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是人类社会中不可缺少的具有悠久历史的职业。教师是人类文化的传递者，她的职责是把人类积累的知识、经验和科学文化一代一代传递下去并得到丰富和发展；教师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把一定的思想观点和行为规范传授给新一代，塑造人们美好的心灵，从而使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和发展。

正因为教师在社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古今中外的许多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都非常重视教师的作用。中国先秦时期的苟子就明确提出，教师的作用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法制的存废和人心的善恶。他说：“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贱师而轻傅，则人有快，人有快则法度坏。”17世纪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也说过：“我们对于国家的贡献，哪里还有比教导青年和教育青年更好、更伟大的呢？”因此，他把教师的职业称为“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

然而，今天，教师的职业在人们的心目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呢？许多事实令人遗憾地表明：教师职业的崇高性并未为全社会所认识，“光辉”的职业仍然缺乏吸引力。

一、强烈的反差

数字是枯燥乏味的，但它一进入“比较”的领域，就如鱼得水，活灵活现，充满生机。这里，我们不妨也先呈现一串串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新中国成立前，我国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报酬的差别悬殊。据1927年9月颁布的大学教师薪俸标准，教授的月薪是400～800（银）元，助教为lOO～160元，而企业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则在15元以下，如当时开滦煤矿矿工月平均工资只有12.68元，大学助教是其8.7倍，而大学教授则是其47倍多，当时中学教师的月薪是100元左右，为劳工的6～8倍。以清华大学为例，抗战以前，教授最高月薪是助教的6.3倍、讲师的4.5倍、副教授的3.5倍，而为工人工资的50倍以上。当时的校役最少只拿6个“袁大头”。技工的一般月薪也只有12～30元。①（①管培俊：《教师工资问题的总体考察和建议》，《教育研究》1989年第11期。）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着手解决脑体力劳动报酬过分悬殊的问题，社会分配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52年前后，据北京市统计资料，工业部门与科技、教育部门等平均工资均为41元左右，教师与工人的收入大体拉平。1956年，周思来代表党中央和政府作了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同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教师的工资水平有了一定提高。如《决定》规定大学教授最高工资345元，助教最低62元；中学教师最高工资149.5元，最低42.5元；同期机械行业工人最高工资104元，最低33元。1956年，北京市科、教、卫三个部门平均工资66.13元，工业部门平均60.8元。这个数据大体上可以说明当时的分配格局。但是，这个格局随着1957年反右斗争的深入，很快被打破了。据有关资料表明，1957～1976年，教师的工资水平与工人持平。

1977年以后，在分配领域开始出现教师与体力劳动者收入倒挂的现象。据上悔1979年的一份调查，1958～1985年大学毕业的教师分别比同龄的中学毕业生的工人工资低15元，约相当于当时收入的22%～25%。虽然国家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提高中小学教师工资10%以及教龄津贴等特殊措施来改善教师待遇，而且从教师自身的纵向比较。其工资水平确有较大幅度提高，但较之整个社会消费基金总量的膨胀和企业工资水平的提高，教师工：资水平实际上是负增长。进入80年代后，教师与体力劳动者收入倒挂的现象进一步加剧。据北京市统计局1988年的调查，在相同工龄的人脑、体劳动报酬倒挂尤其突出，如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知识分子月收入比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体力劳动者低25元，大学毕业以上文化水平的职工平均月收入比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低“元。真可谓“知识越多越贫穷”。

据国家统汁局统计分析，1978年教育文化系统职工的平均工资在国民经济十二大行业中居倒数第一，以后每年都在倒数第一和第三之间徘徊。1986年全国城镇居民平均可用于生活费的年收人为828元，月平均69元，其中广州市为87.22元，上海市为84.18元，北京为75.64元。按城镇职工每一就业者（台就业者本人）负担1.74人口计算，教师的全部收入用作生活费支出也只有每月64.05元，其中小学教师仅43.61元，中学教师61.89元，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据京津陕皖等十一省市调查，1988年教育系统平均工资与全民所有制职工平均水平的差距大体在150元以上。如果考虑到目前社会上实际存在的工资收入外的其它“隐性收入”，教师的收入则相对更低了。

