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调查15]流动儿童面临的学校教育困境研究
8年前 [02-23 18:44 周二]流动儿童面临的学校教育困境研究
——基于北京部分流动人口子弟学校的调研
2015年概论课第32调研小组
许弘智 丁嘉靖 施嘉伟 王诗皓 袁礼伟 徐吉来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注] 这份其实是一份优秀的小组期末报告，但他们的调研是从寒假调研开始，学期中进行了补充调查，就流动儿童面临的学校教育困境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许弘智同学参与的团队以寒假调研为基础，取得了2015年学校和全国大学生挑战杯特等奖。
一、绪论
1.1课题背景与选题原因
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农民走入城市成为农民工，于是在广大农村也随之产生了一个特殊的未成年人群体——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儿童正处于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但由于在成长过程中无法获得父母在思想认识及价值观念上的引导与帮助，缺少父母在情感上的关心与呵护，这一群体就容易走向发展的两个极端，即产生认识、价值上的偏离和个性、心理发展的异常，或形成异常坚强勇敢的个性、获得过人的独立自主能力。农村留守儿童因为存在大量问题而受到社会极大的关注，各界对于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剖析也越来越深入。
然而， 20世纪 90年代以来，随着农民工举家迁徙的新趋势的出现，流动儿童即农民工随迁子女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十几年以来，社会学界就农民工子女的生存与生活状况、教育状况和城市融入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
其中，在农村基本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之后，城市流动儿童的教育已经成为最为突出的教育公平问题。由于义务教育主要由地方政府负担，流动儿童因为没有流入地的户口，无法享受由流入地政府负担的教育经费，无法享受与所在城市同龄儿童同等的教育机会，也被排斥于乡村正式的教育体系之外，成为了被“边缘化”的一个庞大群体。尽管国家已经确立了解决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以流入地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的原则，但仍然有相当多的流动儿童难以进入公办学校。 2005年底北京市打工子弟在公办中小学就读的比例为 62%。同时，流动儿童初中后的教育问题也已经出现。由于初中后的教育不再是义务教育，政府没有保障的责任；而且中等职业教育投入更大，费用更多。流动儿童在结束义务教育之后何去何从，他们是否能够实现向上流动，他们究竟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处于何种位置？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农民工子女这个庞大人群自身的命运，也关涉中国社会的整体社会结构，值得我们深思和考察。
因此，我们决心关注流动儿童这一群体，实地去了解他们所面临的教育问题的现状，以实证研究来加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以期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正是大学生热心关注社会问题的体现。
1.2文献综述
流动儿童相比城市儿童学业成绩较为落后，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可能并不乐观（周皓，2014）。学校教育对他们的子女——流动儿童而言，究竟意味着向上流动的渠道，还是继承父辈底层地位的中介？针对流动儿童这一群体的研究，我们采取梳理了基于两个理论立足点进行考察。
一方面是相关的社会屏蔽理论，帕金的社会屏蔽理论源于韦伯。韦伯认为，各个社会集团都试图将获得资源聚集到具有某种资格的小圈子里，通过设定相应的资格审查，排挤和限制某些人的进入，允许部分人的加入，以达到自身获益最大化的效果。帕金指出，社会屏蔽制度分为两种，一种是集体屏蔽，一种是个体屏蔽。集体屏蔽在于通过某些标准将某个社会群体整体性地排除在资源享有之外，其结果是产生“共同集团”。个体屏蔽在于通过不将某个身份群体整体性地排斥在外，但其评比标准有利于个人的竞争，比如说通过考试来选取人才。其结果是产生分散的群体。帕金认为，实施社会屏蔽的手段有二，一是财产制度，二是考试制度。
