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毫无新意的结论：很多时候，伤害孩子的正是那些以教育者自居的人士，包括老师和家长。不幸的是，这个陈旧的结论还将被层出不穷的新事例证实。

    多年来，一些关注青少年问题的教育工作者试图改变人们的观念，以使他们认识到，学生的问题，其实就是成人的问题，从而改变对待孩子的态度。最近，在黄埔大学组织的一个论坛上，这个话题再次被聚焦。

 

    孩子们的问题常以令人不安的形式表现。比如周湘斌教授遇到的一名高二学生，他生活在认为自己得了艾滋病的恐惧中，每天不停地洗手，一次要洗一个多小时，一周就会用掉一块香皂。周湘斌是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副院长，长期从事青少年教育研究工作。最初，他和同事认为这是孩子高考焦虑的体现，但最终，他们发现问题的根源在于孩子的父母，他们之间恶劣的关系以及父亲对待哥哥的教育方式给孩子带来了莫名的恐慌。

 

    许莉娅在一次课堂上请她的学生们回忆有生以来“印象最深的不被尊重的经历”，结果让这位大学副教授特别吃惊。“孩子们提到的都是在课堂上如何被老师羞辱。”她说，有老师呵斥学生让他趴在墙上，保持“脚跟提起”的姿势直到下课，“像警察抓小偷一样”。一位白发老头把“犯错的学生”叫出教室，关门就打。

 

    许莉娅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系的系主任，她认为这样的羞辱会对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产生“致命的影响”。他们已经进入大学，但在较为宽松而自由的环境里，仍无法抹去心中的阴影。

 

    许莉娅的一名学生就带着深刻的自卑感走进了这座位于北京市西三环旁的大学校园。他在一次课堂上以与众不同的方式引起了许老师的关注。许莉娅请学生们在纸条上以无记名的形式写下20条自己的优缺点，然后，她会一条一条当众宣读，被学生标注为“保密”的例外。

 

    许老师发现一张纸条，“缺点一大堆，优点一个没有”，她停下来，问道：“这是哪个同学的？如果你是因为没有时间写上自己的优点，没关系，请你现在补上，等下课的时候一定找我。”

 

    临近下课，一位男生站起来，羞怯地对许老师说：“我不是没有时间，我想不出来我有什么优点。”“好，你想不出，我们大家帮你想。”她让同学们大声说出他的优点，说一个写一个，结果把整个黑板都写满了。男生此时泪流满面。他说，从小到大，没有人像现在这样关注过他、肯定过他，他以为自己在这个班级是很边缘的，没想到大家还能说出他的那么多优点。

 

    在他的身上，开始升腾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使得他说出了这样的话：“我不知道我有这样的特点，所以，我将来一定要建立自信了。”许莉娅解释说，当一个人被贴上负面标签的时候，他会自觉不自觉地朝标签的方向发展，这个时候指出他的优点，他心里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在这次由黄埔大学组织的“问题学生解决方案高峰论坛”上，许莉娅对“问题学生”的说法提出了异议，她认为这样有把青少年标签化的嫌疑，“是对人的一种否定”。主办方很快接受了她的意见，改成了“学生问题”。

 

    “把问题和孩子剥离开来，让孩子觉得，我这个人，你是认同的，只是我的行为有一些问题，你来帮助我，我愿意接受。”许莉娅继而又提出，是不是把学生的“问题”换成“需要”，会更好一些？这是成长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要关怀他们的生命成长”。

 

    许老师还是一位让人羡慕的母亲，她有一个出色的孩子，在2003年高中毕业时被耶鲁大学录取。当时，一些出版社想约她写书，谈教育孩子的经历，遭到了她的拒绝。许多心情急切的父母也来找她，希望获得育儿经。许莉娅告诉他们，这主要取决于你的价值观，“如果你认为青少年就是多事的，就是爱闹事的，我再怎么教给你技巧，都没有用。如果你强迫孩子去实现个人的理想，怎么教，也不会有效果”。

 

    作为一名专注于社会工作的教师，许副教授强调给孩子“增能”，而不是“去能”。在生活中可以找到很好的例子来说明这两个概念。譬如一对父母带着双胞胎的孩子去爬长城，大儿子说“我累了”，于是爸爸把他背了起来。小儿子也叫嚷着“累”，妈妈说：“好，我们休息一下。”然后告诉他，毛主席说过，不到长城非好汉，意思是男子汉一定要自己爬上长城，那你是不是男子汉？许莉娅说：“100个孩子都会说，我是男子汉。”妈妈再问小儿子：你能不能爬上长城？“能。”于是，母子俩一起往上爬。许莉娅说：“小儿子原来以为自己会不行，后来他发现其实我能。这就是增能。”中国青年报记者 李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