我们再把教师的工资收入放在国际水平的背景下考察一下，则更能显示出我国教师收入的差距了。何祚庥、欧阳光明曾统计过1980～1982年85个国家和地区的教师工资收入指数平均值（教师年平均收入与当年人均GNP的比值）及人均GNP平均值，并以人均GNP为横轴，教师丁资收入指数为纵轴绘制了下图（见图2-1）：

图2-1教师工资收入指数与人均GNP相关图

从图2-l可以看出，两者总的趋势是呈非线性的反比变化规律，即愈是发达国家，其教师工资收入指数愈低，愈是落后国家却愈高，两者相差可以从1.5直到9.5。其中原因在于，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一是由于其人均GNP水平很高，二是由于教师及知识分子占人口比重较大（占50%～60%），因而他们的总工资收入GNP中所占的份额也较大，这就使发达国家难以维持过高的教师工资收入指数，一般只能保持在2～3。同样的道理，我们就容易理解落后国家教师收入指数相对较高的原因了。因此，在比较教师收入指数时，一般以同档次、同类型的国家为宜，即应把我国的教师收入指数与同档次的发展中国家（地区）进行比较，请看表2-1、2-2：（表略）

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我国近些年教师工资收入指数一直维持在2上下，到1988年只有1.41左右。与同档次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值9.58相比，只占其四分之一，与同我国国情十分相似的印度比，也要低二分之一以上，还不到印度的一半。

教师工资收入低微，使教师只能过着非常清贫的生活，有许多窘状是难于启齿的。陈难先教授到苏州讲学，亲眼看见一位副教授的生活画面：这位副教授的工资收入，还没有自己妻子卖馄饨的收入高，为了生计，这位副教授每天下班后帮着妻子包馄饨。全国台联副会长、厦门大学教授朱元顺对此说：厦大员工以前爱戴校徽，因为以前社会地位较高，戴着感到自豪、光荣。现在无人爱戴。有一句笑话说：挂上校徽坐公共汽车，小偷都不会偷你。《国殇》的作者霍达曾在采访中去过一位副教授的家，该有的几“大件”都有了，显然比其他人优越，霍达正待启齿询问何以“富之”，副教授的儿子在一旁插了话，他以鄙夷的目光斟睨着老子，对霍达说：“您问问那是谁挣的？”一句话说得那位副教授很尴尬，在儿子面前自惭形秽。

中小学教师的状况就更加不如了。北京市统计局对1985年工责改革的100名中小学教师的工资收入进行了调查，他们平均年龄42周岁，平均教龄20年，大专文化程度以上的42人，中专37人，高中15人，初中6人，工改前人均月收入为76.49元，改革后为111.44元，虽然增长幅度较大，但人均月收入仍比1000户城镇居民生活调查户的职工平均水平低约5%。天津市和平区教育局统计，这个区市民的人均月收人为89元，而这个区80%以上的中学教师家庭人均月收入在80元以下。在上海市，一名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青年教师，月工资65元，而一名刚进厂的技校毕业生，月工资达90元，有的还超过100元。有些民办教师月薪只有30余元。

教师的清贫生活不仅表现在收入低微，还表现在住房、医疗等方面。在住房方面，灵魂工程师的生存空间也小得可怜。据北京市统计局对200名高、中级知识分子家庭的调查，有一半人住房困难，有5%的人尚无住房，有5%的人人均居住面积在4平方米以下，有4.5%的人老少三代同居一室。北京市宣武区教育局的同志在谈到教师的住房困难时愁容满面，心急如焚。该区共有救职工近10000名，人均住房面积在3.5平方米以下的有1000多户，最困难的60多户人均住房面积不足2平方米，还有250多户是婚后无房或等房结婚的。西城区的情况则更糟：该区是北京市的文化密集区，有170多所中小学及幼儿园，13600名教职工，住房困难户达6700多家，人均不足3平方米的达2500户。

教师的工作往往是常年超负荷。据调查，教师日人均劳动时间为9.67小时，比一般职工日平均劳动时间高出1.67小时，其中睡眠时间比一般职工平均少l小时，娱乐时间少0.5小时左右。按教师年教学时间252天（42周×6天）计，教师的年超额劳动为420.84小时，相当于叫、时工作制的52天。如果用小时工资率来衡量，1986年全国职工平均小时工资为0.55元，教师则仅为0.47元。这说明，即使教师与全国职工年平均货币收入相当，教师实际劳动报酬只相当于全国职工平均水平的85.45%。在工作超负荷而待遇跟不上的情况下，许多教师积劳成疾，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令人担忧。