另一方面的文献围绕学校教育的再生产功能。以 Bowles和 Gintis为代表的早期“再生产理论家”，理论较为僵化，只是指出了上层和下层子女所处的结构位置决定了各自的命运，却但忽略对学校教育过程的剖析，使得社会再生产的逻辑和过程成了一个“黑箱”（Willis，1977）。 Bourdieu的独特贡献，则在于引入相对独立的文化层次，区分了社会再生产和文化再生产。但其理论缺陷，则在于将被淘汰者视为主文化被动的“遵从者”，忽略了主体的能动性。 Willis对英国工人阶级男孩的研究，则将“文化生产”的过程剥离出社会再生产和文化再生产，认为是底层文化生产的成功促成了社会再生产。恰恰是Willis的研究用民族志的方法，描述了“小子”们的反学校文化，强调了底层自己在再生产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从而将行动者带回分析中心。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设计
2.1流动儿童的概念
在《中国流动儿童数据报告 2014》中，将流动儿童界定为“在户籍所在地以外生活学习半年以上的儿童，儿童年龄界定在 18岁以下（0-17岁） ”。这一概念具有普遍参考意义，也是该报告前期进行大数据统计与分析研究的需要。
然而，在我们进入北京市明园打工子弟学校大兴校区和北京市行知实验学校龚村学部两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进行实地研究后，我们认为根据我们的研究目的，有必要对上述界定做出修改。首先，两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尽管条件较差，但仍有极少部分学生存在私家车接送上下学的现象。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我们所研究的流动儿童加上一个家庭收入水平的限制条件。其次，根据我们所查找的文献资料以及在两所学校实际了解到的情况：大部分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小学生因为无法取得本地学籍，初中即返乡就读；另一方面，流动儿童参与学前教育的比例也极小。因此，为了使我们的研究更具有针对意义，我们将所研究的流动儿童以年级来界定而非年龄。
综合以上两点，本研究所研究的流动儿童被我们界定如下：在户籍所在地以外的地区生活与学习半年以上、家庭月总收入在 4000以下的小学一年级至六年级儿童。
2.1.1全国背景下流动儿童的现状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深入，伴随着大量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从中、小城市向大城市转移，截止到 2012年 10月 1日零时，全国流动人口总量约为 2.34亿。由于户籍制度改革的严重滞后，他们无法成为城市的新移民，却只能成为城市里的“流动人口”（非本地户籍人口），与此相伴的是城市流动儿童数量的快速增长。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止到 2010年 11月 1日，全国 0-17岁儿童总量为27891万，其中流动儿童数量已达 3581万，每 100个儿童中就有 13个流动儿童。全国 0-17岁城镇儿童总量为 12448万，其中城镇流动儿童数量 3106万，每 100个城镇儿童中就有 25个流动儿童。广东省（408万人）、浙江省（280万人）、江苏省（214万人）、山东省（194万人）和四川省（191万人）分列流动儿童总数的前五，上述 5省流动儿童数占全国流动儿童总量的 35.94%，人数之和达 1287万。
据 2012全国教育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 2012年底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总数 14459万，城镇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人数 7415万，其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1394万，在城镇每100个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中就有 19个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广东省（313.88万人）（2010年）、浙江省（139.76万人）（2013年）、福建省（74.92万万人）（2011年）江苏省（70.68万人）（2011年）、山东省（70.66万人）义务教育阶段就读随迁子女数量排在前五，上述 5省随迁子女数量占全国随迁子女总量的 50.13%，人数之和达 669.9万。
