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解决老龄社会诸多问题的需要
中国已经是老龄社会。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目前我国有1.43亿60岁以上的老人，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60岁以上老人数量每年将新增100万人。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中国到2050年将有4亿多老人，从目前占总人口的10%增至26.5%。[39]中国老龄社会的突出特点是：未富先老。
老龄社会带来诸多问题。最根本的是养老难的问题。外电分析中国的养老状况说：“发达国家当老人占总人口10%的时候，它们人均年收入已达到5000至1万美元；而中国的人均收入还不到2000元，这样的收入无法保障养老。”“根据未经中国民政部证实的数字，至少有9800万60岁以上的老人居住在农村，他们没有养老保障，生活几乎全靠儿女赡养。” [40]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确实还没有作好老龄化的准备。家庭养老一样存在难题。客观上，家庭结构小型化，变成了“二一”、“四二一”或“四二二”为主的结构，一个或两个孩子要负担两个父母和四个祖父母，甚至会出现一对小两口负担8个或更多老人的情况，子女的养老负担将十分沉重。同时，独生子女父母的高龄化也导致养老需求的变化，越是到独生子女父母的晚年，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风险就越大，现实困难就越多。
其次是老年人的精神慰藉问题。中国老年人大多在物质上的要求并不高，相反，他们更期望精神上的满足。他们往往把子女当成理想和感情的寄托，期待几代人能够和睦相处，经常往来，共享天伦之乐。但在事实上他们的愿望却不容易得到满足。因为他们的孩子实在太忙了——忙着工作，忙着赚钱，他们无暇给老人嘘寒问暖，端茶送药。物质条件较好的，可能给父母请上保姆，或把父母送往条件较好的养老院。但是保姆并不能代替子女满足老人精神上的要求，而进敬老院对很多老人来说反而是一种挫伤，老人们担心别人讥笑自己没有“孝子贤孙”。
再次是重塑老年人的价值观的问题。老年人不仅要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还要做到老有所为。政府和社会既要努力减少老年人的贫困，又要努力创造条件使老年人参与到社会生活，并让他们发挥力所能及的作用，保持独立和尊严，实现自身的价值。在一个老龄社会中，众多的老年人尤应自信自强，发挥余热，为家庭、社会作出一定的贡献，而不仅仅是闲散度日，成为被养的对象。倡导老人当自强的价值观，不仅是时代的客观要求，而且符合老年人的愿望和自身发展的规律。但是我们目前在这一方面还做得很不够。
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浓重的家庭观念、深厚的亲子感情的国度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养老和老年人的精神慰藉都将主要依赖于家庭和子女来承担义务。历史上，尽管经济落后，物质贫乏，但由于重孝倡孝行孝，我们国家仍较好地解决了养老敬老问题。今天，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为解决老龄社会的诸多问题提供了物质保障，但一方面由于老年人空前增加，预期寿命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由于人们孝的观念不断弱化，孝德孝道日趋衰落，因而我国养老难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因此问题又归结到弘扬孝的美德上来。解决老龄社会存在的问题，首先需要子女后辈有孝心。行孝是一种充满爱心的行为，尊重、关心父母，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应尽可能满足父母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其次需要子女和后辈努力尽孝。要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做到尽力而为，既满足老人的需要，也不影响自身的发展。培养子女和年轻人的孝心孝德，营造行孝尽孝的社会氛围，都离不开孝文化的重构。
4．弘扬民族精神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需要
孝是中华民族民族认同、民族团结的精神基础，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孝的“尊祖敬宗”的要求，形成了中国人浓厚的“一本”观，人们认为祖宗犹如树木的本根，子孙则是枝叶，追根溯源，使一家一族牢固地凝聚在一起。进一步追溯，同一个姓的人，“五百年前是一家”，最终使无数代中华儿女追溯到共同的先祖——炎帝、黄帝，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这种炎黄认同，也就是中华民族的认同，既是对先祖的孝，也是形成民族凝聚力的根源。炎黄子孙不仅要“报本返初”，还要“继志述事”，对民族行其大孝。故从孝的基本精神中又衍生出为民族延续而生，为民族尊严而死，及促进民族繁荣兴旺的历史责任感和爱国报国心。
孝也是形成中国大一统国家的重要文化因素。《孝经》论孝是“始于事亲，中
当代，我们正在为着实现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而奋斗，祖国统一大业尚未完成。我们亟须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团结海内外一切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和华人、华侨，努力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因此，构建作为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之思想基础的孝文化，就显得极为必要。
5．坚守文化个性、抵御文化入侵的需要
