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修中国人教育大纲

http://news.qq.com/a/20090617/000704.htm

求学越来越早、成家越来越晚、毕业越来越难找到工作，立业的焦虑笼罩每一个人。

内文导读——

重修中国人教育大纲 教育高消费的群体冲动 2030年，千禧后们的未来战争

无法成人——一个中国人的成长链

播下龙种，收获跳蚤。

一个中国人的成长链，从出生到求学、从升学到毕业、从成家到立业的过程，发生了变异。

中国人比任何时代都更看重孩子和教育。54.7%的父母要求孩子读到博士，83.6%要求孩子考试考前15名。家长奔波在择校、陪读、交费的泥潭里，学生苦熬在应试、才艺、择业的负担下。幼教大热、就业大冷。教育开端，望子成龙不计天价恐落人后；教育终端，竞争激烈学难致用乏人问津——中国社会经济的运行，与教育严重错位。

现行的教育模式一心想让孩子们成“才”，却不在乎他们是否成“人”。

中国父母们，在无法成人的儿女面前，既是主谋又是从犯，既是教育模式的设计者又是教育模式的就范者，既是教育产业和商业的买单人又是投诉人，既是既得利益者又是受害者，既是暴君又是奴隶。

以“为了孩子”的名义，令父母苦不堪言、孩子无法成人——这不是爱，而是整个社会的黑色幽默。

如今我们怎样做家长？

 

中国人成长三个阶段：求学、成家、立业。求学越来越早、成家越来越晚、毕业找不到工作。每一项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的背后，都有中国家长的“教育成功学”在作祟。中国人的成长链亦面临教育和社会的双风险。

文/胡小同

新周刊2009012期封面：无法成长

漫画：中国人的成长链之胎教期和早教期

漫画：中国人的成长链之才艺期和择校期

补习期和决战期

留学期和供养期

失业期和就业期

择偶期和成家期

这一年里，中国年轻人脸上写着的茫然，比任何一个年份都多。

大学生毕业人数将超600万，预计比去年增加70万，比前年增加130万。

中国人的成长链遭遇到最难堪的一环：毕业即失业。可他们曾经这样被加工：幼儿园、九年义务教育、高考、大学教育。19年的中国式教育目的只有一个：成人、成材、进入社会、有份好工作、有个好前途。

教育没有社会变化快，是社会问题，还是教育问题？

幼教大热、大学生找工作大冷；输入端恐落人后，输出端乏人问津；理想远大，现实无情；播下龙种，收获跳蚤——中国社会和经济运行的结构调整，与教育严重错位。

学历、学位、双学位、海归学位、海外留学背景，所学越多，所用越无；私立学校、贵族学校、国际学校、双语学校，花费愈巨，产出愈低。“成长的烦恼”及至最后一刻幡然醒悟，“读书无用”又有新的论调和说法。

中国学生、中国家长迎来了自己的成长焦虑症。

中国人成长的三段论

中国人成长三阶段：求学、成家、立业。

其中求学和成家在往两头发展：求学越来越早(幼教)，成家越来越迟(晚婚)，立业却力不从心——房奴、车奴、卡奴、穷忙，每一样，都埋伏着陷阱。社会复杂、商业险恶、成长唯艰，于是，家长加倍投入，希望赢在起跑线、赢在胎教、赢在择校、赢在专业、赢在才艺，可最后都不免要倒在失业的枪口下。

社会和教育之间供需的巨大剥离，使得付出必须越来越多，而收获可能越来越少。家长对教育几乎不叫投入成本，而是不惜血本，但在某一刻，血本无归，啃老族、宅居族的出现，使得家长明白教育投资有风险、“入校”需谨慎。

中国教育的产业化和体制改革从包分配到双向选择到自主择业经历了30年。如果把中国的教育比作一条产品线：高中和高等教育是精英化教学、大众化就业，收益最大、风险最小；九年义务教育减免了学费，越来越普及，惠及农村，但优质教育资源的有限性使得择校在城里变成一个红火的收费项目；少年宫、才艺班等课外教育则是家长的另一套因材施教的成长体系，其热度不减反升；早期教育业已市场化，各路品牌纷纷涉水抢滩。

有一次导演张元说，他最反对电视上针对孩童的广告，因为那完全是不对等的诱导。儿童缠着家长购买商品。事实上在教育领域中，有着针对孩子的“二次销售”：首先是把教育理念灌输给父母，父母再把孩子圈进来。