截止到 2010年底，全国正在上学的流动儿童中，在流入地入读公办学校的比例仅为 69%，流动儿童在流入地无法入读公办学校的现象依然存在。据推算，截止到 2010年底，全国约有205万流动儿童入读打工子弟学校。此类学校在软硬件、教学质量方面都与公办学校存在较大差距。
2.1.2两所学校的流动儿童现状
通过对两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实地调研，我们发现两所学校的实际情况与全国的总体情况既有吻合的地方，也有恰恰相反之处。
截止到 2010年 11月 1日，全国流动儿童的规模和性别比例（见图 1）分别为——学龄前流动儿童规模 899万，性别比（男：女）122:100；小学学龄流动儿童规模 929万，性别比 124:100；初中学龄流动儿童规模 464万，性别比 120:100；大龄流动儿童规模 1290万，性别比 102:100。
在性别比方面，我们所调查的两所学校的就读学生的性别比例与全国男多女少的形势完全吻，甚而男女比例的失调更甚于全国，为 180:100。
Figure1 2010年中国流动儿童性别、年龄结构金字塔
在全国范围内，从 2012年中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年级结构（见图 2）可见，随着年级的升高在校就读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人数逐渐下降，其中外省迁入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人数下降的更快，从 1年级 101万降至 9年级 35万，占同年级学生比例从 5.86%降至 2.22%；本省外县迁入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从 1年级的 100万降至 9年级 69万，占同年级学生比例从 5.82%降至 4.37%。以上仅仅是 2012年的统计数据，由于缺少每个年级最初的入学人数，因此难以判断这种随着年级升高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人数逐渐下降现象的产生原因。考虑到中国流动人口数量一直在持续增长，一种可能的原因是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人数一直在持续增长，另一种可能的原因则源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城市升学依然会面临诸多困难，随着年级的升高部分随迁子女不得不被迫返乡，从而导致高年级人数的下降。实际情况可能是两个原因兼而有之。利用 2011年、2012年的教育统计数据，追溯同一学年入学的学生人数变化发现，如外省迁入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人数变化追踪（见图 3）图中所见，在小学低、中年级阶段（2008年——2011年入学，对应 2011学年 1-4年级学生），受流动儿童总量增加的影响，2012年每个年级在校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人数都要略高于 2011年的情况；但是进入小学高段，以及初中学龄阶段，2012年每个年级在校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人数都要低于 2011年的情况，其中 5年级升 6年级（从 71万下降至 64万，下降10.47%）、6年级升 7年级（从 59万下降至 52万，下降12.05%）和 8年级升 9年级（从 41万下降至 35万，下降至15.62%）的下降幅度都比较大。而省内外县迁入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人数变化与流动儿童总量增长的趋势基本一致，每个年级 2012年的人数都比 2011年略微增加。
Figure 2 2012年分年级流动儿童教育数据对比
Figure 3 2011-2012外省迁入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人数变化追踪
在年级结构方面，我们所调查的两所学校的情况则与全国总体情况不完全一致，两所学校各个年级的学生数基本均匀，特例为六年级的学生人数。由于无法取得本地学籍的原因，决定返乡的流动儿童一般选择在六年级便提前返乡接受初中教育。因此，两所学校六年级的学生数较为明显地低于一至五年级的学生数水平。值得一提的是，仍有少部分流动儿童虽无法取得本地学籍，但仍在留在子弟学校中接受非正规的初中教育。
