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勋访谈语录:
★从心理学来看,这显然是一个带有偏执色彩的妄想,而且将整个家庭深刻卷入。
★追星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完全封闭的生活,通过不断强化和“自我催眠”把念头变得牢不可破。
★封闭的家庭小系统酿造“家庭共病”。
★杨丽娟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她的梦已经实现了,是一种奇妙的精神结合。
★只有启动危机干预、紧急救助,让她尽快重建自我,才能慢慢从困境中走出。
这是一个带有偏执色彩的妄想,不是普通的追星梦想事件回放:
1994年的一个晚上,16岁的兰州姑娘杨丽娟突然梦到刘德华。此后三年,杨丽娟天天做同一个梦。她相信自己与刘德华有一种特别的缘分,于是开始放弃初中学业,把自己关在家里“专职”迷恋华仔,对华仔的照片、海报、录音带从不放过收藏。甚至期望刘德华会来看她,就在家里等待。
李子勋分析:
杨丽娟的行为可能会被归纳为追星的一种,但又与普通意义的追星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
追星,主要源于青少年心理成长中的“同一性危机”。青少年在成长的过程中,缺少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不能很好地实现自我成长与自我接纳,内心感觉压抑和分裂感,不能整合。不少青少年在自我认同不足时会试图通过对明星的崇拜来重建自我,他们模仿明星的服饰、爱好、习惯,有时想象自己也像一个被人喜欢的人,借此度过认同危机,获得满足感。因为喜欢明星而喜欢自己,因为有一群人都喜欢某个明星,而获得彼此认同、价值与归属感,这就是追星让人痴迷的地方。
大多数追星从11岁开始,十二三岁比较明显,到十六岁以后开始消退,因为这个时期的孩子通常被无意义感困扰,追星帮他们找到了生活的意义。
一般来说,追星并不会妨碍青少年的成长,反而让孩子在榜样作用下选择积极的生活。追星不是他们生活的全部,而是指向精神层面的一种追求。虽然内心非常喜欢偶像,但在现实层面他们依然是个中学生、高中生。等到读了大学渐渐理性,通过社交、学习、能力来得到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追星的欲望便会减弱。如果有一天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要选择一种只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不想成为别的人,追星行为就不再发生。
杨丽娟的追星,却不尽相同。
首先,她原本对刘德华不熟悉,她的追星源于一个梦——重复做了关于刘德华的梦,才开始喜欢刘德华。而不是像一般的追星族,听了刘德华的歌、看了他的电影才开始喜欢。
第二,一般追星可能会影响自己的生活,但不会放弃正常的生活,但是杨丽娟为了追星,16岁就突然不再走出家门,整天和刘德华的照片、歌声、海报待在一块儿。这就不完全像追星了,追星的人喜欢表述自己的主张,到处说自己喜欢谁。这个女孩则是在家里,还等着刘德华来看她。普通的追星不会凌驾在明星之上,不会期待明星会喜欢他,只是自己喜欢就够了。而杨丽娟脱离了社会现实,希望通过刘德华完成她的梦境。从心理学来看,这显然是一个带有偏执色彩的妄想,或者说白日梦,不是普通的追星梦想。
第三,一般追星,家庭不可能全员参与并疯狂坚持。陪伴孩子看演唱会、听歌、给孩子买火车票看明星的家长都很少,更不可能想到卖肾追星,把整个家庭深刻卷入。而杨丽娟的追星,已经一波三折,每一波的力度都大得有点违反常理。
但是,由于社会上心理学知识的普及度不够,外人没有觉察出杨丽娟行为的异常,仅仅看做是追星。假设周围人有一定的心理学知识,很早就会觉察出这个孩子怎么不来上学了,一些救助部门可能会上门,这时就会有信息进入父亲这里,说“你女儿需要帮助”。有不同的信息干扰父亲,他可能也不会被女儿追星的念头所控制。
要命的就是她把自己封锁起来了,从此不再成长事件回放:
1995年,由于女儿迷恋刘德华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不上学、不工作、不交友,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不再接触外部世界,甚至不再走出家门。她的房间贴满了刘德华的大幅海报,经常听刘德华的歌,就这样沉入自己青春期的白日梦,不愿再醒来。杨丽娟的父母非常担忧,但在沟通的过程中发生争执。最终,父母无法阻挡女儿。