抵御外来文化入侵，捍卫我国文化主权已经成为时下一个非常严峻而现实的问题。全球化时代文化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是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的出现。这种文化霸权在所有弱势文化的国家里都随处可见，而且在青年一代身上特别突出。如在我国，五颜六色的染发，“酷毙”装束时尚，半土半洋的口语交流，圣诞平安夜的倾城狂欢，情人节的风靡，麦当劳、肯德基连锁店的遍地开花，等等，都显示着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生活方式已经不知不觉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与魂，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就意味着这个民族的消亡，正如亨廷顿指出的：“一个不属于任何文明的、缺少一个文化核心的国家”“不可能作为一个具有内聚力的社会而长期存在。一个多文明的美国将不再是美利坚合众国，而是联合国”[41]。而民族特色的文化总是从历史中走出来，又在新的历史条件通过传承和整合而形成的。传统孝文化是中国伦理型文化的根核部分，对于中国国民性发生了根源性、本质性的影响。我们应当继承弘扬传统孝文化，但又不能全盘照搬，因为其中也有大量不适应时代的东西。正确的办法唯有对它进行转换重构，使其现代化，建设一种社会主义的孝文化。如
（三）孝文化当代重构的可能性
重构孝文化不仅是我国现代化的需要，是时代的呼唤，也是传统孝文化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传统孝文化蕴含着向现代转型的可能性。
1．孝文化对当代社会的适应性
孝文化形成、发展于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其长期存在的经济基础，封建的宗法关系是其产生和存在的制度基础。现在，我国正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知识社会转型，人与人之间不再存在等级尊卑和人身依附关系，而是在宪法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关系。我国当代家庭结构已发生极大变化，由过去以父子关系为主干变为以夫妻关系为主干，传统的聚族而居的大家庭已转化为以“三口之家”为代表的核心家庭。国家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成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共和国，并正在努力建设法治国家。在社会发生这样的巨变之后，传统的孝文化通过创造性的转换重构在当代继续存在和发展是否可能？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和条件是存在的：
首先，亲子关系永远存在，以调节亲子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孝文化就有继续存在的可能。亲子关系是一种不可改变、难以被替代的关系，即使在物欲横流的当代社会，作为传统孝道之自然基础的血缘亲情仍然是人类最重要的一种情感关系。一方面，人类从动物承继而来的繁衍、养育、庇护后代的自然情感是永远无法去除和解构的；另一方面，作为对父代养育子女所做出的巨大牺牲与贡献的合理补偿，尊亲养亲、爱老敬老不仅是一种基本义务，而且是人类原始情感的凝聚和体现。这种具有自然属性的原生性关系，显然具有一定的超越时间和地域界限的普遍意义与内在价值，因而是不可完全替代与彻底解构的。当代社会我国亲子关系呈现出新的不公正现象，即子代单边解放、义务弱化和亲代义务自我强化，以及亲子之间代沟的日益严重，人际之间情感淡化等现象，正需要重构和弘扬孝文化来医治。
其次，孝的养亲、尊老之义适应当代老龄社会。如前所述，我国在未实现现代化的情况下进入老龄社会，社会对于老年人的保障并没有作好准备，家庭养老仍然是我国养老的基本模式，在广大农村尤其如此。即使在今后社会保障有了较大的发展，老年人仍然离不开子女亲人的慰藉和照料。因为中国是一个特重亲情的社会，在物质上得到保障后，老人们在精神上的需求将进一步突出。这些精神需求包括：有子（女）有孙（女），亲人和睦，共享天伦；两代或三代人之间能够常相往来，互相交流；子辈、孙辈在工作上、学习上能够取得成绩，出人头地，成为老辈人未实现理想的延续；子女亲人能够为老年人解决一些他们自己难以解决的生活难题，能够及时为老年人寻医问病；等等。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很多是社会和他人不能替代子女的，因而，传统孝文化中养亲、尊老等积极因素，完全适应当代社会的需要。而且，国家提出要让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提高老年人的生存质量当是其中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孝道是提高老年人生存质量的道德保障。
再次，孝仍然是培养当代人们道德意识的重要起点。现代社会着重于公共领域的社会伦理建设，强调博爱，这当然是为了适应工业和后工业社会的需要。这种现代社会伦理观认为所有人在道德上是平等的，坚持人们在道德行为选择的过程中不仅要表现出同等的道德能力，而且应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的利益。然而这样的社会伦理要求往往流于空疏，难于落实，成为所谓“无根的爱”。学者蒙培元指出，“‘孝’的真实涵义是‘爱’，……从‘爱亲’开始或从‘爱亲’发端，必然要扩充到对他人的爱，这就和‘仁’联系起来了。……‘孝’不仅仅是‘私情’，倒是从‘爱亲’开始而又普遍化了的最基本的人类情感。”[43]所以，在当代社会，当学校日益沦为单纯提供知识与技艺的场所的情况下，家庭对个人道德意识与道德情感的培养就显得更加必要。而作为家庭内部普遍存在的原生性关系的血缘情感，正是培养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的天然基础。甚至可以说，没有其他条件可以取代道德建设的这个基础。
2．孝文化与社会主义伦理原则的相通性
孝文化虽然形成于宗法社会，并长期作为封建意识形态为阶级统治服务，但是如果我们全面而公正持平地考察，并去除历代对原典孝文化的“遮蔽”，则会发现，孝文化的一些本质精神、规范、要求、功能与社会主义的原则具有暗合、一致之处和相容性。
首先，孝文化中的克己奉献精神与社会主义的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集体主义原则具有一致性。孝的本质精神是克己奉献。它实际是以子代的部分权利的牺牲来维护一种尊老的、向后看的秩序，但是这种文化设计本身又以天然的血缘亲情作为基础，且始终以情感来强化义务，可谓温情脉脉，使人无法摆脱。所以孝文化的长盛不衰表现为子代在自觉自愿或被动地接受孝的设计后，发扬克己奉献的精神。无论如何，孝的这种本质精神对于调适代际关系、实际也是调控整个家庭关系、阶级关系、社会关系，建立一种稳定和谐的秩序，并较好地解决自然力衰弱的老年人的问题，提升其生命质量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传统的孝文化通过现代的解构后，在义务上呈现出一种逆转趋势，即子女从孝的义务中获得解放，而父母则自觉自愿地、无怨无悔地为子女克己奉献。不管是亲子关系中哪一方作出牺牲，都可以看出来，孝文化确实内在地蕴含着“克己奉献”的文化精神。这种精神与社会主义所倡导的大公无私、舍己为人、乐于奉献的集体主义精神具有不谋而合之处。由此也可见，产生于西方的社会主义学说能够在东方古国落地生根，并在世界上获得最持久深入的实践，实有其文化上的共通性作为基础。