2.2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我们于本学期分别随清华大学两批支教支队，赴北京明圆学校（大兴）、北京行知实验学校（海淀）（都包括小学部、初中部）进行调研，以便获得学生和教师信任。我们的实证研究主要采取如下方法：
1）参与式观察
本次调研，我们在当地两所流动人口子弟学校进行支教、交流互动、现场观察，交流听讲共计两所学校 7个班级；希望能以此较为深入地体验流动儿童的日常学习生活以及当地实际教育状况。
2）问卷调查
为了提高问卷信效度，我们借鉴了“中国城镇化与劳动移民调查”设计调查问卷，考虑到流动儿童内部同质性较高，以班级为单位采取整群抽样。共发放问卷 100份，收回有效问卷 100份。问卷分四部分：1）学生基本信息 2）父母与家庭 3）学习与生活 4）关于未来的一些想法。
3）深度访谈
调研期间，我们共访谈校长一人次，班主任两人次两次，希望从他们的角度深入了解学校教学管理的开展情况。
三、城市边缘：流动人口子女及其学校教育困境分析
3.1流动儿童的家庭背景
由于在本次研究中未能取得对流动儿童的家长进行访谈调查或问卷调查的许可，在本报告中对流动儿童的父母让其接受教育的动机这一问题基本采纳了《反学校文化与阶级再生产》一文的观点。
“教育”一般被认为是实现社会化的最好方式，而学校则是可以发生阶级再生产的场所。流动儿童的父母让子女接受教育的动机，主要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实现阶层流动，即希望子女的阶级地位得到提升；二是希望通过学校来分担自身的部分抚养负担；三是希望子女通过受教育而在将来能够更好地承担赡养义务。
虽然农民工随迁子女呈现明显的阶级地位再生产的趋势。但是效果并不容乐观。一些孩子在初中阶段即辍学,或长时间闲荡、无所事事,或直接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从事低收入、低技能的工作。一些孩子初中毕业之后进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习,这都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劣势处境。虽然他们从事的行业和工作类型与其上一辈相比有所提升,但是相对父辈而言,农民工随迁子女未能实现向上流动,仍延续了农民工处于社会底层的阶级地位。由此可见，流动儿童的父母让子女接受教育的第一点动机并没有很好地实现。
再者，虽然流动儿童相较于留守儿童，看似可以获得父母在思想认识及价值观念上的引导与帮助和父母在情感上的关心与呵护，但实际上由于家长忙于工作，以及希望通过学校来分担自身的部分抚养负担这样的心理预期，导致了流动儿童所获得的父母的关爱与留守儿童相较并没有多少改观。由此可见，流动儿童的父母让子女接受教育的第二点动机对于流动儿童的成长起到了反效果。
对于最后一点动机，由于第一批流动儿童（大致在上世纪 90年代）的父母现在也还未进入无法劳动的年龄，所以并不能很好地追踪并进行对流动儿童赡养义务履行情况的研究。
另外，在目前社会学截的大部分研究中，对于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整体描述基本上可以归纳为：办学质量差，学费不合理。这一类观点可能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研究后得出的中肯评价，但是就我们所调查的两所学校而言，这一观点并不适用。关于办学质量我们将在后文详细分析，这里我们仅分析与流动儿童的家庭经济负担有关的民办打工子弟学费问题。
我们不否认目前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存在乱收费问题。这也不仅仅是打工子弟学校存在的问题，而是民办学校普遍存在的问题。由于没有政府的有效控制，民办学校确实容易出现乱收费问题。然而，由于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家长存在特殊性——农民工的身份——他们的家庭收入水平决定了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乱收费的上限远低于一般所谓的贵族学校。而就我们所调查的两所学校而言，1800-2000每学期的学费，考虑到北京的物价水平以及北京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我们认为是处于合理区间内的，两所学校并不存在现乱收费和无故增加学生家庭经济负担的现象。
3.2 流动儿童的学校教育
3.2.1受教育动机
在本次研究中，我们向两所学校的学生发出基本情况调查问卷共计 100份。考虑到小学生这一群体的特殊性，我们的问卷采用了提问代填的形式进行，实现了问卷 100%有效回收。
Figure 4 两校学生来校学习动机调查结果