李子勋分析:
脱离社会很可能是造成最后惨剧的重要原因。
如果16岁的杨丽娟虽然有一个梦,但依然可以正常生活,把梦想当成生活的一部分,这本来没什么不妥。可一旦她为此放弃了自己的生活、学习、朋友,梦上升到生活的全部,那么她整个生命的意义就变了。
试想,当一个人切断了所有信息来源,整天不出门,只听刘德华的歌,一醒来就是刘德华的声音,而且多数是关于爱情的,对这个女孩来说,可能就会有一个“移入”,把自己移入到唱歌的对象——似乎刘德华的每句话都是对她说的,每首歌都是为她而唱的。
13年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不再知道真实的环境在发生什么,耳濡目染全是刘德华,任何人处在杨丽娟的位置,都可能失去理性。这就是“自我催眠效应”。到最后,她真的坚信自己与刘德华可能有特别的缘分。所以,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完全封闭的生活,通过不断强化自我催眠把念头变得牢不可破。
可以说,从16岁开始,杨丽娟就已经像沉睡的白雪公主了,一直等着刘德华这个王子来kiss她。她不再成长,永远停留在那个地方。在外人看来,一个29岁的女人做出如此举动,可能难以理解,但事实确实如此,她的心理在那一刻就再也没有成长,只有刘德华的关注可以让她长大。当刘德华始终没有来的时候,她开始走出来去找他。
从杨丽娟追星的表现来看,可以推测她有偏执型的人格,当然这并不是一种病,仅仅是一种性格上的倾向。与普通人相比,偏执的人较真、认死理、敏感、多疑。不过这种个性可能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改变。
比如这个女孩16岁的时候虽然偏执,但假设她住校,生活在另一个群体里,这个群体里没有一个人偏执,她的性格可能会受到浸染,变得开放很多。也许今后进入另一番生活领域,早就把追星这个事情忘了,但是自我封锁就切断了这种可能性。
当全家被无意识地集体催眠,就会产生“家庭共病”
事件回放:
当劝说与干预都无效时,父亲开始加入女儿阵营,要帮助女儿实现梦想。据邻居反映,杨氏一家平时跟外人说话都非常少,三个人基本都不和外界联系。如果有人在杨丽娟的问题上和老杨“较真”,老杨就会非常粗暴地打断他,很固执地说,自己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帮助女儿完成心愿。从十年前开始,杨丽娟与父母先后多次到港、赴京,杨父倾家荡产筹募旅费,甚至卖房、举债,宣布卖肾支持女儿,可惜始终不能还女儿心愿,至多只是在远距离见到华仔,未能与他一起拍照、说话。
李子勋分析:
杨丽娟不仅无意识采取了自我催眠的过程,后来也把父亲和母亲都催眠了。
当女儿不停地说,每天都在做一个梦,而且这个梦是有意义的,“每天晚上刘德华都对我说话。”信息被多次重复我们会失去对信息的判断力,犹如被催眠。女儿由于不断重复她的梦,催眠效应就产生了,接着爸爸也开始深信不疑。如同得到了神示,他和女儿都坚信与刘德华会有不一样的故事。
当父亲也深信不疑时,就开始把追星当作一个事业了。他开始非理性地鼓励孩子参加演唱会,从兰州坐硬座到北京给女儿买1680元的门票。当时,妈妈似乎还没有被卷入,试图阻止父女的行为。但当父亲全力以赴时,失去了房子和财产,妈妈也只好接受丽娟的梦,至少还有一线希望,如果继续反对,就什么希望都没有了。此时,整个家庭就真正失去了理性。
个中原因很简单,这个家庭的小系统是封闭的,爸爸不怎么跟外人说话,从来不跟人发生亲近的关系,缺乏和外界的沟通。退休以后把爱都给女儿,女儿的梦构成他新的生存价值,把早期对追星行为的愤怒转化为对明星的愤怒。如果说女儿对明星的追求还是一种纯真的梦想,那么父亲对刘德华的逼迫就明显带有攻击欲望。妻子的最后加入使全家都处在偏激状态,这就是心理学上经常谈到的“家庭共病”,在看到一个病了的孩子时,发现家庭里还有病的更离谱的父母。
整个家庭共同得了一个病,孩子得了,父亲也得了,妈妈也得了。
在外人看来,他们的行为和刘德华没有关系,但偏执个性的人会认为大有关系。举个例子,楼上走路有声音,偏执个性的人会觉得别人是为了整他才弄出响声的,不会想到别人可能是无意的;再比如街上有人吐痰,偏执个性的人就会觉得别人是针对他的,但是吐痰的人可能根本不明所以。偏执的人格是可以一辈子为一个信念或念头活着的,杨丽娟一家就是如此。