武汉市教育工会于1987年对全市中小学教师的健康状况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被调查的18909人中，患病率占68.5%，而职业病（肺病、胃病、咽喉炎）、中老年疾病（心脏、肝胆、高血压等）和癌症患者又占病人总数的51%。青山区和江汉区的患病率最高，分别占本区调查人数的78.6%和78%。红钢城中学的69名教师中，无病的只有5人。据汀岸区人民医院统计，在该院就医的癌症患者中，教师占58%。齐齐哈尔市文教工委对全市7个区、11个县的2544所小学，1911个教学网点的15487名教职工进行了健康状况调查，患病教师为9860人，患病率达59.2%，患病种类达19种。龙沙区共有1s所小学，教师患病率最高的学校达100%。在上海市，崇明县1978～1987年共有901名教师退休，其中屑正常退休的仅占35.2%，而因病提前退休的却占60%以上；静安区自1983年至1986年，有53名在职中小学教师因病去世，平均年龄仅44岁。南京市一所中学的情况更让人心寒：1980年以来，该校先后死亡中青年教师8人，其中校长1人，52岁；总务主任1人，58岁，教师6人，年龄最大的53岁，最小的32岁，平均死亡年龄45.4岁。

国家体委科研所李力研对我国十一个省、市二十余所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一万多名中高级知识分子进行了体检调查，对二万多名中高级知识分子的近期死因作了统计，发现我国中高级知识分子的寿命低于全国人均寿命约十年。其中死于中年（40～60岁）的约占61.42%；他们死亡的另一个特点是：专业职务越低，死亡的平均年龄越小。教授级知识分子的死亡年龄基本上与全国水平一致；副教授的死亡年龄是59.25岁，低于全国水平8.75岁；讲师的平均死亡年龄只有49.29岁，低于全国水平18.71岁。真是一个完全颠倒的阶梯！

尤其让人痛心的是，许多教师身染重疾，但由于包干的医疗经费标准过低，不得不借债治病。更有一些教师为了不超支，只好小病不治，结果拖成大病，不可收拾。在一些地区的中小学教师中，流传着这样一首顺口溜：“青年教师想上进，中年教师想拼命，老年教师想传经，就是一条怕生病。”据全国教育工会的调查分析，中小学教师超支的医疗费往往无处报销，如辽宁省朝阳市垫付500元以上医药费的教师有158人，该市北镇县间阳中心小学有21名教师看病垫付了3600多元药费，从1986年至今仍无处报销。湖北省崇阳县一位优秀教师患肝硬化，住院费要1871元，他找亲朋好友，找学校借钱，还卖掉家中的粮食和猪，仍不够支付，后来还是学生捐赠了197元，才勉强凑够了住院的费用。仙桃市一位退休教师肺病恶化，为住院向人借贷，月息5元，他不敢多借，病没好就出院，被迫中断治疗。由于医疗费超支，许多医院出现了对教师的停诊事件。北京二中赵秀春告诉人们：老师们到医院看病，在医生那里拿到处方后，往往因超出药费限额被药房支回去“删改”处方；或者同时想看两种病，会被医生请他“选一种病先看”。许多教师因为“不愿承受这种心理上的压力”，往往生病时自己去药店买药，而不去医院。

教师收入的低微，地位的低下，生活的清贫．已严重地动摇了“教心”，使教育事业出现了可怕的滑坡。

──教师外流。许多教师“瞻念前途，不寒而栗”，纷纷“改换门庭”，另谋出路。据有关部门统计，从1984年9月至1987年9月．全国高等师范院校共培养本科毕业生12万人，中学在职教师通过岗位培训获得本科学历的7万多人，两项相加，中学本应新增加近20万名合格教师，但这3年期间仅流失的中学教师加上没有分配到中学任教的本科毕业生就达13万人之多，超过了3年培养学生的总和。上海市中小学教师仅1987年就外流600人，其中自费出国留学的有200人，交流到别的系统的有400人。江西省仅1986年外流的中学教师就达999人，其中五年以上的教师有135人；外流的小学教师达575人，其中三级以上的有17人。天津市和平区教育局在l000名教师中作了一次问卷调查，发现有57%的教师不安心工作。在回答“如果有重新选择职业的机会，你选什么职业”时，只有28.5%的人愿意仍然当教师。有些学校甚至因教师流失不能正常教学。

