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与皇甫军伟对话。

　　现代心理学家发现，人与动物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人对不存在的东西会产生恐惧——他们自己也对这种现象感到奇怪，因为他们不知这种恐惧从何而来。探查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它比我们探查一部作品更能有效地触及心灵的秘密通道。照英国神学家詹姆士·里德的说法，“许多恐惧都是来自我们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不理解，来自这个世界对我们的控制。”“为了实现完满的人生，需要我们做的第一事情就是去获得控制恐惧的力量。”在现代社会，恐惧越来越有力地折磨着我们，到了每一个人都无法规避的地步，这让我想起十九世纪英国诗人和散文家麦尔兹同他的朋友一道访问埃及时，有人问他，假如允许他问一个问题，并保证能得到回答，他将向斯芬克斯提出什么问题，麦尔兹说，他将提这样一个问题：“宇宙对人类是友好的吗？”这个悬而未解的问题，困扰着许多自恃聪明的人，让人倍感世界无常。正是由于人的有限与渺小，比之于宇宙与世界的深不可测，差距太大，才使人对许多无法理解的事物生出恐惧。比如，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都幼稚地认为“四”、“十三”这些数字会给他们带来不祥，可见，面对世界的无常，人是多么脆弱而无助。
　　还有许多具体的事物，也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使人不得不恐惧。比如，苦难，或者说精神创伤，在我们的生活中是无处不在的，不说人类历史上那些血腥、黑暗的段落，就是现在，思想贫困，情感颓废，爱情正走向欲望，高贵的精神正在世俗化的生活中退席，暴力增加，无处不在的核威胁，等等，都已经把人类推向了危险的边缘。这个问题重重的世界，不是人类所能轻易承担的了。尼采所预言的“超人”并没有诞生，而现代人却承受着“超人”才能承受得起的生存重负，这就是他们为何恐惧和绝望的原因。让我们回想一下古典神话中那个亚特拉斯吧，他可以把世界扛在肩头在北非海岸边的亚特拉斯山上散步。但是，如果他将这个世界放在我们的肩上，我们就会立刻被压垮，因为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无法承受这个重担。精神问题也是如此。人从文艺复兴之后被确立为宇宙的中心，存在的终极，人便开始要为自己的生存负责，这就好比要把亚特拉斯肩上的世界扛在人的肩上一样，最终会被压垮。人要为自己所作的付出代价。一次又一次存在的挫折，把生存的严峻性摆到了每个人的面前。在弗洛伊德时代，人类遭遇的还只是性受挫，到现在，成了生存的受挫，显得更加严重了。悲剧也许正是这样开始的：人作为有限的存在，根本无力为自己承担一切。我现在回忆起那些古代圣徒跪在地上祷告的情形，他们可以将心中一切的烦恼、痛苦、不幸向那位至高者倾诉，伤心的眼泪可以向他而流，难以负荷的生存重担可以交托给他，是多么的幸福啊！
　　可是，二十世纪的人类选择了自我承担的道路，这样，离弃了神圣的信仰，除了人的顾影自怜之外，还有谁来安慰我们呢？当我读着梵高写给他的恋人的书信时，我感到这个孤独的画家是那样地需要爱与慰藉；绘画大师毕加索，一生都用立体法则绘画，将人抽象成一些线条和方块，可是，他将他的妻子与情人却画得充满人性，这说明毕加索希望在这些情人的肖像中找到安慰；弗洛伊德在写给恋人的信中也说：“小公主，当你来到我身边时，请无理性地爱我吧！”这说明弗洛伊德也渴望在爱中得安慰，只是，他说出这样的话来，与他自己所坚持的理论差距是多么的大：弗洛伊德认为性是一切事情的最终目的，他在理论上并不相信有爱的存在。但只要你是一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原初的渴望真爱的本质，这个本质将咒诅弗洛伊德那种以性为中心的思想。当弗洛伊德说出“请无理性地爱我吧”这句话时，你无法想象他的内心经历着一种怎样的荒谬和寒冷。
