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把孩子成才的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文/薛涌


一百年以后的今天，你现在开什么车、住什么房子、赚多少钱，都变得无关紧要。而有关紧要的，是你如何养育孩子。

薛涌：耶鲁历史博士，现在萨福克大学历史系教书，悉心观察比较中西教育，著有《谁的大学》、《美国教育阶梯》、《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一岁就上常青藤》、《学而时习之》等。今天，薛涌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专访。

记者：薛涌老师，你一直致力于研究中西教育，请问，在国家征求未来12年教育规划纲要的建议之时，您对什么最有兴趣？

薛涌：12年义务教育非常重要，恐怕比大学教育还重要。有些研究认为，人到十七岁时个人智力的发展基本定型，再进行教育会提高技能和知识，但对智商发展则效果不大。而十七岁以前，特别是十四岁以前，可塑性则非常强。这时的教育，对其一生的影响是最大的。所以，相应的，学生在高中前的教育最关键。

在这个阶段，家教恐怕比学校教育更重要，如何做好家长是中国国民竞争力的保障。我在波士顿看见一条车窗语录是这样写的：“一百年以后的今天，你现在开什么车、住什么房子、赚多少钱，都变得无关紧要。而有关紧要的，是你如何养育孩子。”这也是打动我写这本书的原因。

你对孩子是呵斥还是与之讨论

记者：如你在新书《一岁就上常青藤》中所说，在中国的大学中，国外开展得很好的课堂讨论效果多半不好，原因是什么？中国迫切需要学习西方的好的教育，但总容易邯郸学步，只具其形没有学到其神。

这和大学前的教育有什么关系？在中小学教育中，如何克服权威主义的倾向，培养孩子的探索精神？

薛涌：首先，讨论班在国外开展得是否很好，不能一概而论。我每学期都碰到大量不说话的学生。这是个文化问题。所以我在书中才提到了《不平等的童年》这一著作，所以我才把我的书命名为《一岁就上常青藤》。

所谓常青藤，包括美国东北部最著名的八所大学：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康奈尔、布朗、达特茅斯和宾西法尼亚大学，等学校。我书中用这个概念只是个象征，象征着理想的教育是什么。常青藤学生的素质，特别是在讨论班中滔滔不绝、思如泉涌的那种素质，是从小培养的，不是到了常青藤里现学的。比如《不平等的童年》一书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该书揭示出，美国那些教育背景良好的中高产家庭，从小和孩子讲话就特别平等，大家有不同意见要讨论，有时大人似乎连给孩子买什么玩具或衣服的权利都没有，要征求孩子的同意。这样，孩子从刚会说话起就和家长讨论问题。他们甚至不习惯于不经过讨论的教育方式。

相反，教育背景比较差的家庭，对孩子则总是用命令的语气说话，家长有说一不二的权威，孩子从小就不知道任何事情都需要讨论才能明白，他们习惯于等着听别人的指令。比如最近《纽约时报》上讲黑人社会的问题，其中的一个数据是：９４％的黑人女性认为用打屁股的方式对孩子严加管教是必要的。女儿三岁时和我们一起购物，她正在和爸爸妈妈讨论什么要给自己买什么衣服，这时看见一个黑人母亲自己忙着挑衣服，孩子在婴儿车里哭，她回头大声喝斥：“闭嘴！”女儿看了，眼睛瞪得大大的，不敢相信有这等事情。这是典型的“不平等的童年”的对比。

这根本不是经济问题。我们的女儿实际上为了买衣物在和我们开“讨论班”、申述自己的理由。边上的孩子在还不太会说话时就被喝斥“闭嘴！”这样的孩子上大学后你能指望她张嘴讲话吗？她日后成功当然困难了。

中国的问题是，一些教育水平非常高的家长，也习惯于对孩子说一不二、要孩子死记硬背、甚至有“不打不成材”的信念。从小这么教育孩子，怎么可能等他们一上大学就突然会讨论了呢？

讨论是孩子走向社会前的实战练兵

记者：你一直明确地反对满堂灌的教育方式，反复强调讨论班的重要，甚至主张从小就要给孩子上这种“讨论班”。为什么讨论班培养出来的学生比满堂灌培养出来的学生要好？

薛涌：这一点，我在教书时也不停地给我的美国学生们讲。我让他们想一个更简单的问题：你到公司里上班，大家一起开会讨论企业战略，你凭什么显示出自己的价值？你是坐在那里，就像在应试教育中那样，等着准确地回答问题呢？还是主动提供自己建设性的意见、让大家眼睛一亮？

