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教育不需要惩罚

人们一直以来都认为，恩威并施是教育孩子的良策，也就是孩子犯了错误就惩罚，觉得这样可以培养出一个规规矩矩、不越雷池半步的乖孩子。但是我们渐渐发现，这样做经常让孩子生出逆反心理，更不好管教。是不是老师和父母们对于“纪律”一词从根本上产生了误解？美国心理学家罗斯.格林说，新的脑科学和心理学研究告诉我们，纠正孩子的错误，我们可以采用一个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新思路。

2013年春日里的一天，森特尔小学的丽.罗宾逊老师正打算出去吃午饭，校长给她打来了电话。三年级的男孩威尔以前就总在班上调皮捣蛋，现在正在操场上跟同学挑衅。他抽出腰带朝同学挥舞，嘴里还骂骂咧咧，闻讯赶来的学校员工们担心他会伤到别的孩子。罗宾逊是威尔的辅导员，接到校长电话后马上赶回了学校。

威尔是那种“人见人烦”的孩子，每个学校都可能有几个这样的孩子：在哪儿都会惹祸，而且是无事生非。他们在椅子上坐不住，发起脾气来肆无忌惮，老师也拿他们没办法，同学们管这样的孩子叫“捣蛋鬼”。威尔知道自己就是这样的孩子，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他对上学就有一种焦虑和抵触情绪，总是充满敌意地看待同学和老师。

有人说美国的学校是“监狱输送站”，形容美国很多学校对于威尔这样的孩子教育的失败。一年级孩子的一种不良行为如果得不到纠正，到五年级时就可能在几个方面都不守规矩，到了八年级可能沾染毒品，辍学，然后成为17岁的罪犯。虽然如今的老师们受的教诲是是细心对待处于“社会情感发展期的子”，学校也一直努力将“问题学生”安排在普通班级，但当一个孩子肆无忌惮时，教师和学校的良苦用心顿时付诸东流。老师和学校领导至今仍然极度依赖过时的”胡萝卜加大棒式”的奖惩制度，对学生从使用红黄绿卡片，行为图表测评、颁发奖品到暂时停学或开除。

我们对待问题学生的方式，一定程度上是受美国心理学家伯尔赫斯.斯金量纳20世纪中期哲学思想的影响，即后果决定了对人类行为的判断，因此坏的行为必须受到惩罚。2011年12月，美国教育部调查发现，在4900万12年制的学生中，有13万名学生受过开除处分，约700万学生受过停学处分。最近一次调查显示，美国学校每年对学生实施体罚大约25万例。

但是以“后果”来威慑孩子的做法本身就会引发负面后果。近来的心理学研究显示，学校的惩罚制度不仅没能解决孩子们的行为问题，反而经常让他们了产生逆反心理。惩罚制度牺牲了长期目标——让学生以品德为准则改善自身行为，却只注重短期效果：让课堂获得了暂时的宁静。

比如，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心理学家爱德华.德西发现，那些将目标定位于控制学生行为，而不是帮助学生提高自控力的老师损害了学生们积极进取中的一些关键因素：自主性，成就感和与人交流的能力。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他们比以前更难学会自我控制，而自我控制正是获得远期成功的关键能力。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心理学家卡罗尔.德韦克说，即使是奖给学生一张金色卡片，也会损害学生的进取精神，他们会将精力投入于如何迎合老师以获得奖励，而忽视了学习本身所蕴含的乐趣。

2011年，美国德州农工大学学者们针对将近100万名六年级以上学生进行的一项跟踪调查发现，那些因为偶尔打架、玩手机或有同性恋倾向而被警告或开除的学生，受到惩罚的一年内走上少年法庭的比例是其他同龄孩子的3倍，违反同样的校规时，黑人孩子比白人孩子或拉丁美洲孩子受惩罚的可能性高31%。很多被诊断出患有对立违抗性障碍、多动症和反应性依附障碍的年幼儿童都曾经受过心理创伤，无法正常地与他人交往，而这些孩子在学校最有可能受到纪律处分。

由此，我们的疑问也产生了：以最严厉的手段对待这些“问题学生”是否明智？孩子的调皮行为很多时候只是为他们无法自我控制，而以责罚的方式去对待他们，是不是也过于简单粗暴了？

这听起来好像是妈妈惩罚我们时应思考的问题，但这却是一些卓有进展研究的核心内容，而这些研究成果正开始影响少年监狱及小学的纪律管理方式，使其发生了革命性改变。美国心理家罗斯.格林曾经在哈佛大学执教，他的教育理念在与问题学生打交道的家长们和教育工作者中极受推崇。哈佛大医学院神经内科教授理查德·法伯的”“延迟满足法”对于渴望睡个好觉的幼儿父母来说很管用，而格林为出现行为问题的学生的家长提供了教育方法。