　　梵高、毕加索、弗洛伊德的例子指明了一个共同的事实：人与自我分离了，即存在与本质的分离。就如卡夫卡所说的那样，我说的与我想的不一样，我想的又与我愿意想的不一样。这些分离的事实使梵高、毕加索、卡夫卡、弗洛伊德等人深深地陷于恐惧和绝望之中。他们无法使自己成为想要成为的那种人。更严重的是，每个人所生活的文化境遇仿佛都是一个巨大的茧，把自我囚禁在里面。这个茧导致人不单不能顺畅地与他人交流，甚至与自我的交流都疏离了。交流的不可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交流，而是人格与人格之间的交流）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每个人的我都成了孤独的我。孤独，真正的孤独。我想起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放大》，整部影片充满的是按照相机快门的声音，几乎没有什么对白，即使那几个模特儿非理性的表演场面，也没有任何交流的暗示，最后，在网球场上，一个戴着面具的人孤独地打着网球，没有对手，这时，镜头不断地拉远，画面中的人不断缩小，直到剩下一个空旷的球场。这部影片与安东尼奥尼的另一部影片《红色沙漠》一样，充分表达出了现代人的孤独、冷漠、毫无交流与慰藉的空洞景象。同一时期的电影大师费里尼、英格玛·伯格曼，几乎都在表达这一主题，以揭示人类普遍的精神困境。
　　人以这样的面目出现在艺术家的视野中，里面一定包含着艺术家对世界、对人自身的深深的恐惧。鲍斯威尔说：“没有比恐惧更让人苦恼的情绪了：恐惧使我们痛苦不堪，并使我们在自己眼中也可鄙到了极点。”蒙田则说：“恐惧甚至比死亡本身更可憎，也更难以忍受。”在这里，恐惧意味着尊严的丧失。当卡夫卡在《地洞》这部小说中写到那只小动物竖起耳朵紧张地谛听着地洞外的动静时，他已走到了孤独与恐惧的深渊；英玛·伯格曼在1962年拍完了著名影片《沉默》，并说他发现了一个重要事实：神已经不在，现在这个世界只有沉默。在这个事实面前，伯格曼非常恐惧。事后他对记者说，他是一边听着巴赫的音乐，一边写完《沉默》这个剧本的。我想，伯格曼是在用巴赫的音乐来抵挡他内心的恐惧。让我们再回想一下科波拉的著名影片《现代启示录》吧，“我”行走在仿佛永远走不完的河流上，越来越对将要面临的事实感到恐惧，当“我”见到那个隐藏在森林中拒绝作战的军官（马龙·白兰度饰）时，恐惧驱使“我”举刀向那个军官砍去，想以此来解除内心压力，这时，画面上只有军官在血泊中痛苦地翻滚，以及他低沉的、绝望的叫声：“恐惧！恐惧！”这里面，科波拉让我们看到战争把人性伤害到了什么程度。
　　恐惧，它比害怕更深刻。害怕是面对一个具体对象的，恐惧却与焦虑一样，可能是没有具体对象、无边无际的。肉体遭到攻击（如一只老虎朝你扑来）会使人害怕，精神的伤害却产生恐惧，最终带进绝望。害怕是现在的，恐惧则可以针对未来和不可知的事而发生。那么，恐惧是如何发生的呢？或者说，人为什么会恐惧？一只猪晚上要被杀了，中午它照样可以很快乐地进食，人却做不到这一点，原因在于人会为未来的事而忧虑。未来如果没有安全，没有因慰藉带来的幸福，没有人格与人格之间的交流，人就无法为自身的存在找到合适的位置。他一旦跨出存在的本位，任何的事物都可能给他带来威胁。没有了更大的保护者，自身又不可靠，慰藉从何而来呢？人把自己抬高到了宇宙的中心位置，却又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在这种严重的生存境遇面前，恐惧是在所难免的了。
　　在探查恐惧发生的原因以先，我首先要说到恐惧的基本形式是什么。恐惧有许多种面貌，但经历代哲学家的研究，归纳起来大概有以下几种形式：一、对不具人格的未知事物有所恐惧；二、对“不存在”感到恐惧；三、对死亡和消失的恐惧。也许我们还可以想出一些恐惧的其他形式，但以上的三种实际上包含了绝大多数的恐惧类型。恐惧的强度也有不一样，有的较弱，有的强烈到足以导致绝望的地步，有的则在这二者之间。许多现代人经历了这种可怕的黑暗，并由此发展出绝望的哲学，基尔凯戈尔就专门写过一部著作，叫《绝望论》。绝望是恐惧的极端形式，而恐惧又总以颤栗为心理特征的，他表明人承受了过于他们所能承受的东西，以致心里失去了安全感，失去了依靠。在存在的威胁面前，人是需要一个更大的保护者的。
