了后者。
上世纪50、60年代，为了发展贵州、四川、广西等一系列三线地区的建设，“三线建设”计划轰轰烈烈地展开，一批大型重工业工厂在这些偏远的地区开工，带动了一大片地区的发展，大量补贴了地方财政，拉动再生产领域条件的提升，缓解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如今，当一切以发展为纲、全民进入GDP狂欢的时候，这些偏远地方的孩子却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遗忘在了角落。
资本的逻辑在于不断地扩张，将有利于自己的东西卷入其中，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挤压得一分不剩。生产领域的压榨扩展到再生产的空间中，农民工的孩子、父母就首先受其害。这样一个断裂的社会就形成了：一边是发展的盛宴，东部沿海城市在高速发展的狂欢之中，有一位资深的经济学家说：到了2020年，我国有望成为高收入国家啦，所有人共享了发展的果实啦！然而这个论断面对了4个孩子的死，简直是一个天大的玩笑。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不改变不平衡的发展，那些家庭温馨、社会和谐的话语又有什么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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