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美丽人生》随想

　　一个犹太小男孩在他五岁生日的前一天，突然和父亲一起人被德国人抓进了集中营。但小男孩并不知道他刚刚开始的人生正面临着极度的危险，甚至他幼小的生命也可能随时中断，他以为这一切都不过是一场惊险而有趣的游戏。而这游戏般的幻觉，正是小男孩父亲的精心设计。为了不让孩子晶莹而脆弱的心灵受到伤害，在被迫排队等候去集中营的火车的时候，父亲就告诉孩子：“我们正在参加一个漫长而刺激的游戏。如果我们积满了1000分，我们就会获得第一名，奖品是一辆真正的坦克。”

　　可以想象，在充满恐怖的纳粹集中营，要让孩子长时间维持这“游戏”的感觉，对这位父亲来讲，是多么的困难！不，简直是难以置信的！然而这位父亲做到了――当孩子问那些德国人为什么那么凶狠时，父亲回答：“他们是那一方的，他们怕我们赢呀！”当孩子想看关押在女室的妈妈时，父亲回答：“这是规则，不能去看妈妈，否则我们就要扣分的。”等等。其间的惊险曲折甚至不乏喜剧色彩的情节和细节，我不打算一一赘述，我只是想叙述一下让我感到震撼的影片结尾――

　　感觉到濒临溃败的德国人决定大屠杀，父亲悄悄地把孩子藏在一个柜子里，告诉他：“我们现在已经积满940分了，只差60分我们就是最后的赢家了！现在，你必须藏在这里面，不许说话不许动，不许让任何人发现你。否则，我们积攒的940分就白攒了！记住：不管呆多久，你都要忍着，一直到外面没有任何人了，才能出去！”父亲不放心，又叫孩子把他最后一句话重复了一遍：“一直到外面没有任何人了，才能出去！”父亲离开孩子后，在逃亡过程中不幸被德国兵逮住。当德国人押着他走向刑场经过藏着小男孩的柜子时，透过柜子的隙缝，孩子看到被德国人押着的父亲正悄悄地向他眨眼睛扮鬼脸，并且做着滑稽的动作――一切都像是游戏。只是孩子不知道，父亲正在向他作最后的告别――几分钟后他的父亲就在纳粹的枪声中离开了这个世界！

　　不知过了多久，一切归于寂静。小男孩从柜子里爬了出来，正当他茫然对着空旷的集中营不知所措时，身后响起了春雷般滚动的声音。他回头一看，阳光下，一辆坦克正隆隆冲破集中营的高墙向他缓缓驶来。“真的！是真坦克！”小男孩惊喜地叫了起来，脸上露出了天真的笑容。年轻的盟军士兵将小男孩抱上了坦克，在欢呼胜利的人群中穿行。突然，小男孩发现了人群中还穿着囚服的妈妈，他跳下坦克向妈妈跑去，一边跑一边高喊着：“妈妈，我们赢了！1000分，坦克！我们赢了！”

　　――影片到此戛然而止，而我的久蓄的泪水却再也抑制不住夺眶而出……

　　这部获得奥斯卡奖的电影《美丽人生》，也许可以被称作是一部充满喜剧色彩的悲剧，或者说是充满悲剧的喜剧。荒诞而不可思议的情节，父亲的诙谐与乐观，小男孩的天真无邪，当然还有纳粹的残暴……这一切使不同的观众从这部电影中会有不同的发现。但作为教育者，我很自然地从电影中发现了一种真正的人文关怀，不，是“人性”关怀，并由此想到了教育――虽然这部影片并非教育片。

　　如果以我们今天一些教育者“冷静”而“理智”的眼光看，影片中小男孩的父亲无疑是在对孩子进行欺骗。但在父亲看来，孩子晶莹的眼睛不应过早地蒙上邪恶的阴影，孩子幼小的心灵不应该过早地承受的沉重的灾难。尽可能维持孩子无暇的精神空间，让他对这个世界尽可能保持一份美好的期待，让他的蹒跚起步的人生多一些美丽的浪漫――这便是身陷绝境的父亲在告别世界之前献给孩子的礼物，这就是我从他最后向孩子扮出的那张滑稽鬼脸上读到的人情、人道和人性！

　　电影情节可能是虚构的，不过几年前我曾经从报上看到过一则类似这部电影中情节的新闻。法国的一个幼儿园突然闯进几个蒙面持枪歹徒，正在做游戏的年轻女教师和她的孩子们几乎在瞬间便成了人质。面对猝不及防的事变，文弱温柔的女教师对孩子们说：“欢迎这几个叔叔和我们一起做游戏！”于是，在歹徒的枪口下，天真的孩子们继续欢快地游戏着，直到最后警察赶到。事后记者采访这机智的女教师，问她当时为什么会如此镇定勇敢，她回答道：“我完全谈不上勇敢，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尽我所能不让孩子欢乐的心灵受到伤害。”

　　类似的情况如果出现在中国，我想，女教师多半会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身躯护着孩子，然后仰着脸怒斥歹徒：“别伤着孩子！要杀要剐冲我来！”这种精神气概固然感人而且壮烈，但从对孩子心灵的影响看，毕竟还是有令人遗憾的地方――当然，如果是歹徒执意要立即杀人，则另当别论。中国人重气节，西方人重生命。两种文化当然不好简单地评优论劣，但让教育更多的更符合童心和人性，这的确是我们中国的教育比较欠缺的。

　　当然，中小学生已经远远不是幼儿，如果我们像影片中的父亲那样对待我们的学生，显然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把童年还给童年，则是我们的教育应该做到的。