从问卷中关于学生来校学习的自我评估的调查结果（见图 4）可以看出大部分流动儿童对于受教育的意义并没有自觉性，更多是出于父母要求而来校学习。其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有不少学生选择了其他，但注明的时候惊人一致地填写了“父母和自己的共同要求”。从提问代填过程的交流中，我们也从学生口中了解到这样的回答与教师日常的观念灌输有关。
为了进一步考察学生对于受教育动机的自觉性，我们结合另一项调查数据来分析。从两所学校学生对学习的喜好程度的调查结果（见图5）可以看出只有小部分学生表示非常喜欢学习，大部分学生的反馈是比较喜欢和不太喜欢，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所调查的这部分流动儿童对于受教育的意义的自觉性是极低的。
Figure 5两校学生对于学习的喜爱程度调查结果
因此，我们根据研究所得的数据分析认为，流动儿童受教育的目的（预期）基本是父母和教师的目的（预期）的一种转移。从父母角度转移而来的目的（预期）即希望子女通过学习来实现阶级地位的提升，从教师角度转移而来的目的（预期）即“学习不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此类思想的灌输。
3.2.2教育实现情况
无论流动儿童受教育的目的（预期）缘何，如果可以很好地实现（父母或老师的）预期的话，那依然可以认为流动儿童的教育是成功的。但实际情况却非如此。
农民工子女经常被描述为：热爱读书、勤奋上进，一心希望通过获取知识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有很强的被歧视感和漂泊感，他们体贴父母的劳苦，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的机会，人生观中有极强的个人奋斗的色彩。尽管在当代中国城市社会中，青年亚文化越来越凸现其反抗性，但这种反抗性并不存在于那些处于边缘的社会底层人群身上，对于中国农民以及大量流动到城市中的务工人员而言，传统所赋予他们对教育的理解仍旧是通过教育改变身份和地位。
Figure 6 两校学生要求学时完成情况调查结果
然而，通过实地研究我们发现，流动儿童受教育的积极性其实有两大干扰：一是自身对学习的抗拒（见图5），反映出一定的“反学校文化”；二是由于父母工作的不稳定，流动儿童到校学习的稳定性得不到保障（见图 6），无法很好地按要求完成学习进度。虽在两大干扰下，学生对于自身学习成绩情况的评价却较为乐观（见图 7），82%的学生认为自己的学习成绩为良好及以上。虽然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来校学习预期的实现情况，但由于学生们缺少与本地其他学校学生的比较，这种情况下给出的自我评价只能说明心理预期的实现，并不能很好地反映物质预期的实现与否。
Figure 7 两校学生对于自身学习成绩情况的评价调查结果
3.2.3教育的可持续性
前文我们提及，由于无法取得本地学籍的原因，决定返乡的流动儿童一般选择在六年级便提前返乡接受初中教育。关于流动儿童在本地接受教育的可持续性问题是否真如文献资料中所说的如此严重？我们的调查很不幸地证实了这一点。
Figure 8 两校学生对于继续受教育期望的评价调查结果
无论是学校六年级学生人数明显小于其他年级的现实情况，还是两校学生对于继续受教育期望的评价（见图8），都证实了流动儿童在本地接受教育的可持续性不容乐观。（然而，不少学生尽管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仍然是笑着给出“期望不大”这一回答的。心酸之余，我们作为调研者也反思我们是否因为单方面表达关切的调研而将烦恼教给了这群尚不经事仍天真烂漫的孩子？）
3.3民办子弟学校的教师群体
3.3.1教师的现状
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一般被描述为一群无证的教学水平低的误人子弟的群体。但我们所调研的两所学校的实际情况却非如此。通过对两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进行访谈调研，我们发现：两所学校的教室均为正规师范学校的毕业生，而且在两所学校的教龄平均都在2年以上，已具有一定教学经验。并且要通过旁听课堂的体验式调研，我们认为，这些老师的教学水平已经可以满足小学基础教育的要求，并且老师的个人素质水平也能予以学生正确的引导。此外，由于两所学校的教师待遇水平较为合理，两所学校的大部分老师都表示至少在5年内没有跳槽寻求更高工资待遇的打算——这一点对于两所学校教学工作开展的稳定至关重要，因此我们认为两所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也具备了作为一名人民教师基本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