他的教育模式在儿童心理诊所接受测试，在美国少年劳教所接受过实践，2006年在美国多所公立和私立学校试行。目前为止成效显著，这些学校报告，学生被记过、停学处分的事件和学生间的伤害事件减少了高达80%。“我们知道，如果总是对孩子们做徒劳无益之事，我们就将失去他们。”格林告诉，“照此下去，我们培养出的孩子全会是矫枉过正、思想狭隘的一代人。所有和这些问题学生打交道的人都知道他们的人格特点：他们对惩罚已经麻木不仁。”

如果你领会了格林的教育理念，就不会再惩罚在课堂上高声喧哗或者因为考试发挥不佳而坐立不安的孩子。会和那个孩子谈谈心，分析出他发脾气的原因——他是不是想不出要说的——然后思考一下再遇到这种情况该怎样帮他应对。你的目标是找到问题的根源，而不是将孩子的脑瓜禁锢在纪律无形的枷锁之中。这一办法真正吸取了教育实践中的精华思想，关注于解决学生的心结，而不是惩罚他们。

如果格林的教育方法是正确的，那么争论如何在动机与结果之间寻找平衡，也许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方向。归根结底，一个孩子和自控能力相关的大脑功能尚未发育成熟，施以惩罚对他的成长能有什么好处？

丽·罗宾逊老师来到学校时，威尔还在森特尔小学操场上挥舞皮带。罗宾老师身材修长，梳着长长的马尾辫，举止中让孩子们感受到的是一种温和与关爱。森特尔小学是美国实行格林教育法的数百所学校之一，为实行这项教育工程，政府专门给学校拨款1万美元。

威尔是个活泼好动的孩子，开朗好说，喜欢户外游戏，自一年级他就在森尔小学上学，那时学校已经开始试行“合作与积极解决问题教育法”（简称“CPS教育法”）。但作为一个6岁的孩子，他的身上也有着他这个年龄所特有的特征：在椅子上坐不住，在屋子里待不住。如果想不出要写的单词，他可能会朝同学挥拳头，或者骂人，在地上打滚。一位心理学家诊断威尔患上了”非语言学习障碍”，其表现就是难以适应新环境，难以和别人交流，对空间和时间的认知上存在障碍。到了二年级时，校方指派罗宾逊为威尔的辅导员。

操场上的罗宾逊如同一位老练的谈判高手，面容和蔼地走向威尔。“你想用皮带做什么都可以，”她温和地对威尔说，“只是要离人远一些”过了一会儿，威尔渐渐地平静下来。他们散步穿过学校附近的一片小树林，威尔一边向路边的小溪里扔石子，一边高声叫喊着。过了许久，他竟然扑进老师的怀中哭了起来。罗宾逊同威尔交谈了一会儿，最终决定；威尔感到沮丧或紧张时，就对老师说需要辅导员。如果罗宾逊不在学校，他们会帮威尔接通她的电话。

几年前，森特尔小学的老师们对待威尔这样的孩子的方式截然不同，老师会把他们带进办公室，或者下课或放学后让他们罚站。一些学校的处理方式则更加严厉，有威胁他人倾向的孩子可能会被带进一问专门的禁闭室，或者一天不许上课。美国官方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学习和自控能力不足的孩子，受到停学处罚的比例是其他孩子的两倍。

在CPS教育法实施之前，旧式的纪律处分在森特尔小学是常有之事。2009-2010学年，有146人次因违反纪律被叫到校长办公室，两个孩子被停学。2013年，这两个数字分别降到了45和零，校长尼娜·达兰告诉我：“这完全感谢新的教育理念，它着重于满足孩子的需要和解决问题，而不是简单粗暴地管控孩子的行为，这是个令人惊叹的改观。”

CPS教育法建议学校老师及监狱和医院的心理工作者，要和目的对象培养稳固的关系，特别是有暴力倾向的孩子，孩子成为解决他们自身问题的核心角色。比如，老师看到一个孩子在扔成绩单玩耍，通常会判断他的学习态度不好，实际上，孩子只是饿了，吃一点东西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达兰校长说：“实行CPS教育法之前，我们也曾花很多时间和孩子们谈话，试图找到问题。现在，我们倾听孩子的声音，努力找到问题的原因，我们也完全相信孩子的话。”

下一步就是分析清楚每位学生遇到的问题，帮其逐一改正。有时候，一个孩子坐立不安，也许是因为他觉得旁边的人都在看着他。怎么办？“孩子可能会想，坐在教室后排听课会轻松下来。”达兰说。老师和学生一起想办法，就可以让他逐渐适应。

以学生的需要为主，校方不但要改革思维方式，也要付出更多的精力。森特尔小学拨出改建款，将每间教室分成两个空间，专门开辟出”休息区”，在这个安静的环境里，孩子们可以休息或吃零食，然后再继续上课。学校每年还对老师进行20个星期的培训，内容之一就是每星期联网收看一小时格林讲座。

