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汕头

　　直到看见学生手工制作的那些个大家伙：风能/光能互补发电机、可以爬坡的坦克、电机故障诊断机，这个59岁的男人才眼睛一亮，脸上现出孩子般的好奇，似乎很想伸手去摸。这之前，那些略显冗长的介绍，并没有引起他太多兴趣。

　　7月5日，朱棣文行走在汕头大学，顶着一蓬灰白相间的头发。

　　“西藏冰川正在以每年1.2米的速度减少；1860年以来最热的20年中，有19年发生在1980年之后；2 005年可能是1000年来最热的年份；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是大气中太多的碳，今后30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将比现在增加3倍以上……”过去的几个月里，朱棣文一直在讲“能源问题：我们该如何解决”。制作精良的幻灯片中，不仅有最近的数据及图表，也有几年前摄于北京的喷吐黑龙的大烟囱和沙尘暴街景。

　　2004年8月1日，朱棣文离开了任教15年的斯坦福大学物理系，出任位于加州的美国能源部下属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主任，领导一个名为“太阳神”的计划，研究如何利用生物将 太阳能转化为能源，即未来的生物燃料。

　　“在我的学术生涯里，我已经很多次改变研究方向。我总是对学习全新的事物充满兴趣。”朱博士对着汕大学生重复他的成长故事：从败家子到诺奖得主，底下座无虚席——人们总是热爱传奇。

　　陶醉于费曼的物理学魔法

　　“我父亲朱汝瑾在1943年来到美国马萨诸塞州技术学院继续他的化学工程学业，两年后，母亲李静贞到那儿学习经济。1945年父母结婚时，中国正处于内战时期，他们决定在美国生活。我哥哥生于1946年，那时父亲刚要结束MI T的学业；1948年我出生，那时父亲在华盛顿大学教书；我弟弟出生时，父亲刚刚在布鲁克林工艺学院获得教授职位。”

　　幼儿园时代的朱棣文喜欢积木、组装塑料飞机或军舰模型。小学四年级时，他成天捣鼓那些用途不明的设备，常常在起居室的地毯上堆满半成品的金属支架、细小的螺帽和螺钉，他的目标是：实现零件数量及尺寸的最佳设计。

　　渐渐地，他的兴趣扩展到玩化学。他从午餐费里节省出一笔钱买材料，跟一位同学用自制 火箭做实验。有一年夏天，他们还检测出邻居家的油过酸会使食物丧失营养成份。毫无疑问，朱棣文从小就显露出动手的天赋。

　　这并没有给他带来好分数。他没考进常春藤联合会的名牌大学，而是进了罗切斯特大学。在父亲眼里，他不如在斯坦福医学院的哥哥朱筑文。

　　有两个重要人物影响了他，一个是高中物理老师托马斯·米勒，另一个是理查德·费曼。“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米勒先生是怎样介绍物理这门课，怎样处理一个简单的问题，比如物体由于重力而以加速度下落。物理要解决的问题不如人文学科来得宏大，但从推测到实验到观察，想法可以变成理论，即你可以通过最终的仲裁人——实验来获得智慧。”

　　进入大学，朱棣文的求知欲爆发，而费曼的《物理学讲义》开始向他施展魔法。“费曼让物理看起来如此美丽，他对物理的爱贯穿在书上的每一页。如果不是他的演讲，我肯定会放弃物理。”因为朱棣文的数学也非常出色，物理和数学最后折中成一个理论物理的方向。这时候，他的英雄是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以及当代伟人费曼、盖尔曼、杨振宁和李政道。

　　多年之后，朱棣文反思道：“可悲的是，我已经忘了米勒先生重要的第一课，忽视了实验的重要性，我被引导着去相信‘最聪明的’学生变成理论家，而其余人成为实验人员。”

　　从贝尔实验室向诺贝尔迈进

　　贝尔实验室是朱棣文学术生涯中重要的一站。1978年秋，朱棣文与20多个初出茅庐的年轻科学家来到这里，他在这儿一呆9年。

　　“除了最喜爱的研究，我们没有义务做任何事。研究科学的喜悦和激动洋溢在大厅里，拥挤的实验室和办公室让我们彼此接近并关注每个人的进展，热烈的讨论通常在研讨会上和午餐会时进行,延续到网球场和各种聚会，气氛热烈得停不下来。”