──后继乏人。师范学院生源困难，优秀中学毕业生不报考师范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人们“像躲瘟疫一样”竭力躲开教师这个职业。师范学院只得“降格以求”，如北京市属重点学校的北京师范学院，1981年录取新生达到重点大学分数线的为50%，1982年为42%，1983年为31.9%，1984年为34.8%，1985年32%。1986年为7%，真是每况愈下。有人对杭州某中学103位高三学生进行调查，76%明确表示不愿意读师范，只有10人表示愿意，只占10%。北京市第五中学吴昌顺非常尖锐地说：“现在是三流中学毕业生上师范，三流师范毕业生回中小学，三三得九，第九流。”未来中小学教师的素质是“九流”，那么，他们教出来的学生素质──我们国家的民族素质将是第几流呢？多么可怕的恶性循环！多么令人担忧的未来！

二、深层的原因

对于教师及知识分子的地位问题，近年来各种报刊呼声日高、报道渐多，在社会上已引起相当强烈的影响。然而，人们对于教师地位低下的原因却思考得不多，“忧”有余而“思”不足。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教师的问题，使教师职业成为真正令人羡慕的“大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揭示隐藏在那些司空见惯而又触目惊心的事实背后的原因。

一是传统因京。细加思考，我们不难发现，造成教师及知识分子屡遭厄运的症结，在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中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偏颇态度。

知识（Knowledge）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总结出来的理论，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所作的概括。自从弗兰西斯·培根在《新工具》中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后，知识一直被作为个体和社会的精神财富的象征，成为有远见卓识的个体和社会孜孜以求的东西。法国作家左拉在《真理》一文中曾经这样赞美知识：“只有知识一才能构成巨大的财富的源泉，既使土地获得丰收，又使文化繁荣昌盛。愚昧从来没有给人们带来幸福；幸福的根源在于知识；知识会使精神和物质的硗薄的原野变成肥沃的土地，每年它的产品将以扑倍的增长率，给我们带来财富。”

然而，在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统治中，知识却常常被看做是一个充满危险的怪物，知识的拥有者往往也被社会视为异己的力量，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知识“原罪”意识。知识“原罪”的阴影时常笼罩在中国的大地上。

在中国，知识的发展一开始就沿着畸型的道路进行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从孔孟和亚里士多德开始，就走着两条不同的道路；西方重人与自然的关系，注重知识的科学性；中国重人伦关系，注重知识的伦理实用性。所以，中国古代对于知识是有倚重和选择性的，一切知识都要能够容纳在封建等级制度与宗法家族制度交织而成的伦理政治关系的网络中，成为这个偌大网络中的一个网结。知识和知识的拥有者只有成为这个“网结”，才能受到青睐，得到重用。在这样的传统中，即使创造出知识，创造㈩科学技术，也会在这个“网结”中变形。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就是最好的例证。中国人最早发明了火药，但只能发挥着“驱鬼辟邪和热闹喜庆的功能”，西方人却用它“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并用利炮坚船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人发明了造纸和活字印刷，但并没有酿成知识“爆炸”，却由西方人反过来向我们输入铅印技术；中国人发明了罗盘，可没有成为海上强国，倒是西方人用它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政治网络，使它形成丁一个保守僵化的体制，任何改革创新都是它极力反对的。封建社会没有对知识和人才的内在需求，既缺乏重视知识和人才的思想传统，又少有具体的政治经济措施保证他们受到尊重和重视。如果知识受到重视，也只是那些与权力相结合的内容，对维持封建的伦理纲常有利的内容。知识分子也是如此，受到重视的只是与权力相结合的那部分知识分子，即御用文人。归根到底，是尊重权势，轻蔑知识。这也是我国在科技文化方面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