虽然工资水平足以让教师留下来，但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们仍然面临不少难题：一是学校的教师大部分为女性，这就面临与我们所调查出的学生普遍更喜欢男老师的这一期望的矛盾，并且由于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缺乏资金雇用为学校处理日常事务的职工，有时候搬运物资也成为了为数不多的男教师的额外工作（我们的调研员在调研时就帮助过其中一所学校搬运一所公立学校捐赠的地毯）；二是教师办公室条件较差，办公空间拥挤，缺乏诸如饮水机等基础设施（见图9），也给教师的工作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三是每一名教师不是身兼多个科目就是身管多个班级，教学工作量大，教学压力大。
Figure 9 拥挤的办公桌及简陋的办公室地面
3.3.2教师眼中的流动儿童
对于自己所教的流动儿童，老师们的心理十分复杂。一方面，大部分时间里学生们所体现出来的求知欲强、勤奋上进、好强坚毅令教师们感到欣慰感；另一方面，学生们偶尔暴露出来的“反学校”情绪也令教师们失措；当然，对于社会阅历远多于学生的老师们来说，更多的是对于学生们作为流动儿童的社会处境和未来出路的担忧。
通过我们的访谈调研，老师们反映，大部分流动儿童都还未意识到自身的社会处境，也并未为自己未来出路感到担忧。然而老师们对于这两个问题的看法普遍倾向于消极。
3.3.3教师眼中的流动人口子弟校
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们对于学校的情感也是矛盾的。出于对学校和学生的情感，当学校面临危机时，大部分教师都表示愿意挺身而出；对于学校的建设、发展与未来，老师也都有各自不同的想法，但迫于条件，不得实现。另一方面，由于学校给教师提供的教学环境确实有诸多不便，并且我们通过实地调研，更倾向于把教师们对于学校环境的态度概括为“忍受”而非“接受”。
四、流动人口子弟校问题反思
4.1民办流动人口子弟学校的现状
4.1.1合法性问题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中国流动儿童数量持续增加，但流入地城市往往会对流动儿童进入城市公办学校设置很多门槛，导致很多适龄流动儿童无法顺利进入公办学校，接受义务教育。于是人们开始以“自力救济”的办法在菜棚、简陋的平房以及废旧的工厂中开始了办学之路，满足流动儿童最基本的教育需求，这些学校一般被人们称为“打工子弟学校”。虽然在办学期间会遭遇有关部门的取缔、拆迁等波折，但作为满足流动儿童教育需求的有效方式，仍然广泛的扩散开来。据《2010年流动人口发展报告》推算，全国约有超过 205万流动儿童在打工子弟学校就读。关于打工子弟学校的情况，由于受取缔、拆迁等情况影响，学校状况也一直处于快速变化之中，因此缺少有效的官方统计数据。
通过对两校校长的访谈调查我们了解到：截止到 2014年 6月，北京原有的 30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校区经过取缔、拆迁、合并后仅剩130个，在校生总数约 9.5万人，其中大多数学校的学费水平在1000元-2000元/学期之间。其中67个校区有办学许可证，在校生约 5万人。另有 63个校区没有办学许可证，在校生超过 4万人。
我们所调查的两所学校均已取得合法地位，尤以其中一所是北京第一所取得合法地位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两所学校目前均有三个校区。然而，取得了合法地位并不意味着学校就有了“安宁之日”。两所学校至今仍然要面临多次被强制迁址的威胁。通过我们的访谈调查了解到，校长经常需要参与多方协调，为学校的生存、教学活动的稳定展开据理力争。
4.1.2资金来源
由于最初一批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创办者大多同样是进城务工人员的身份，手中并无大笔资金。因此此批学校的资金来源极少，基本为两种：一是直接来源学生交付的学费，而这部分资金往往只能勉强维持学校的正常教学活动；二是来自社会各界（包含政府、事业单位、私营企业、社会团体、个人等）的资助，这一部分资助又常常提前转化为某种物资，最终以捐赠的形式进入民办打工子弟学校。
然而，随着近几年打工子弟学校扩散开来，也出现了一批带来负面影响的学校。这些打工子弟学校以赢利为目的，使得办学者倾向于采用低投入、高收益的办学策略，而学校的不稳定状态加剧了这种取向。因此，校长往往以低工资招聘教师,且压低教师福利；学校少有动力去投资改善学校环境和教学设施，办学条件简陋；学校往往不加选择地招收学生，也不轻易开除学生，对学生管理不力（虽然这种做法表面看来人性化，但实际上不过是为了赚取更多利润）。正是由于这批学校的出现，令打工子弟学校的社会形象严重受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各界对于打工子弟学校的态度。