　　学科交叉和“团队科学”，是贝尔实验室文化的一部分，这里陆续走出了15位诺贝尔奖得主。而他现在所在的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先后有1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朱棣文把他理解的个中奥秘写在幻灯片上：

　　“个人发挥天赋；科学方向由集体智慧引导，由熟悉且具有专业知识的顶尖科学家进行管理；鼓励大胆的方法，允许失败，但失败要很快过去，并且勇往直前。”

　　1983年秋，朱棣文被任命为贝尔实验室量子电子学部的负责人，可他戴着黑框眼镜、穿着黄色T恤的样子却像一名研究生。此时他的研究兴趣已经扩大，设计完一种新型的电子能谱仪后，他与同事阿瑟·阿什金博士和技术员一起开始了激光冷却实验和俘获原子的一系列实验，发明了著名的“激光镊子”，并从那里一步步向诺贝尔迈进。他精湛的实验技巧被同行誉为“一种技术上的杂技表演”。

　　1987年，朱棣文结束了“各方面几乎完美”的贝尔实验室生活，去斯坦福接替一个教职，部分原因是“培养科学后代的愿望变得日益强烈”，这愿望源自他的导师金·康明斯。

　　泰德·盖伯勒，斯坦福的一位著名物理学教授，也是从伯克利到贝尔到斯坦福，这样形容他们相似的动机：“在一所大学最好的工作是跟学生打交道，他们有干劲、思想开放、头脑自由。他们相信权威，但最终会明白，课本和老师不是万能的。然后，他们开始独立思考，再然后，我开始从他们身上学习。”朱棣文说，他在斯坦福从学生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他最重要的工作，如完善偏振梯度冷却的细节，发展原子喷泉钟和原子干涉仪，完成一种基于拉曼脉冲的激光冷却的新方法，都是在斯坦福与学生一起合作完成的。

　　所以，面对中国大学生，朱棣文说：“要说有什么不足，可能是你们比较恭敬、崇拜权威。但更重要的是学会批判性地思考，要敢于怀疑前人，像那个刚进哈佛就对校长说‘我跟踪了几年您的数据，我发现它们有错’的一年级新生那样。人脑不是容器，不是往里填东西，而是要不断问自己：这东西——也许是家长要求的，也许是老师塞给你的——它对我有意义吗？这是我成长的体会。”

　　科学家的忠告未必奏效

　　人物周刊：我注意到，这是过去三四个月里您第三次谈论能源问题，包括供水失调。当您演讲这些的时候，距离您祖籍地太仓不远的太湖边的两座城市正在经历因蓝藻爆发引起的自来水污染。这意味着，当你们在谈论风险管理的时候，我们在启动应急管理。所以对中国而言，您是否认为在讨论能源危机之前首先应该讨论环境污染的问题？

　　朱棣文：经济发展带来许多问题，很多国家在它的发展史上都经历了：一开始发展得非常快，然后出现空气污染、水污染，危害市民；然后他们会说，哦，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就像父母对孩子说：“我曾经犯过一个错，我应该做得更好。” 孩子们听到了，但长大后犯了同样的错误；然后他们又这样告诉他们的孩子，但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本不该这样，但到目前为止，就是这样。这样的事已经发生在1680年的英国、后来的日本，乃至每一个国家。

　　人物周刊：您认为现在科学家对决策者和商人的影响力是在增强，还是在减弱？

　　朱棣文：这要视情况而定。科学家能告诉人们做某些事是不健康或者不明智的，比如吸烟会导致肺癌等很严重的疾病，但政府、商人、公众并不完全按照科学的方法来办事。烟草公司最后靠香烟赚了很多钱，虽然政府一直在强调吸烟的危害。烟草商赚钱、纳税，政府也赚钱，事情就是这样。

　　我现在可能对政治决策者有些影响，我也在试着这样做，比如在能源问题上，我可以做一个科学报告，试着向他们解释，潜在的危险是什么。但这里有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不听别的科学家而要听我的意见？