在近代历史上，对于知识和科学技术的排斥和恐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每次西学东渐，总要刺激一部分人的神经，大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生怕西学动摇了我们的国基。西方的自然科学被斥之为“奇技淫巧”，不止一次地被赶出国门。可是，当西方的“船坚炮利”逼迫我们洞开国门时，又不得不“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中国近现代虽然没有民粹主义的组织和活动，但却形成了自觉不自觉的民粹主义意识。甚至若干有识之士，如章太炎、梁漱溟等人也不能摆脱这些意识的纠缠。章太炎把当时社会分为十六个等级，“一曰农人，二日工人……”，“农人于道德为最高，其人劳身苦形终岁勤动”，“而通人（高级知识分子）以上则多不道德者……”。他衡量一个人道德水平的高低，值得受尊敬程度的标准，是看其参加体力劳动的多少。这不由使我想起了“老九”问题，元代统治者曾规定了社会等级的序列为“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把那些多半充当塾师、蒙师聊以糊口度日的贫儒列为行九的位置，仅比叫花于高一筹。在“四人帮”统治时期，他们又把知识分子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诬蔑为“臭老九”。尽管三者的排列标准不同，但教师、知识分子都被视为社会的底层。

1951年10月，毛泽东在一届政协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明确提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从新中国建国初期的政治形势来看，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是正确的，也是很必要的。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大多带有种种旧的思想观念，不能很快就自觉地拥护社会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然而，在实际中，出现了一些过“左”过头的做法。因此，1954年9月，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肯定丁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成效”，委婉地纠正了一些左的倾向和过火行为。两年后，他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指出：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相对宽松和安宁的环境中勤奋工作，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

1957年以后．情况又发生丁变化，在众所周知的那场运动中，对知识分子作了不恰当的估计，有许多人被错划“右派”。在这样的背景下，又开始了对于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讨伐，有些人公开撰文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知识有如资本家的资本，当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受到批判的时候，其痛苦之深，有如资本家看到自己的资本在贬值或被没收。”知识的贬值、知识的“原罪”，甚至逐步成为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

但是，党和国家许多领导人在抵制这种不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1962年3月，在国家科委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正式向知识分子道歉，表示过去的批评“错了”、“多了”、“过了”。陈毅则更明确地说：“知识分子是人民的劳动者，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这次会议在全国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但是，1964年2月13口，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说：“历来的状元就少有真正好学问的，唐朝第一流诗人李白、杜甫，既非进士，又非翰林。韩愈、杜牧是进士出身，但只能算是第二等。王实甫、关汉卿、罗贯中都不是进士。曹雪芹、蒲松龄只是拔贡。明朝的皇帝，只有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两人搞得较好，一个是文盲，一个识字不多。汉高祖刘邦是个草包，也没有什么文化。书读多了就反而做不好皇帝。”这段话在客观上助长了当时对知识的错误认识，因此也助长了对知识分子的不正确的评价。接踵而至的“文化大革命”，又使知识“原罪”的意识几乎成为全民的“共识”，再教育、进牛棚、挨批斗，被改造，许许多多知识分子道受着非人的待遇，“文化大革命”因而也成了“大革文化命”、“大革知识命”的代名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尤其是邓小平《“两个估计”不符合实际》的文章发表以后，社会上逐步形成丁尊重知识、欢迎知识、渴求知识的舆沦。但由于长期笼罩在中国土地上的知识“原罪”阴影仍未完全消除，由于社会的分配与调控机制仍不完善，邓小平对知识分子的正确阐述没有得到充分的贯彻，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待遇仍然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

二是社会因素。教师经济地位的低下，直接导致了教师社会地位的低下，“轻师侮教”一度成为世俗时尚。据调查，不少高中毕业生内心还是非常憧憬教师职业的，但他们强烈的荣誉感和自尊心却驱使他们作出违心的选择，为的是得到社会的“尊重”、亲友的“赞赏”、同伴的“理解”。如浙江省绍兴帅专有一位新生，招考时在三类学校中只填了四个志愿，且每一类的第一志愿都是师范。可是，在他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有三件事深深刺激了他：一是他的一位亲戚“前恭后倨”的异常变化；二是给他办粮油户口关系的女同志不屑一顾的冷漠态度；三是村长的挖苦嘲讽。这位同学不得不向当地教委写了一封声泪俱下的信，要求退档，不要录取。

我国现行人事制度与人事政策的过分限制也是不可忽视的社会因素。现行人事制度虽然鼓励“人才流动”，但在教育领域却是人才封闭，不能流动。一进入教师圈，就“陷而不拔”，难以选择其他工作。这种做法貌似能够稳定教师队伍，其实是釜底抽薪，更加剧了青年学生甚至教师本身对于教师职业的厌倦情绪与逆反心理。