4.1.3学校设施与教学质量
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不可否认地存在学校环境、教学设施等办学条件方面的严重不足。经过我们的实地调研，我们认为学校设施与教学质量的不足可以归纳如下：
1)校舍简陋、安全性较差；（见图 10）
2)环境卫生条件差；（见图 11）
3)教学设备不足或损坏待维修（我们的调研员在调研过程中曾帮忙维修过学校的电脑）。
Figure 10 行知实验学校简陋的校舍
Figure 11 明园学校散发异味的垃圾角
除了通过访谈调研了解了教师对于学校办学环境的诸多意见之外，我们还通过问卷调研了解了学生对于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设施和环境的看法（见图12）。从结果可以看出，流动儿童对于学校的设施与环境方面也是能明显感受到不足的。结合流动儿童的家庭环境，我们可以认为打工子弟学校在设施与环境方面的不足并非是学生贪图享受而产生的不合理评价，而是学校的设施与环境条件确实低于基本要求。与设施与环境条件相较之下，学生们对于学校的办学质量基本满意。
Figure 12 两校学生对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设施和环境的满意程度调查结果
4.2政府与流动儿童教育问题
4.2.1政府的政策及其执行效果
直至 20世纪末，农民工子女虽然被允许在城市就读，但是明显受到限制,他们只能在有条件的地方借读，而且要缴纳一定数额的借读费，因而导致打工子弟学校的产生且日渐成为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的主要渠道。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国家对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的就学政策逐步放松，国家先后三次出台相关文件，明确了“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全日制中小学为主”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政策，城市公办学校逐步向农民工子女敞开。但就北京目前的情况看，公办学校对农民工子女的吸纳仍十分有限。
4.2.2政府对打工子弟学校的态度
在公办学校的吸纳能力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对于打工子弟学校的态度却不免令人心寒。一方面，政府在社会各界中带头为打工子弟学校捐赠物资；然而另一方面，尽管不少打工子弟学校未取得合法地位并且办学不力，但政府的解决措施并非引导，而是强制拆迁，并且对有关部门收买社会人士进行暴力拆迁的做法和学校教师、学生及家长的卧地抗议视而不见，如明园学校的三迁校址、红星子弟学校的强制拆迁。政府的后一种做法必然导致短时间内失业教师和辍学学生的激增，对地区的安全与秩序带来威胁。政府对于打工子弟学校一冷一热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正是政府对于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解决不知所措而决策摇摆不定的体现。
五、结语
5.1主要研究结论与建议
5.1.1流动儿童的学校教育困境
通过从家长、流动儿童、教师、学校、政府五个不同角度去研究流动儿童面临的学校教育困境及其成因，我们能更加深刻地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和解决这一问题的刻不容缓。流动儿童面临的学校教育困境主要体现在：
1)学校教育无法替代家庭温暖；
2)家长对于流动儿童接受学校教育的预期难以实现；
3)流动儿童异地接受学校教育的难以持续；
4)学校资金不足带来的教学质量与教学设施和环境问题；
5)政府对于打工子弟学校摇摆不定的态度。
5.1.2提出解决措施的方向参考
鉴于我们所做的研究耗时较短，实地调研的地点不够充分，专业性还不够强，对于困境成因的分析可能也还不全面。因此我们仅对于流动儿童面临的学校教育困境的解决提出方向参考。
尽管流动儿童面临的学校教育困境非常之多，然而要解决必须分清先后主次。从我们的研究成果看来，首先要解决的是政府的态度问题和教育可持续性问题。政府必须明确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标准，对大部分学校采取引导而非直接取缔，利用社会各界的力量在资金上予以支持，进行合理的改造与合并使打工子弟学校走向规范化。另一方面，虽然完全开放流动儿童取得本地学籍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合理的，这可能导致学龄儿童大量涌向发展较好的城市，由此引发一系列问题。但政府也应该为这一部分流动儿童的返乡提供必要的引导，为他们取得籍贯地学籍提供保障。