威尔一度不愿上写作课，几次尝试失败后，当时作为指导顾问和老师的达兰坐下来跟威尔谈了起来。在45分钟的谈话中，他们分析出了威尔发牢骚和说“我不知道”的原因，最终想出了对策。没过多久，他写命题作文就不成问题了。

57岁的格林建立了“平衡生活”研究协会，致力于以CPS教育法引导问题学生。协会前不久举办了2015年度研讨会，大约有500人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包括老师、心理学家和其他各行业工作者。格林在会议上发表了演讲，谈了对几百万美国青少年滥用药物和因行为不当而受惩罚的看法。

在美国的青少年中，有误入歧途危险的不只是520万多动症儿童、500万学习困难的学生和220万患有焦虑性障碍的孩子，也包括1600万忍受着肉体和精神痛苦的学生、120万孤独症儿童和120万无家可归的孩子。格林对台下的观众说；“我们对问题学生缺乏理解，习惯以否定、敌视、惩罚等消极的方式对待他们。我们的做法对孩子的成长不仅无益，还会适得其反。结果是，我们面对的是一大批孤僻、软硬不吃、带有暴力倾向的孩子。”

格林以前学的是行为纠正心理学，主要针对家长和孩子。但是在作为弗吉尼亚州理工大学毕业生进行临床实习的过程中，他对“行为纠正”产生了疑问。他当时建议家长们对孩子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但是家长们说，让孩子们做家务和上床睡觉仍然相当难。格林感觉，他的办法只是治标，忽视了问题的根本。

在那段时间，他学习了利用磁共振成像技术探索人类大脑功能的神经科学家们的最新研究成果。科学家们发现，我们的大脑前额皮质协助控制着大脑执行功能，也就是我们控制冲动、安排工作顺序和组织计划的能力。有暴力倾向的孩子的大脑前额皮质没有发育完全或者发育较慢，也就是说他们不守纪律只是因为尚未拥有协助控制行为的脑功能。

但是大脑是有可塑性的，学习和重复练习能够改变大脑的物理结构，建立新的神经通路。2000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埃里克.坎德尔发现，记忆能够储付在我们神经系统的神经元突触之中。坎德尔对海兔进行的研究显示，海兔“学习”了诸如恐惧之类的情绪，大脑中会创建新的神经元。

这一科学研究新成果为老师们提供了启示：孩子们学习和练习技能时，确实能够重塑大脑。而且有研究表明，这一积极信息告诉孩子们时，他们的学习热情和成绩马上有了明显提高。现在，格林开始指导家长们开发孩子解决问题的能力，事实证明这一尝试确实可行。

上世纪90年代，格林在哈佛大学学院执教，并在一些儿童心理疾病诊所尝试他的CPS教育法。2001年，位于波士顿市的剑桥大学医学联盟称，医院实行CPS教育法后不到一年间，对少年心理疾病患者使用身体拘禁和精神类药的做法已经停止。另一项研究发现，对于治疗7至14岁儿童行为障碍来说，CPS教育法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同年，他的研究成果刊登在了美国《咨询与临床心理学》杂志上。

学生在课堂上发脾气，老师会在事后和学生谈心，而不是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斥责他，这让师生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学生们开始把老师当成他们的”死党”，而不再是敌人。校园暴力事件减少，学生受到记过处分、学生之间和师生之间的伤害都有所减少。

和其他很多地方的老师一样，一开始，森特尔小学的老师们对CPS教育法持怀疑态度，但是实践给了他们信心。一次，一名二年级男孩将一把椅子扔向了苏姗·福西老师。福西没有命令他“滚出去”，而是忍住怒气，自己离开了教室，直到男孩平静下来。后来，福西老师、达兰校长和他坐下来达成协议，下次再想发脾气时，他可以去辅导员办公室，和玩具动物待一会儿，或者看看喜欢的书，以此平复情绪，那名男孩后来也没朝别人扔过椅子。

现在，威尔已经从森特尔小学毕业，一个星期六的上午我去他家时，他和哥哥正在帮父母做苹果蛋糕和水果沙拉。他抽时间向我展示了他设计的一款桌上游戏，这是他根据自己学到的昆虫知识想出来的游戏。如今，威尔已经五年级，他和新学校的同学交了朋友，每天坐公交车上学，以前这一切对他来说都是不能的。

“在看到一个孩子发脾气时，森特尔的老师们会帮助他，问他遇到了什么烦恼。”威尔对我说。他的妈妈说，CPS教育法能让威尔说出自己遇到的困难，现在他应对困难的能力比哥哥还要强。”这一素质对于他们的青春期和成长非常重要。”她说。

在格林看来，这是对新教育法的巨大胜利，不仅纠正了学生的行为问题，而且为他们的成长铺就了一条成功之路。“老师每天至少有六个小时．每周五天，每年九个月在和学生们相处，我们应该，一起学一些无为而治的精神，收起管教学生的手，停止做那些有害无益、多此一举的事，孩子会更好地成长。”

（原载《海外文摘》201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