三是职业因素。教师职业的特殊性往往也导致人们对教师职业缺乏理解与兴趣。教师工作表面上看是非常平凡的，教师既不像工人农民那样，把自己的知识和才能用于生产实践，直接创造物质财富；也不像战十，以自己的勇敢和智慧，驰骋疆场，创造出英雄业绩。而是通过自己“润物细无声”的言传身教，给学生施加影响。对于许多教师来L兑，伟大被平凡掩盖了。同时，由于教师劳动成果的集体性（谁也说不出体现在集体劳动成果──学生的成长过程中，有百分之几是自己劳动的结晶）、教师劳动成果的阶段性（从幼儿园、小学、中学直至大学）、价值标准的模糊性（至今仍无一个公认的能客观、全面评价教师劳动质量的标准）以及教师劳动经济效益的滞后性，使教师劳动成果带有隐形性。再加上教师劳动的艰苦性，教师职业就很难为社会所重视了。

当然，我们也母庸讳言教师自身的原因。长期以来，由于轻视教育、忽视教师队伍的建设，使教师队伍的数量与质量均有严重不足。据统计，全国现有初中教师2097000人，其中大专毕业生以上的495000人，占23.6%；大专以下的1622000人，占76.4%。高中教师159000人，本科以上的185000人，占40.2%；本科以下的274000人，占59.8%。高初中教师未达到学历要求的达190万人。从实际教学情况看，据北京市调查，骨干教师占10%，能胜任教学工作的占40%，不能胜任的占50%。许多教师心有余而力不足，在教育过程中洋相百出。这对于刚刚从中学教师身边过来的青年学生来说，很容易使他们对教师职业产生轻蔑的看法，从而失去了“形象认同”的力量。正如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所说：“嗟呼！师道之不传也岂特弟子之过哉？亦为师者有以致之耳。……道之未闻，业之未精，有惑面不能解，则非师矣。”教师队伍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在某种程度上也淡化了教师职业的吸引力。

三、让福音在现实的乐池中奏起

1984年6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山东益都二中教师刘沂生的来信《值得忧虑的一个现象》。信中写道：“这几年来，最艰巨的任务是动员学生报名考农、林、水、矿及师范院校。说实在的，学生的志愿是衡量广大群众好恶、以及哪些行业得到人们尊重的一杆秤，而且是一杆相当灵敏、相当准确的秤……帅范院校的招生名额，几乎总是占招生名额的一半，而第一志愿报考的人数却是零。这个现象能不使人感到忧虑吗？它说明，教师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并没有真正提高。”

这封信发表的第三天，中央领导作了重要批示。三个月后，新华社发布消息：“教育部部长何东昌在接受本社记者访问的时候非常高兴地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一直在关怀和研究教师的问题，教师工作将逐步成为社会最使人羡慕的职业之一！’”《人民日报》也以显赫标题刊登：

工资：明年元旦开始给中小学教师以较大增加

住房：地方为主国家补助筹集中小学住房贵金

地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敬教师风尚在形成

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教师的“最兴奋也最具有实质性的一次福音”。然而，四年多过去了，由于“多种”原因，福音还只是“口惠”，远远没有落到“实”处。有人曾写了一首《关心教师歌》：

工资升在嘴巴上（真的提了其他咋办）

荣誉印在文件上（精神鼓励理所应当）

尊重写在报刊上（重教尊师社会风尚）

地位悬在危房上（艰苦朴素学习模范）

信任押在升学率上（高等院校桃李芬芳）

慰问坐在轿车上（领导百忙玉门春风）

奖励夸在茶话会上（光荣职业谁不颂扬）

这首《关心教师歌》的确非常形象地说明了长期存在的在教师问题上讲得多、做得少的弊端。福音如果只是在空中回荡，对教师只能是画饼充饥。最近，党中央又一次宣布：要使知识分子从“老九”变为“第一”，根本上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和地位。对于教师来说，这无疑又是一个“福音”。如果这个“福音”来到了现实的乐池中演奏，一定会奏出一曲气势雄壮的中国教育的交响曲，而不是低呻慢吟的“老九”咏叹调！

