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育儿有两大关键特征。第一，现在的孩子得到空前多的夸赞。桃乐丝·帕克(Dorothy Parker)曾经开玩笑说，美国的孩子不是抚养大的，是激励大的。他们得到了饮食、庇护与喝彩。这话在今天更是无比正确。人们不断对孩子说他们如何如何特别。

 

第二个关键特征是孩子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锻造磨砺。在精英体制下，竞争空前激烈。父母比以往更担心孩子能否进入优秀大学，踏上职场坦途。比起以前几代人，现在的父母会花更多的时间对孩子的技能和履历进行投入，开车送他们去训练和排练。

 

这两大倾向——更多的夸赞和更多的磨砺——是紧密结合的。孩子沉溺在爱中，但那爱是有指向的。父母向孩子倾注无限的感情，但那是精英至上的感情。其中掺杂着帮助孩子取得世俗成功的欲望。

 

而这时常会表现为操纵欲。父母无意中用他们的微笑和皱眉作了向导，让孩子往他们认为可以通往成功的行为发展。孩子努力学习、训练、得第一名、进入名牌大学，会让父母心中充满欣喜。

 

这样的爱是基于价值判断的。它不是单纯的“我爱你”。它是“我爱那个在我的平衡木上不掉下来的你。只要你在上面，我会给你无尽的赞扬和体贴”。

有条件的爱是一只潜伏在家中的狼。父母对此毫无知觉；他们觉得他们无论何时何地都是爱他们的孩子的。但孩子的感受却往往不是这样。

在这样的家庭里，孩子会觉得童年是一场表演——在体育竞技场上，在学校里，不一而足。他们会开始认为，他们得到的爱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本我，而是某种他们要争取的东西。

这些孩子开始认为，掺杂价值判断的爱是纵贯寰宇的自然秩序。那些转眼即逝的赞许或不满，是深深嵌入在交流之中的，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它们会引起巨大的内心压力，让孩子认定要想配得上这份爱——有自尊，自己需要按某种特定的方式行事。有条件的爱若隐若现，营造出一种恐惧，让人担心世上不存在绝对安全的爱；没有什么地方是完全可靠的，让年轻人可以尽显坦诚和自我。

另一方面，这些家庭中的很多家长与孩子都异常亲近，他们时常交流。然而整个局面很纠结，这些家长下意识地将孩子看成是一个艺术项目，坚持让孩子去上大学，找工作，从而让父母有地位、感到愉快，因为这能印证他们作为父母卓有成效。

与此同时，对于父母的爱感到不确定的孩子，也会对父母的爱产生贪婪的渴求。这种有条件的爱具有腐蚀性，会侵蚀孩子内心里对求学、专业、就业独立做出决定的标准。在关键的决策节点上，他们会下意识地想象父母如何反应。他们指导自己的人生时，会参考这些想象的反应，并以高度的敏感应对任何冷淡或疏远的可能性。

这些孩子会告诉父母那些可以赢得赞扬的事情，隐瞒自己生活中不会受到赞赏的事情。阿维·阿瑟(Avi Assor)、盖·罗斯(Guy Roth)和爱德华·L·德吉(Edward L. Deci)开展的研究显示，得到有条件的爱的孩子们从短期来看情况都不错，他们可以成为模范学生。但从长期来看，他们会厌恶自己的父母。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恐惧的影响，以至于会变得嫌恶风险。他们失去了主动性。他们会感觉，自己受到的驱动更多是来自于内化的压力，而不是真正的选择自由。他们成年后也会感觉没那么出色。

两代人之前，父母们会比今天更愿意说，他们期待孩子们更听话。不过这种让孩子顺从的欲望并没有消失，只是转移到了地下。父母通过明确地订规矩，直白地教训来要求孩子顺从的做法有所减少，但是他们更倾向于用爱当做施加控制的工具。

精英至上的文化强大得出人意料。父母迫切地想让自己的孩子幸福，自然也就希望引导他们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走向成功。然而精英主义的压力有时却会把爱放在错误的基础上。精英主义的基础是努力赢得的成功，根源于才能和成就。然而父母的爱本应该不在意成就。父母的爱理应是无条件的支持——这种馈赠既不能买来也无法赚来。这种爱置身于精英至上的逻辑之外，是人类最接近大爱的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