李阳15年的疯狂英语运动并没有使中国人的英语变得流利起来，反而是新东方等应试教育的项目变成了一个产业。在听闻中学生卖听课笔记居然也演化成创业项目后，一位大学老师在博客上表达了他的愤怒：“我们一直觉得应试教育有问题，也老是嚷嚷要改革，可是改来改去，竟然改出了这个结果：应试教育的受害者们摇身一变，成为了利用应试教育来牟取利益并与这个反人性的教育体制沆瀣一气甚至为虎作伥的害人虫！”

那些中等收入以上的家庭，则另辟蹊径选择私立小学、私立中学、国外留学。他们不认同中国教育，也不想让孩子整天做不完作业，所以就用高花费铺就另外一条道路。

但是，他们骨子里仍是希望孩子出人头地、考名校、进入精英阶层，在英语中，专门有一个名词“中国妈妈”，用来指留学陪读的中国妈妈，她们替孩子做所有的决定，什么事都是妈妈说了算。

台湾人亦如此，每个台湾孩子平均学习了三项才艺。这显然都不是“自我选择”，而是“包办教育”。在中国，有人说子女就像父母的财产，不仅父母对其有抚养权，还有支配权和控制权。从出生开始到上学、工作、结婚生子，这其中没一件事是父母不操心的，父母几乎把一辈子都搭进了子女的世界中。

无法成人的几个变量：社会、教育、父母之责，父母首当其冲。

教育高消费的群体冲动

中国人热衷于为教育买单。

医疗花费是不得不，教育花费是心甘情愿。北京东北四环附近的一处楼盘项目，因打出“名校全程进驻”的广告，而掀起了抢购热潮。虽然此承诺未能写进购房合同，但家长仍火热咨询，其心态由此可见一斑。

一份名为《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的调研报告日前发布，从直接经济成本看，0至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将达到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支出，则高达48万元；而估算30岁前的未婚不在读子女的总成本，为49万元。

一个广州人给儿子从小到大做了笔“预算”，如果按照名牌幼儿园、名牌小学、名牌初中、名牌高中、名牌大学以及出国深造的成长路线，养育孩子需要100万元。其中的教育支出包括学前教育费用1.092万元、幼儿园学费10.2万元、小学教育费18.6万元(含3万元赞助费)、中学教育费用16.8万元(含3万元赞助费)、大学教育费用4万元和留学教育费用30万元，总计超过80万元。

追求“教育GDP”的盲目冲动，使得政府和教育机构形成一种合谋。教育学者杨东平说：“高教管理追求的就是那些数字和政绩。有人称之为‘教育GDP’，就是规模、速度、科研成果、博士点这些指标化的东西。”

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约1020万名，比去年减少近4个百分点。有人认为，高考报名人数减少是因为现在大学生就业压力增大，不少学生因此放弃上大学的机会。而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副司长姜钢的说法是，高考报名人数减少最直接的原因是高中应届毕业生人数不断下降。

与此相对应的是，今年全国高校计划招生人数比去年增长4%，考生被高校录取的机会将更大，预计每100个考生中有62个会被录取。高校扩招的盘子和总量仍在增长之中。

这似乎让家长和学生松了一口气，终于不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了，上大学不再是一个人生的分水岭。高考改变命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大学毕业将迎来一个险峻的时期。

“就业难和高校扩招没有因果关系，甚至就整个国民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需求而言，我们的大学毕业生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一位持这种论调的专家说，“大学以面向未来为使命。这并不意味着大学和市场脱节，而是要求大学尽最大努力去揭示那些左右市场的因素和力量，为人们的未来生活提供更好的参考意见，或者创造更好的条件。”

中国家长的困境

公众对于教育高成本与就业难的双重无奈现象无能为力，这一恶性循环还将继续。

中国家长的教育大纲是：软教育、硬投入、争夺教育资源。现在正是9月份入学前的“活动期”，不少家长开始了他们最为忙碌的日子。一位家长因为孩子的入学年龄只差几天，而卡在那里入不了学，她不得不为孩子进入一家实验小学发愁：“中间人已经找好关系了，学校也一直答应着，但就是没有下文。”