　　人为什么会对不具人格的未知事物感到恐惧呢？原因在于，自从每个人的自我成了一个茧，把自己与他人之间封闭起来之后，人就无法再了解自身之外的存在，他漠视神圣的存在，也不再想象人存在中的完美性。事实上，人自身的存在是开放性的，他渴望与更高的存在联合在一起，以弥补自身的不足，所以，东方有“天人合一”的思想，西方有“神人相调”的启示。古代中国人强调“人”必须与“天”相统一、协调、一致、和睦，所谓“参天地，赞化育”，但中国思想中并没有哪一个神圣实在与“天”相对应，“天”显得非常空洞，最终就把“天人合一”理解成了“自然的人化”，结果是“人”，而不是“天”；西方思想中的“天”被指称为神，基督，赐生命的圣灵，“神人相调”是指三一神的神性与它所救赎的人性在时间里相遇，但不产生第三性，是神人二性，以“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为代表，其最终的合一是合一于“天”——“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如今，在这个渎神的物质主义时代，东西方似乎都不再崇尚“天”了，而是热烈地去追求属地的事物，人的存在彻底地向神圣存在关闭。这种存在的闭抑性使得人开始用人的立场来认识人自己。结果，现代人越认识自身的人性，越往自己的内心深处走，就越会发现人是一个空洞的存在，你根本无法认识自己，甚至越认识还越模糊，以致一切都处于晦暗之中。这个时候，人自然就会产生对不具人格的未知事物的恐惧。这也就是现代的艺术家们越想认识人，人在他们的作品中就越没有地位的原因。其实，古希腊的名言“认识你自己”的本来意思是“记住：你将死去”，可是，现代人普遍理解错了这句话。
　　很早以前读过美国的薛华博士写的一本书（书名记不起来了），里面举了一个例子，或许可以说明人为何会对未知事物感到恐惧。他说，小孩通常很害怕被单独留在黑暗而“不具人格”的房间里，人怎样安慰他都无济于事，但在有基督教传统的西方国家，父母会对孩子说：“不必怕，因为神也在这里。”这是个简单而奇妙的真理，因着他们相信神是真实存在的，同样有人格的人就不必再惧怕“不具人格的”东西了。许多的心理学家，都用这个办法，实用主义式地表现出相信“神存在”的模样，却能对患病者有某种程度的帮助。卡尔·荣格就经常告诉他的病患，在一切生活中要“好像”神是存在一样，就可以对付心理上的恐惧。在荣格去世的前八天，他在记者对他的最后一次访问中谈到他所认为的神是：“凡是从我外面切入我意志的东西，或是由我的集体潜意识中涌现的东西。”他的建议是，姑且把它称作“神”，并且向“他”投降。为什么荣格用这种方式能够治愈许多人呢？因为神的存在消弥了人里那种对“不具人格的东西”的恐惧，它太真实了。
　　另一种恐惧是针对“不存在”这一存在形态而言的。既然是“不存在”，它用什么来引发人的恐惧呢？因为现代人普遍不知道万物的起源和终结，也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变幻莫测的学说以及存在本身，使他们感到无所适从。并且，现代人大多相信万物、世界、人都是在偶然和机缘中产生的，这样就否定了必然和主宰，自然会带进认识上的混乱。既然一切都是偶然而成的，那每件事就有了无穷的可能性：存在的可能在一个瞬间会变成不存在，不存在的也可能在另外一个瞬间变为存在的，这哪里还有安全感呢？存在也因为缺乏一个不动的根基，毫无意义可言，人自然就会对“不存在”感到恐惧了。
　　最为强烈的恐惧，也许要算是对死亡和消失的恐惧了。这种恐惧是最具摧毁性的。“记住：你将死去”，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残酷的事实。死是那样的不容置疑。奥古斯丁说：“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只有死是确定的。”死的权势将注销一切生者的意义：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在死，准备死，最终无一例外地进到死的怀抱中。既然我注定要死去，而且死不由我主宰，它随时都可能临到我，那我活着的意义在哪里呢？对死亡的恐惧实际上就是对生之意义的质疑，它几乎是困惑所有哲人最根本的问题。那种像苏格拉底那样将死当作一种福乐来期待的人毕竟太少了，因为它需要的是为真理献身的勇气。柏拉图的思想就是起源于苏格拉底的不妥协之死。对苏格拉底来说，与真理的对话——言说“道”（逻各斯）——能使他无视死亡的某种可怕本质，甚至当掌管鸩毒的人告诫苏格拉底尽量少说话，否则毒性会发作较慢，须服食二至三份时，苏格拉底还回答说，且准备鸩酒，“不妨二至三份”。苏格拉底战胜了对死亡的恐惧，可是，今时代的人已经失去了对“道”的追寻，他还能够用什么来抵挡这一恐惧呢？