另一方面，我们在调研中也同时研究了打工子弟学校对于高中生与大学生来校进行支教活动与调研活动的看法。学校均表示虽然很感谢广大高中生与大学生们对于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关心与帮助，但是学校确实已经应接不暇、疲于此事。因此我们认为，对于广大高中生与大学生来说，更好的有助于解决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做法，一定要能帮助打工子弟学校改善教学条件和有效降低学校资金投入。诸如通过多方联系，组成一支“科技服务队”，为打工子弟学校的机房免费维修电脑设备，既可以弥补学校信息技术老师水平有限的不足，又能解决学校机房堆积的损坏设备的清理问题。这样时效性强的帮助更适合广大高中生与大学生去投入。
5.2反思与待讨论问题
5.2.1教育产业化与社会不平等
教育的产业化是指教育作为一种产业，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发展具有长远推动作用；通过教育投入，可拉动教育经济增长，促进教育事业发展。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和逐步发展的宏观背景下，少数“教育产业化”论者将教育混同于一般企业，甚至提出要“市场化”的论点。一方面过分强调受教育者应承担教育成本，强调学校教育的经济收益和眼前利益；另一方面则忽视了教育的公共属性，忽视了教育的社会效益和长远利益；对公众造成误导，并被部分民办学校的出资者和举办者作为牟取利益的依据。以营利为办学目的、变相出售公共产品、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教育产业化”倾向与行为，混淆了教育与经济、学校与一般企业的根本区别，背离了教育的公益性原则，必将带来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甚至引发一系列的矛盾。教育产业化的问题，一直是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当中最敏感、最受关注的问题。近几年，教育产业化的理论在我国逐渐活跃，尤其是知识经济理论引入我国后，我国人民越发注意到教育改变人生的重要作用，于是教育市场长期存在着卖方市场以及教育供给严重不平衡的格局，这都在要求人们重新审视教育的性质和社会功能。
由于我国的教育事业处于卖方市场，于是必要的市场竞争非但并没有给国民带来适当的教育投资下降，相反有很多贵族学校私立学校却应运而生。这些学校花大资本去各地网锣名师，建设高科技教学设施，收取高额学费，很明显已经造成了教育资源享受的不平等，穷人只能上普通学校，没有高级教师的栽培，更不用说高科技教学设施，这看似平常的现象却孕含着很大的问题，这潜在地在加大我国贫富差距。
穷人的孩子在这种大环境下很难得到高质量的教育，先赋因素的影响在教育产业化的环境下被强化，儿童通过后来努力实现教育流动的可能性被缩小，从这个角度来看，教育产业化加强了阶层固化，加强了社会不平等，成为了阶级再生产的工具。被迫参与进入教育市场的流动人口无论在其经济资本、社会资本还是文化资本方面，都处于最不利的位置。在这种条件下，只有通过偏向弱势群体的教育政策才能改变教育产业化带来的严重的不平等问题。
5.2.2人本主义与教育
教育为本，兴国大计，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初中教育更是对青少年学识、人格等方面的塑造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就要求其遵循教育规律，恪守教育原则，恪尽教育义务。无论是在组建专业过硬的教师团队方面，或者在构建良好接受教育的学习环境、生活条件以及成长空间方面，流动儿童学校的投资人在准备创办一所学校前，都应从教育为本的人文思想立足和出发。
另一方面，市场运作条件下的社会资源导向要求流动儿童学校遵循市场规律，遵守市场原则，履行经营者义务。国家对于我国民办培训学校的资金投入相对较少，绝大部分都要求学校创办者自筹资金，流动儿童学校要持续运行必须有持续不断的生源，保证其资金循环。这依赖于流动儿童学校生源的稳定程度。然而流动儿童学校恰好在生源的稳定性方面有很大的确实，这根要求流动儿童以人为本，将学生视为文化建设的核心,以公益心办教育，将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视为文化建设的核心，为公办学校做好补充，为国家基础教育工作做好坚实后盾，这应是社会力量兴办教育所应坚持的基本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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