即便是在北京偏远的郊区，民营性质的幼儿园也四处开花，但仍赶不上入园的速度，稍微好点的幼儿园早就爆满。几千元的入园费对于家长来讲，是一笔不得不给的投入。

但中国家长的教育大纲实在规划得不怎么样，包办孩子的教育战略，到为孩子选择一个他并不喜欢的大学专业后，终于出现了分裂：许多人在毕业时放弃专业改行了。

《家长是最好的老师》、《哈佛女孩刘亦婷》、《100个中国孩子的成功报告》，乃至新概念作文、奥数竞赛、国际才艺表演，每一项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的背后，都有中国家长的“教育成功学”在作祟。

望子成龙的中国家长播下龙种，收获的却可能是跳蚤。

那些不堪忍受教育体制的人，成为教育体制的外逃者，其中不乏成绩优秀的学生。清华大学博士生王垠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赞赏发明家EDWIN H. LAND的一篇演讲《伟大的年代》：“我认可他(年轻人)仅仅是个伟大的人，而非天才，他不可能跨越他专长的领域。他不会想到用几百年的时间缩短问题的解决办法。他不会突然说人民大众就是力量，那是天才做的事情。但是在他自己的领域内他会让事物发展并繁盛；他会因为在他自己的领域内帮助别人变得快乐。在这个领域内如果他没有取得成功，他会增加不应该被增加的东西。”

“自我实现”在中国的受教育者那里只是一个迷梦。他们只有在成人的那一刻起才拥有自我实现的愿望，在此之前，他们被家长包办，然后又被学校包办。这对他们而言是不得不走的一段弯路。

“无法成人”的“成人礼”是一张大学毕业证书，此后，他们被抛弃到自我奋斗的历程之中。就业和谋生只是其中小小的一页，当它翻过之后，人们才会明白，中国人的教育大纲需要重修了，而不仅仅是增加国学教育和艺术教育那么简单。

2030年，千禧后们的未来战争

人有远虑，才有近忧。千禧后父母们的焦虑，来自遥远将来的竞争压力。2030年的世界什么样？

文/肖锋

“我终于扛不住了！”一位朋友曾发誓决不让各类补习班、强化班剥夺儿子的童年乐趣，可最终还是缴械投降了。

新世代中国人的成长历程很像所玩的过关游戏，进名校、特长班、奥数、钢琴、绘画、高考……没有一关能轻松度过，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幸运也是最不幸的世代。父母们担心学校教的东西将来不够用，于是疯狂加码。面对千禧后们的未来战争，储备多少兵器似乎都不够用。

203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第一大国。至少主流经济学家们是这么预测的。我们姑且认可这个美好愿景。只是对某些中国人而言，伴随而来的并非风光，而是焦虑。届时，中国人口红利耗尽，中国独特的倒金字塔人口结构让当下每位父母忧心，对子女投资的回收遥遥无期。

当下父母的焦虑，是未来竞争压力的预演。目前高昂的教育成本与低落的就业状况双重困境，无疑加剧了这种焦虑，并导致恶性循环。

2030年的世界什么样？

拉丁裔将成美国最多人口，届时很可能是拉丁裔总统当政。就是说与老美打交道，除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外，还须兼顾西班牙语。日本人口不再是纯正的大和民族，就像今日德国早已不再是单纯的日尔曼民族，2030年德国总统是土耳其裔的也并非不可能。印度人口将达14亿，人口结构年轻，富有创造力，“印度世纪”如日中升。

世界人口将逼近80亿，呈现一片“银发”现象，人口结构老化，社会“抚养”成本上升，人口生产力下降。人均寿命超过100岁的国家会出现。生物医药科技将推出“智能药物”，真正做到对症下药，防病未然。

汽车、微波炉甚至鞋子都能成为互联网接收终端，资讯接收实现无时无刻和无所不在。全球气温上升，导致海平面上升6至11厘米。人类将遭受更多的暴风雨、飓风、龙卷风的侵袭，并频繁地遭遇严重旱灾和洪灾。

2030年的中国什么样？好预测是，中国荣升世界经济第一大国，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第二位的美国50%，是第三位的印度的两倍。坏预测是，中国人口性别比例失调，将有4000万光棍汉找不到老婆，到朝鲜或越南邮购跨国新娘成为新时尚。

2030年人口红利即将耗竭，中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预计将增至4亿左右，相当于现在欧盟15国的人口总和；从目前15个劳动力供养1个老人变为3.3个劳动力供养1个老人。子无力“孝”，父无法“慈”。养老院将成为中国第一大服务产业。