其次，孝文化内涵的“父慈子孝”、“尊老爱幼”之义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理想与社会主义的理想及其倡导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原则具有相通性。“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对国家、对社会、对他人充满责任感，是调节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的润滑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长爱幼”等孝的要求与规范，体现的是一种对应德行。这种互为条件、互为结果的对应德行（尽管在实践中往往表现为某种程度的割裂和畸重畸轻），与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价值取向具有某种一致性。《礼记·礼运》篇为我们描绘的理想的大同社会的图景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后来孟子进一步概括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44]的经典表述。这里表达的既是儒家的社会理想，也是儒家坚持的“等差之爱”的逻辑结论，儒家既坚持等差之爱，同时，又反对将爱局限于一家一姓，而要求向他人、向社会“推”开。由此而得的结果，当然是亲亲而仁民。由此可见，在最终目标上，传统孝文化的追求与社会主义的目标也有相通之处。
再次，孝文化提高人的道德水准功能与社会主义追求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原则具有相通性。孝文化的首要功能在于培养人的道德心，激发人的向善的可能，净化社会风气，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平。此外，孝的安排，既解决老人的安顿问题，也解决幼小的教育培养问题，在远古时代和传统农业社会，对于保存生存经验，传承人类文明起了极大的作用。即使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老年人仍然可以对青年人起到一定的人生指导作用，这种上一代对下一代的帮助和教导仍然是必要的，是任何一个社会实现代际交换和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社会主义所追求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当然是比传统孝文化所能赋予的人的一定程度的发展高得多的目标，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二者之间是存在一致性与相容性的。一种偏激的观点认为，孝文化从根本上是扼杀人的礼教，是妨害人的发展的落后文化，此种观点是有欠全面、公允和客观的。否则，这种文化不可能长期延续，并使得中华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居于世界的领先地位。
3．孝文化成为我国现代化支持资源的可能性
首先，孝文化维护家庭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客观上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社会进步和实现现代化的先决条件，而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稳定是深化改革和加快发展的前提。家庭的和睦又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孝文化有利于代际矛盾的化解，有助于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终，促进家庭的和谐安定。孝德的迁移也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调适人际关系，化解利益冲突，最终有利于社会形成合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并有利于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推动社会进步。
其次，孝文化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祖国统一问题的早日解决，实现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复兴。孝是民族凝聚力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的情感基础。共同的先祖，共同的血脉和文化，使炎黄子孙产生血浓于水的同胞之情。一曲《我的中国心》把海外华人的赤诚的爱国之心表露无遗。孝文化在华人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现实表现就是产生强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希望祖国繁荣富强，渴望祖国早日统一。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祖国统一的大业尚未完成，台湾问题关系到中国的核心战略利益和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这些，都有赖发挥孝文化的作用。
再次，孝文化孕育的中华民族的和平主义性格，契合国家和平崛起的需要。历史上，孝文化孕育了中华民族崇德尚善、爱好和平的和平主义性格，塑造了中国人以和为贵，追求平和安祥的和谐价值观。这使得中国成为维护当今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有利于为我国现代化争取和创造和平的外部环境，有利于中国在21世纪的和平崛起。传统孝文化中内蕴的和谐价值观，还有可能成为普世价值和普世伦理的重要内容，为和谐世界的建设和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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