　　恐惧意味着一种威胁，时间对我们的威胁，以及自我的缺陷所带来的自我威胁，这与罪有关，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旧约·创世纪》一书中，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他就承受了神的咒诅：“你必定死！”这里表明人的堕落是堕落到了时间的制约里面，死即意味着时间对人构成限制。时间的威胁还不仅在于它将终结我们一生，更可怕的是，它还可能提前用一种强暴的方式来执行这种终结，如疾病、灾祸等。因着每个人里面都有一个渴望无限、达到永远的愿望（生儿育女、著书立说就是为了延续自己的生命），使得人都希望死迟一点到来，事实上人又无力做到这一点，对死亡的恐惧就产生了，因为它是一个随时都可能来敲门的不速之客。恐惧死的另一个原因是，人无力对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负责。人的良知渴望公义、圣洁，而在人肉体里又没有良善，活在罪中，人就有了一种为义自责的痛苦。因着人无法带着自己圣洁的一生去面对死，恐惧死实际上就是恐惧死后有审判。
　　如何才能缓解恐惧并获得控制恐惧的力量呢？我想，首要的是人必须认识到自己的有限及不足，从而保持对未知世界的敬畏，而不是草率地把自己看作终极，以为自己能够承担一切。真正的情形是，人被置身于一个他自己无法左右的世界中，再也不能靠自己有限的力量从恐惧的茧中突破出来，他必须承认人不是自己生存者，他必须相信这个世界有一个比自己更大的存在者，只有这位更大的存在者来守护人的生存，人活着的意义才能得到证实，我们也才能以此来克服对“不具人格的未知事物”，对“不存在”，对“死亡和消失”的恐惧。这个事实将变得越来越尖锐，因为人类在今天已经来到了一个极其脆弱的境地，他对自己再也找不到以前的年代里那种的自信了，或者说，历史上许多残酷的事实业已证明，人类在失去了一个更大的存在者的守护时，是有可能变得像动物一样野蛮和为所欲为的。在这种情形下，人感到恐惧并不奇怪，而要彻底消除一个人内心的恐惧与不安，除非使这个人成为另一个世界的公民——永恒世界的公民。这个世界将给他新的更有价值的力量，给他信心，给他勇气，使他成功地从恐惧的世界中解放出来。我愿意再次引用詹姆士·里德的话：“正是在这个永恒的世界中，基督发现了无畏的秘密。他知道不管是自然的灾害，还是人类的残酷，都不能触及到他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永恒世界里面的事情。在这个永恒的世界里面，没有什么东西会受到水与火的威胁，因为水与火的威力永远也达不到这个领域。”而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似乎说得更为明白：“真正的恐惧来自信念；虚假的恐惧来自疑虑。真正的恐惧是伴随着希望的，因为它来源于信念，而且因为人们对自己所信仰的神抱着希望。虚假的恐惧伴随着绝望，因为人们对自己所信仰的神怀着恐惧。前者怕失去神，后者怕找到神。”确实，终极意义上的恐惧，不是简单的害怕，也不是一种情绪，它关涉着我们生存的本源，只要有存在感的人，只要不愿苟活的人，只要还没有终止思索的人，迟早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因为它是那么的真实而不容回避。哲学家马克斯·舍勒说，人相对他自己已经完全彻底成问题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开端，就在于对这些问题的正确认识与估计。

   

　　最近接触了许多香港人、台湾人，他们的学识与思想未必能与内地人比，但我惊讶地发现他们脸上的神情相对于内地人来说，始终是从容的、微笑的，而内地人总体上感觉总是那么紧张、疲惫……一定不会是因为富足与否的问题，我想可能与内地人童年的恐惧有关。

　　皇甫军伟建议老师和家长，好好的话好好说，一句话，１０％是语言，３５％是语气，５５％是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