　　我只能改变一点点。我只能说这些事情是危险的，你得缓一步。我说的也不是100%正确，可能是75％～80％。你不得不承认这确实很难。

　　科学，是表明事情将会如何发生；而科学家，我认为他的责任是：告诉人们将要发生什么。

　　人物周刊：如果有一天，您的科研成果被用于非正义事业，比如原子弹，您会苦恼吗，像晚年的爱因斯坦那样？

　　朱棣文：我不认为爱因斯坦为他的原子弹而苦恼。

　　人物周刊：他有苦恼。以塞亚·伯林在《爱因斯坦与以色列》那篇文章中提到这一点。

　　朱棣文：哦，是吗？我认为很多科学家没有认清方向。想想今天在生物学领域发生的事，你可以用它来为人类造福，制造更好的药物或用于转基因农作物，也可以滥用它，制造可怕的生化武器。我从事的科学也面临同样的情况，我希望我正在进行的和努力去做的不会被用于做坏事，如果有人错误地利用它，我会感到很遗憾。

　　事实上我认为这不是科学家的问题，这和政治家、决策者更有关联。科学家的职责应该是去发现世界是怎样运转的，人类应该比老鼠更好奇世界的运转奥秘。尽管一些人利用科学做坏事情，我们仍然应该看到，毕竟人类对科学的利用不像50 00年前了。

　　人物周刊：生命过半，对您来说，接下来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朱棣文：(开玩笑)变成一名高尔夫选手？不是啦，我将继续我的研究。

　　别把大脑当容器

　　人物周刊：当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有没有跟父母一起回忆您的成长过程，讨论一下什么是“好的教育”？

　　朱棣文：是的，家庭教育非常重要。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大二的时候，做教授的父亲对我说：“你在拿到博士学位之前不许结婚。”所以这是非常难的一段青少年时光，父母在意的是，你要学知识。

　　我哥哥一贯成绩非常好，老师和父母都用他来对照、鞭策我，所以曾有两个月时间，我拒绝去学校。我是我们家族中学位最少的，我只拿到一个博士学位，他们都有好几个博士学位，我哥哥在普林斯顿，两个堂兄在哈佛，另一个在布尔莫林学院。我的上两代，外公在科内尔拿到土木工程高等学历，父亲是化学工程博士，母亲是经济学，所有的舅舅和叔父都有科学或工程学博士学位。在我就要进入大学的时候，我安慰自己得走出杰出家庭的阴影，做一名默默无闻的学生。

　　我一直感激母亲，困惑的时候我至少可以跟她沟通。小时候我常常把 客厅堆得乱七八糟，自己做发电机什么的。她从来不说“你得把那些垃圾扔掉”。我想，好的教育应该是让你自由寻找那些对你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把人脑当成一个容器，往里填东西；好的教育还在于让人批判性地思考，敢于质疑前人，这也是我在中国学生身上发现不足的地方。

　　人物周刊：能说说您对两个儿子的教育吗？

　　朱棣文：一个刚进大学学音乐，做音乐，情歌一类的，我希望他能成功——虽然做音乐很难赚到钱，但那就是生活。另一个辍了学又刚回到学校，他现在想学电子科技。

　　人物周刊：您曾经想过要学汉语吗？数百个中国人聚在一个大厅里热烈地讨论一些问题，用的却不是他们的母语，这情景看起来多少有点奇怪。

　　朱棣文：两三年前，我跟妻子说，也许我应该花一些时间去学普通话，但她说：不，现在不是时候。不是说不学中文去学法语，她的意思是应该把时间用在研究科学或者做别的事上。你知道，中文艰深，挺难学的。有时候我确实觉得很尴尬。

　　人物周刊：您的父母会说中文吧？

　　朱棣文：当然。但我们小时候，他们就一直说英语，我们家没有一本中文书，所有的邻居也不讲中文。

　　人物周刊：听说您是古典音乐迷，喜欢哪些？

　　朱棣文：所有的古典音乐。虽然迷音乐，但我是个很糟糕的演奏者，我吹过长号。

　　朱棣文 1948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祖籍中国江苏太仓。1978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完成博士后研究，先后在贝尔实验室、斯坦福大学物理系工作；2004年8月出任美国能源部下属的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主任。1993年被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97年因发明了用激光冷却和俘获原子的方法，与另两位科学家共同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