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更重视学习成绩，对性教育羞羞答答、难以开口

●校方：精力多集中于教学质量，性教育仅限于卫生教育

流动儿童亟待“防性侵”教育

中工网记者 杨召奎 中工网实习生 徐晓清

　　“好朋友应该是什么样的？身体的哪些部位不能随便让人触碰？如果已经遭受侵害该怎么办？”4月21日，在尘土飞扬中穿行了几个巷子，《工人日报》记者跟随“女童保护”项目发起人孙雪梅来到位于北京皮村的一所打工子弟小学——同心实验学校。
　　当天，孙雪梅给该校四年级两个班的学生上了一堂“女童保护”安全教育课，向孩子们讲述如何自我保护、防范性侵害。
　　皮村，北京东北五环外的城乡接合部。密密麻麻的出租屋，狭窄的街道，密布的电线，隔几分钟就有飞机从头顶掠过。由于物价稍低、租房便宜，尽管环境不好，这个只有千余本地常住人口的村子，还是吸引了近两万名外来务工者。
　　这些外来工子女多半在同心实验学校读书。他们与其他孩子一样，学习语文、数学、英语等课程，但对于“防性侵”教育，无论是他们的父母还是老师都表示“不知道该怎么跟孩子讲”。孙雪梅表示，“女童保护”项目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尽快落实到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较多的地方，因为这些地方的儿童对“防性侵”知识的需求更加迫切。
　　儿童性侵案每天曝光1.38起
　　近年来，儿童遭性侵案件频频出现，触目惊心。在媒体曝光的案例中，有因接受犯罪嫌疑人给予的金钱、物品后不加防范而遭受性侵的，有初次受害后因慑于施害者的恐吓而不敢声张以致多次受害的，还有受害儿童出现明显创伤时才被其监护人发现的……
　　根据“女童保护”项目2015年3月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2014年以来，性侵儿童的恶性案件在全国各地呈持续高发状态，全年被曝光案件高达503起，平均每天曝光1.38起，是2013年同比的4.06倍。且性侵案件受害人群呈现低龄化趋势，以7岁到14岁的孩子居多。
　　在这些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绝大多数都是因监护缺失导致的施害者临时起意，而非有计划的蓄意犯罪。更令人诧异的是，调查显示，“熟人犯罪”超过八成，这些熟人包括教师、邻里、亲属以及父母的朋友、同事等。他们借助表面上的友善关系，在家长无暇看顾孩子时，更易接近被害人。
　　调查还显示，在公开报道的案例中，农村未成年人有171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有42人，城镇未成年人有409人。“这并不代表城镇儿童被性侵案件比农村儿童更为高发，这恰恰说明农村地区儿童安全监护薄弱。一是由于传统观念，有些农村家长不愿意公开；二是因为因为城镇地区大众媒体的覆盖面、活跃程度均显著超过农村地区，也存在更大的可能性被公开曝光。”孙雪梅说。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也表示：“性侵案件受害最大的主要是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群体。”
　“性教育，不好意思给孩子讲”
　　一边是儿童性侵事件频发，另一边却是防性侵教育方面的亲子交流普遍欠缺。同心实验学校四年级学生小美的妈妈对记者表示，平时会有意识地给孩子进行安全教育，比如常告诉孩子不要给陌生人开门、不要跟陌生人走等。但一提到性教育，她就连连摇头，“不知道该怎么跟孩子讲”。学生小玲的妈妈则对记者说：“我和孩子她爸平时忙着赚钱，就想着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有空的时候，会督促孩子做作业啥的，从来没和孩子讲过性方面的知识。”
　　而在当天的“女童保护”安全教育课上，课程通过问答、游戏、情景模拟等方式进行，孩子们听着十分入神，有时还举手向讲课老师提问。在教室后排旁听的班主任赵老师说：“没想到学校的孩子课堂反应这么踊跃，课程这么受欢迎。”
　　放学后，记者在皮村随机采访了几名打工者了解到，由于在城里上学不便，不少打工者将孩子留在老家，由孩子的爷爷奶奶照顾。四川巴中的一位打工者告诉记者，他们平时在电话里，主要是告诉老人不要让孩子下水游泳，不要和别人打架，“但防止性侵害的问题，怎么好意思和孩子说”。
　　广州一位司法工作人员分析近年来性侵儿童案件成因时表示，从家长监护方面看，家长多重视儿童的学习成绩，对性知识多采用回避和隐晦的态度；从校方防范上看，教育主管部门的精力集中于教学质量，性教育则以卫生教育为主，缺乏相应的防性侵等安全知识教育。
　　保护儿童，能做些什么？
　　儿童遭遇性侵会给自身带来哪些问题？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中心心理专家刘凤琴表示，如果不及时进行专业的心理治疗和干预，许多性侵未成年人案的受害者最初可能表现为恐惧、抑郁、药物滥用等，长大后可能出现一系列心理问题，一辈子生活在性侵犯所带来的阴影当中。今年21岁的牡丹江女孩阿蕾曾匿名向媒体诉说自己童年时被性侵的遭遇，并表示因为童年遭受过性侵，有了阴影，以致于长大后没有安全感、自闭、自卑，至今不敢谈恋爱。
　　据记者了解，此次在同心实验学校进行的安全教育课主题为“爱护我们的身体”，一共包含四个部分：认识我们的身体；如何分辨和防范性侵害；遭遇性侵时该怎么办；如果遇到侵害之后该做什么。
　　“我们更倾向于针对留守儿童、流动儿童进行性安全教育，因为他们的父母对这方面工作不够重视，要么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要么羞羞答答、难以开口。”孙雪梅说。
　　孙雪梅告诉记者，从公益的角度来说，“女童保护”或许并没有太多创新的模式，但她们始终用温柔的力量传播常识，增强孩子们的自我防护意识。在长远目标上，希望通过自身行动影响高层决策，最后通过教育部、妇联或者立法机关在女童保护方面出台相应的措施，在全国形成防范机制。
　　据孙雪梅介绍，刚刚发布的《刑法修正案九》（草稿）将猥亵罪的犯罪对象扩大到男性，但嫖宿幼女罪没有被并入强奸罪。“我们还会继续呼吁废除嫖宿幼女罪并入强奸罪，并从制度设计的层面加强执行力与普法宣传力度。”孙雪梅说。

　　此外，执法层面上，孙雪梅认为，还需找出一些有效方法，打击潜在的性侵儿童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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