问题起因是女儿也有些许性格问题,生活在青春期白日梦里不能自拔,假如此时社会和父亲一起帮助孩子走出幻想、面对现实,孩子还有可能恢复正常的生活,父亲的推波助澜,甚至利用新闻界挑起了整个社会的关注。比如宣布卖肾,让媒体给刘德华施压——“我的孩子追他追到这种程度,你总要见她一面”,坚信女儿的梦能够实现,就把一个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实际上她已经达到目的,在精神层面与刘德华结合了事件回放:
其实杨丽娟已经达到目的了,在精神层面和刘德华建立了联结。
过去,刘德华可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现在因为她爸爸的死,刘德华不得不想到这个人,也为她烦恼心疼,可能也为她爸爸的死而内疚,甚至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她。从心理层面来看,他们已经结合了。
就像约翰·欣克利为博得明星朱迪·福斯特的关注,而去刺杀里根一样。朱迪·福斯特从此很悲伤、抑郁,一蹶不振。尽管凶手因为有精神病而关在精神病院,但是这个演员从此就和这个凶手在精神上分不开了。提到这个演员,就会提到曾经有一个人为了她而杀人。因为在茫茫人海中,两人产生了这种奇妙的关系。
爸爸因为女儿能够结识刘德华而自杀,刘德华一定会终身记得这件事。其实他们在精神上已经真正地联结了,这是刘德华难以摆脱的,因为他们彼此认识、知道、影响,并被这么大规模地关注过。
当然,杨丽娟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她的梦已经实现了,虽然不是公众理解的结合,而是一种奇妙的精神结合。如同现实中男女恋爱,男人不想继续下去了,有些女人会选择自杀。因为自杀以后就永远不会失去这个男人。试想,即使男人结婚、生子、变老了依然记得她,且永远是她年轻的样子,这可比婚姻牢固,但在精神上是十分可怕的。
只有集体沉默才可能有所转机,否则后果可能更糟糕事件回放:
从2006年3月父亲宣布卖肾追星开始,媒体就开始大规模关注,并有媒体表示愿意帮助杨丽娟完成心愿。2006年10月,某电视台一个娱乐节目称只要杨丽娟配合制作一档娱乐节目,便可安排她和刘德华的“面对面交流”。但在等待了50多天后,这个承诺没能兑现。到今年3月26日其父自杀,事情被推向新的高峰,众多媒体追到香港、深圳、兰州进行跟踪。
李子勋分析:
我个人认为真正能帮助这个女孩的是整体沉默,整个社会完全遗忘掉这件事情。
这是符合心理学原则的。只有新闻媒体和刘德华整体保持缄默,不再对此事做任何反馈,不解释、不回应、完全忽视她,把关心的任务完全交到兰州地方政府,由政府启动危机干预、紧急救助,让她尽快重建自我,这个孩子才能慢慢从困境中走出来。
因为这个时候意义就变了,大家不再认为她与刘德华真有什么关系,而只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另外,如果杨丽娟知道她的一些过激言行根本传不到刘德华那儿,她的做法是毫无意义的,可能也就不会去做了。
但是如果媒体继续介入,新闻记者继续做信使,过激言行又有了意义——能够给刘德华施加压力。也许媒体没有考虑到其中的危险,没有意识到,当有很多问题试图要去解决的时候,问题就大了。如果是一个念头就仅仅是一个念头,不会伤人,但你要实现这个念头的时候,它就重得要把你压死。
这就是为什么我建议媒体保持沉默,不再采访关注。即使她们找了媒体,也可以回答:“对不起,我们现在的报道重点不在你这儿。”也许她们很快就放弃了。
最后,我建议青少年理智追星。
其实,社会和心理学都不反对追星,社会本身也会为青少年推出一些榜样,比如体育明星、影视明星、艺术家、小说家等。因为青少年的生活是可塑的,通过这些榜样,他们会更朝着符合主流文化的方向发展。
但要把握好度。追星是精神层面的追求,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对偶像的崇拜是青少年必经的道路,这个道路只是让自己更加喜欢自己,并不是真的和偶像有什么关系。通过追星,可以激发榜样的力量,使自己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来源: 《中国青年报》作者 :郭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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