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去家访的两个学生都是学习成绩都还不错的,主要目的是劝说家长让孩子继续读书,有时候我觉得这些孩子很可怜,成绩不好,家长无暇顾及,成绩好,也会因为家里负担不起沉重的赞助费而无法继续升学”,田老师说。田老师是广州天河区某打工子弟学校初三(1)班的班主任,话语之间,透露出深深的无奈。
据不完全统计,广州现有三百多所打工子弟学校,有外来务工子女将近30万人,而初中毕业之后的升学率不到10%。在这惨淡的数据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故事?
“他们这个年龄的孩子,都很调皮,爱玩,把他带在身边还能管管他,一开始也想着城市里的教育质量总比农村要好,学费是有点贵,但是也没办法。”——叶先生
叶先生在广州市摆地摊卖衣服为生,家里有三个孩子,都在附近的打工子弟学校就读,每个孩子每个学期的学费要1500到2000元左右,这些还不算校服费、校车费、餐费。对于做小生意的叶先生来说无疑是沉重的负担,问及为何不让孩子去公立学校读书,叶先生笑了笑说:“一次性四万的赞助费,我怎么拿得出来?”笑声中透着无可奈何。
据统计,广州市三百余所打工子弟学校的学费基本上一个学期是1000元至3000元,学费高低视学校的教育设施和师资力量而定。而大部分学生家长都在城市做着底层低工资的工作,支付这笔学费本来就有压力,而有的家庭有三四个孩子,无法一次性交学费,不得不实行“分期付款”。
为什么公立学校要收取如此巨额的赞助费?为何打工子弟学校要收取高额学费?免费义务教育去哪儿了?
国家义务教育政策的特点,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支持,对于劳动力输入地地方政府而言,多一个学生,就需要多拨发一笔资金,面对30万外来务工子女的义务教育,政府选择了逃避责任,而户口则是最好的阻碍屏障。近几年来,社会对打工子弟学校教育质量多有担忧,北京政府面对舆论的压力,选择强制关闭所有打工子弟学校,引起一阵哗然,广州市政府采取的政策则是加强对打工子弟学校的管理,同时却紧闭公立学校大门,如果要进公立学校读书,需要交高昂的赞助费。
那么中央拨给劳动力输出地地方政府的义务教育款去哪儿了?劳动力输出地地方政府的态度是,既然是你自己要出去别的省读书,我们也没有义务要为你们提供赞助,同样持规避责任的态度。地方主义的教育政策,导致所有压力转移到外出务工人员身上,而外来务工子女则成为牺牲品被架空在中间地带,处于出不来又回不去的尴尬地位。
就算是拼拼凑凑凑齐了学费,流动子女能够在城市求学吗?到中考前夕,这些外来工子弟才逐渐明白,他们生活成长了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大城市,并不打算接受他们。
“学校里的硬件设施虽然与公立学校差很远,有的学生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一到初三,学校学生的转学率就特别高,大部分都是回老家读初三,参加老家那边的中考,因为户籍的限制,他们不能在广州参加高考,就只能提前回老家读高中,所以我们老师有时候也会觉得教得没意思,看着学生面临这些他们无法改变的事实,心里也替他们难受。” 田老师有点无奈地说。
叶先生的大儿子初中毕业便没有继续读书,跟着表哥学卖衣服,两个女儿一个读小学,一个读初中,问及是否会让女儿继续读高中,叶先生长叹一声,说道:“她成绩好,当然是想给她读了,但是她又不能在这里高考,回老家又没有人照顾她。”
外来务工人员给大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孩子跟随父母来到大城市,适应新环境的生活已经是很大的挑战,然而,由于经济的压力、政策的限制,他们在求学过程中遭到社会制度框架的残酷淘汰。这群纯真的孩子,本应像其他孩子一样,无忧无虑的享受着父母老师的关怀以及快乐的校园生活,可惜现实不是这样。
于是,在学费和户籍两座大山的压迫之下,流动儿童的求学成为了一个社会的大问题。然而我们不妨多想一想,这一个问题是如何制造出来的?为什么会有父母不得不离开农村进城打工,为什么会有孩子不得不在城市中颠沛求学?城乡不平衡的二元结构,带来了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不公平的教育,同时再造了一个新的工人阶级。外来打工者们,成为城市发展的螺丝钉,来去匆匆,推动了资本的扩张,却只留下贫困的生活和只能继续做工的孩子。流动儿童教育如何解决?当然,破除城乡户籍的壁垒、从国家到地方增加教育补贴纵使有一定补助作用,流动儿童却依旧流动。最终的最终,或许真正改变教育,要从改变城乡不平衡的发展方式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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