“8421”家庭结构(8个老人，4位父母，小俩口加1个孩子)令千禧后们不堪重负。社会上弥漫着一股浓重的老人味儿，任何社会变革都会受到顽固抵抗。同时“老而不死是为贼”的愤老情绪在年轻世代中蔓延。

京沪穗这等特大城市中国将达十座以上。大城市人一方面忙于漂洋过海，另一方面又不肯低就低职位的工作，某些岗位无人应聘，年轻人从找不着工作变成不想工作，于是出现“农民填城”现象。可见，农民工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更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

买房不再难，卖房租房倒成了难题。房子会像电器一样大打价格战，买一送一，买大送小，因为每个新世代手里都有超过3套房子(爷爷的1套，父母的1套或无后的姑姑1套，自己1套)。

80后面临才啃老又养老的未来，千禧后则永远啃老。他们面对的世界更热、更平、更挤，能应对自身的问题已难能可贵了。

千禧后们成长的烦恼

对，就是他们，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出生的这批人，相信“幸福就是猫吃鱼，狗吃肉，奥特曼打小怪兽”的一代，看日本卡通长大的一代，从小就酷爱玩拼装车的一代，视肯德基、麦当劳美味过海鲜山珍的一代，背诵《弟子规》、《三字经》和新东方英语的一代，被父母拉去上各类补习班、强化班的一代。

现在父母们所有的努力可能会走向反面。好比学钢琴过剩，拉二胡的倒成为稀缺节目。各种个人技能同质化现象依然如今。更要命的是，只注重个人技能培养忽视团队合作，统一意见成为千禧后们的第一难题。作为团体，他们可能成不了任何大事。

千禧后与国外同辈人完全处于同一竞争平台。美国人从小被训练能查资料写独立见解的论文，野营中独立处理生活问题；中国人从小背标准答案，考试要大人陪伴，野营要大人陪伴，找工作要大人陪伴。他们感到自卑。他们怨恨父母和老师把自己教成这个德性。

当下，教育已沦为一部利益机器，它不知淘汰了多少个比尔·盖茨，毁灭多少创业的种子。从小学到大学，灌输教育的极端就是学生只面对一个“标准答案”——这是老师最偷懒的一种教学方式。不仅体制内如此，民办学校亦如是。大一统与高考接轨的教育管制令中国人缺乏独立思考，缺乏想像力，没有诺奖得主是必然结果。

21世纪的教育要带给学生什么？西方教育以哈佛为例，希望学生毕业后能够：第一独自探索世界；第二建立对知识的好奇；第三具备探询与解决问题的能力；第四能把找到的解决方法与他人沟通；第五培养创造力，用崭新方式看问题。这五条似乎没有一条在中国现行教育体制内。

一直以来，中国存在着两套人才评价体系：一个是现行教育机构+体制内单位，另一个是西式教育+跨国公司；而民营企业的评价指标则只是“实用”两个字。

据闻北大、清华处级以上干部的子弟或教授的子女，多数都被送往国外。中国最高学府尚且如此，何况其他？同时，国内失败教育制度仍在培养一批批高分低能最终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中小学仍借各种名目敛钱。学校忙于巧立名目收费，如何教育得好学生？批评现行教育体制者认为，其实最应教授的是德育与美育，而不是技能。我们正培养一批批有知识、没文化的后代。

考上大学不一定能找到好工作，高考不如直接就业，有条件的则选择直接到国外求学，今年中国人用脚投了票，表明对现行教育正失去信心。但更多人则是无可奈何，对高考这部绞肉机和奥数这种利益游戏，反抗不如顺从。就像那位“终于扛不住”的朋友一样，对强大的现实缴械投降。

中国自古也有“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常识。负责的老师懂得，怎么教比教什么其实更重要。要知道，到了2030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当知识让电脑代劳，社会稀缺的是摆脱困境的想象力；方法比知识更重要，知识是学不完的，但方法就这么几条，多少年后学生忘记老师讲过什么，却忘不了教过的方法；心态比能力更重要，如果不懂合作，一个千禧后的能力，无论学过的强化班再多，也打拼不过美国人、印度人甚至越南人的团队。

当下，经济学家呼吁创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否则中国难以在这波危机中自拔。远虑千禧后们2030年面临的国际与国内竞争，近忧现行教育模式，改变在所难免。“要是你的法则让你沦落到这个地步，那这个法则还管用吗？”这句话来自美国电影《老无所依》，也适合今天中国的父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