　　是的，把童年还给童年！

　　1988夏天，我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一篇人物通讯《她给教育者留下什么“遗产”？》，通过剖析一个自杀的优秀女中学生的心路历程向“玫瑰色教育”提出了质疑：如果我们教育者完全脱离现实而对学生进行“纯而又纯”的“教育”，那么这种教育实际上是在为学生未来的人生埋下悲剧的种子。

　　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我们的教育只能是“赤裸裸”甚至“血淋淋”的“直面现实”的教育呢？

　　也许是对假大空教育的厌恶，我们的教育最近十几年来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一些教育者不但抛弃了教育应有的崇高与神圣，也抛弃了孩子精神世界不可缺少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有的只是社会阴暗面的“实况转播”，或者以“不能欺骗学生，要为他们的未来负责”为理由对学生进行直截了当的“社会化”教育――在严酷的升学竞争中训练明天孩子的“生存能力”，即使有所谓“理想教育”也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以及“读书就是为了挣大钱娶美女”之类的“切身利益”诱导，还有各种暴力凶杀电影电视卡通漫画的耳襦目染……

　　于是，在儿童精神的天空中没有了追逐鸟儿的云彩，在少年心灵的原野上没有了随风起舞的花朵；于是，在孩子们的意识中，没有了纯真没有了纯正，没有了童话没有了梦想，没有了对善的一往情深的爱怜与呵护以及对美的一往情深的憧憬与向往；于是，小学生向同学的心脏捅出了尖刀；于是，中学生向母亲的头颅举起了榔头！

　　持刀杀人的孩子当然是极少数，但小小年纪便“看透了世界”因而变得世故变得成人化起来，这样的孩子应该说在现在是相当普遍的。本来应该是做梦的年龄，为什么却时时睁着一双对周围世界充满警惕的早熟的眼睛？

　　因为他们没有童年没有少年，更没有他们这个年龄应该有的纯洁、温柔、天真、梦幻以及由此带来的情趣与浪漫！

　　我当然不是说教育应该回避现实，更不是把学校办成“乌托邦”；然而教育不仅仅给学生的生活技能与生存智慧，还应该给学生以人之为人的精神世界，而人的所有“精神”都必须以人性为最基本的底线――学校教育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保持孩子善良和富于幻想的天性，这对于一个人是否拥有终身幸福的精神生活是至关重要的。苏霍姆林斯基在其不朽名著《帕甫雷什中学》中这样道：“为每一个人培养起善良、诚挚、同情心、助人精神以及对一切有生之物和美好事物的关切之情等品质，是学校教育的基本的起码的目标。学校教育就要由此入手。”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20多年前，我在大学读过的一篇题为《晚霞消失的时侯》的中篇小说。小说女主人公南珊有一段话至今我还能背诵：“人在自己一生的各个阶段中，是有各种各样的内容的。它们能形成完全不同的幸福，价值都是同样的珍贵和巨大。幼年时父母的慈爱，童年时好奇心的满足，少年时荣誉心的树立，青年时爱情的热恋，壮年时奋斗的激情，中年时成功的喜悦，老年时受到晚辈敬重的尊严，以及暮年时回顾全部人生毫无悔恨与羞愧的那种安详而满意的心情，这一切，构成了人生全部可能的幸福。它们都能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欢乐，都能在我们的生活中留下珍贵的回忆。”

　　这段话同样适用于教育。因为正如人生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幸福一样，教育的不同阶段同样有不同的主题。理想与现实，玫瑰与毒刺、美丽与邪恶，真诚与虚伪，热爱与憎恶……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生，都是应该或拥有或经历或感受的，但对于成长于特定学段的孩子来说，是否都应该将这些一股脑儿全部展现给他们呢？不，我认为，对于某一年龄段的孩子来说，教育者只应该给他这个年龄最需要的东西。这不是对学生的欺骗，而是对人性的尊重。

　　我们和学生当然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如何让孩子在灰暗甚至邪恶的环境中保持一份对真善美透明的信任？如何让孩子在追求真善美的历程中又能正视假恶丑的存在？这是我在近20年的教育历程中苦苦探索的难题。我现在的结论是：在学生从幼年、童年、少年到青年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应该给他们的心田依次播下三粒人生的种子：“善良”、“正直”和“机智”。善良是一切美德的根本，由此萌生出正直――憎恶一切毁灭善良的罪恶，而与罪恶抗争，则必须有一颗机智的心。注意，我这里说的是“依次播下”，就是说，对不同年龄不同学段学生的教育，必须有不同的重点主题。而任何一个主题的错位，都可能产生教育的遗憾进而给学生的人生带来遗憾。

　　影片中小男孩的父亲战争爆发前只是一个餐馆的侍者，然而在我的眼中，他不但是一位仁爱的父亲，也无疑是一位优秀的教育者，因为哪怕是面对死亡，他也知道处于年幼孩子的心灵最需要得到什么，或者说最需要保持什么。我不仅仅把他将集中营生活“游戏化”看成是他对孩子的机智，而宁可看成是他美好人性合乎逻辑而又自然而然的流露。是的，一个崇尚庸俗信奉“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精神侏儒，是不可能给孩子以幸福精神生活的――就像我们很难指望把生活目的仅仅归结于“挣大钱娶美女”能够给学生以更崇高的精神追求一样。这位父亲在临死前，给孩子留下了对美丽人生的憧憬；或者说，他把自己对人生的热爱铸进了孩子的生命。这位平凡的父亲因此而伟大。

　　把童年还给童年，不是让孩子永远停留在童年，而是把精神成长的旗帜真正指向未来。如果我们每一位教育者也拥有这位父亲一样超越世俗的人道主义情怀，我们的学生必将拥有真正的“美丽人生”。

　　2001年9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