在毕业后真实的生活和工作场景中，你很少需要象在学校应付考试那样回答问题，可以说绝大多数学生毕业后从来再没有用“多项选择”的方式回答问题的经验。社会也好，雇佣你的公司也好，向你要的是你的“点子”、你的创意。没有人那么热衷于检查你到底不懂什么，人家要知道的是你究竟懂什么，有什么可贡献的。

比如，当大家都觉得应该在某地区建一个超级市场时，你马上站出来从当地的消费能力、交通条件、购物习惯等多方面论证这样的计划前景不好、使大家回心转意，那你就对公司作出了巨大贡献。人家不需要你回答“当地人口多少？”“公交有几路车？”等问题，因为查一下资料就明白了，为什么要问你呢？

我特别让我的学生查“波士顿咨询集团”（Boston Consulting Group）的网站，看看这种大公司的职员是怎么工作的。根据网站的描写，人家职工的工作方式和大学的讨论班非常相似。比如一家德国汽车公司的老板来问：“我希望在某地建一个生产越野车（ＳＵＶ）的工厂，你们看前景和风险如何？”这些咨询人则七嘴八舌，从ＧＤＰ的增长、就业率、消费者的购买力、油价，一直到消费者的环境意识、家庭规模和生活模式、以及政府的政策走向等等，几乎无所不谈。你仅仅在汽车制造专业上能准确地回答问题是远远不够的。你需要非常宽广的知识，而且要把这些知识转化为能动的见识、贡献于社会。

所以，比起满堂灌的大课来，讨论班更接近社会实际的运作方式，更有 “实战”性，自然也是更有效的教育方式。

记者：现在国内中小学教师的奖金都是由所教学生的分数排名决定的。这让教师如何不对孩子进行应试教育，但如果按照你思想脉络，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考评体系？我认为你文章中提到的从小向学生传授成功品格，是因为美国社会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恒定的成功品格，是否这是社会发展过程决定的？成功应该由谁来确定，又该如何确定呢？

薛涌：我知道中国学校教育问题很大。我们当父母的都是这种教育的产物。但是，每个家长，都不能等到学校的教育问题都解决了以后再开始教育孩子。那样的时刻你是在任何国家都等不到的。

我的基本观点是，家教比学校教育更重要。不管学校问题多么大，家长对孩子的成长会有许多贡献。我仅仅是以自己的切身经历讲一下家长应该怎么做。

中国人普遍有的一种习惯的思路：“承担教育责任的主要是学校，学校教育有问题，所以我的孩子的教育也有问题。”我则要问：“你为什么总盯着学校？你作为家长自己干了什么？”《纽约时报》不久前有篇报道，讲当地一个非常优秀的学校吸引了大量亚裔子弟。结果发现，这些亚裔家长把孩子往学校一放就走人，很少参加学校的活动。其中一位中国母亲在国内时是一家省电视台的主播，她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小时候上学，一年家长去学校两次，不过是缴学费拿成绩而已。孩子有问题时家长才被叫去。”在美国则不一样。越是有教养的家长，越爱往学校跑。有的家长一周两三个小时在学校义务服务；有的家长拿着硕士学位却要辞职主持 “家教 ”。我在书中现身说法，讲我们夫妻俩如何陪伴孩子。比如孩子练钢琴，一天一个小时，她妈妈三年如一日每一分钟都陪着。女儿不满九岁时开始作曲，她创作每首曲子我都在身边。她曾觉得有个乐神在她脑子里唱歌，她要把那歌曲写下来。后来我一听她楼下的琴声响起，就急急忙忙地冲下楼来，嘴里不停地嚷嚷：“呵，乐神下凡了！乐神下凡了！”女儿自然觉得很好玩儿，笑个不停。孩子把你当知音，她才有动力。“钟子期死，伯牙不复弹琴”嘛。家长至少要给孩子当第一个钟子期，让孩子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我经常告诉女儿，我是如何在上班路上或者早晨醒来时，脑子里一下子响起她写的曲子。我是多么感动、多么快乐！这并不是我编出来的，而是真实的感受。我当父亲的要告诉自己的女儿：她是有多么大的能力来打动我、塑造我的感情世界，这些对我的生活有多么重要！一句话，她面对世界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她渐渐意识到自己塑造世界的潜力。

总之，我强调中国的家长应该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孩子的教育不能被学校所决定，更不能被你所说的“社会发展过程”所决定。比如，什么是成功，这属于价值观念。孩子的价值观念，首先是从家长那里学来的。你教育她善恶是非，特别是通过讨论让她对这些价值有充分的理解，孩子就对外面的不良环境有相当的抵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