这里，就提高教师的待遇和地位问题谈一些个人的想法与建议。首先，必须使全社会正确认识教师的劳动特点和劳动价值，从根本上形成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教师的劳动具有创造性，教师面临的每一个学生就是一个特殊的世界，因此不可能像其他劳动，按照固定的工艺流程，用同一个棋子来浇铸统一型号的产品。教师既要了解学生的共性，又要掌握形形色色的个性，使每一个学生都得到充分发展。在教育过程中，教育内容和方法必须臃着科学技术的发屉和学生身心特点而变化，这些因素有些是难以预料的，这就需要教师善于利用教育机智来处理各种偶发事件，创造性地运用教育原理。难怪乎有人这样说：要把千万个天真、无知、调皮、淘气的学生都培养成四化事业所需要的合格人才，教师必须发挥艺术家的才干、设计师的精明、诗人的热情、哲学家的冷静、发明家的机敏，还要具有像工农一样吃苦耐劳与苦干实干的精神。

教师的劳动具有长期性，这是由人才成长的周期长的规律所决定的．一般来说，工农业生产周期是以月、季、年度为单位的。很快就可以用一定的标准检验产品数量与质量，而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则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才能看出结果。因此，教师的劳动不可能收到立竿见影之效。一个好的教师应对学生的终身教育负责，要为学生设计一生的发展，对学生产生长期的、连续的影响。

教师的劳动还具有社会性，教师所从事的事业与整个社会息息相关，他的工作牵动着千家万户，联系着整个社会。教师的舞台不仅在三尺讲台、一角课堂，而要争取家庭与社会的配合，争取各个学科、各个年级的教师通力合作，需要教师集体的创造性劳动。

教师劳动的创造性、长期性和社会性的特点，决定了它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劳动，这种劳动需要教师用整个身心竭尽全力地投入。教师的劳动强度高、超负荷，但却是最有价值的，因为他们的劳动产品就是一批批人才，虽然教师的劳动凝结、物化在这些学生的能力当巾，借助于学生的成果才能表现出来，但这些学生的质量却是未来社会的质量，因此，教师不仅是塑造学生的心灵，也是在塑造未来社会的形象。苏联教育家乌申斯基这样写道：“比起医学家来，教育家在数量上不该少些，甚而还应当多一些，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健康信托给医学家，那么我们就要把我们的子女的道德和心智信托给教育者，把子女们的灵魂，同时也把我们祖国的未来信托给他们。”

在某种意义上说，对于教师的尊重其意义并不完全在教师自身，因为教师是连接过去和未来之间的一个活的环节，是未来社会的形象塑造者，不尊重教师，也就是不尊重未来。因此，作为国家的领导人，就应该高瞻远瞩，真正把教师问题作为未来的战略问题，而不是当作“包袱”和“累赘”。在这个问题上，列宁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他曾多次要求苏维埃政权和工会等一切领导机关像爱护自己的眼珠那样爱护教师。1923年1月2日，列宁在病床上还门授：“我们没有关心或者远没有充分关心把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应有的高度；而做不到这一点，就谈不上任何文化，既谈不上无产阶级文化．甚至也谈不上资产阶级文化。……应当把我国国民教师的地位提高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

其次，必须大幅度地提高教师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使教师成为真正的令人羡慕的职业。国外教育家普遍认为，“在影响教师地位的诸要素中”，对教师工作重要性的评价和对教师的尊敬非常重要，但这又“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师的经济地位”。美国教育家更明确地指出：“如果不解决教师工资和社会地位下降的问题，教育改革就只能是空谈。”山美国卡内基委员会约请的教育问题特别工作组提出的报告中，很重要的一条建议就是：“增加教师的工资，使之高于其他行业，以鼓励有聪明才智的年轻人乐于选择教师工作。”教师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是紧密相联系的，离开了一定的经济地位而奢谈教师的社会地位，只能是毫无意义的清谈。

从国外的情况来看，许多国家对教师待遇的规定都趋向于超过其他行业的人员的工资。如日本大学本科毕业生开始当小学教师时，起点工资是11.5万日元，而同年龄、同资历的公司职员起点工资是9万日元。l0年后小学教师的工资可达17万日元，而公司职员的平均工资只有15.8万日元。日本为了保证中小学教师队伍能得到优秀人才，日本国会于1974年通过了《确保人才法》，以法律形式将中小学教师工资待遇要高于一般国家公务吊工资的方针固定下来，并实行“教师增薪三年计划”，使中小学教师的平均工资超出一般公务员16%。朝鲜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可享受三级教师待遇，月薪90～100元朝币，而6年制的医科大学毕业生起点工资只有64元。联邦德国小学教师每月上资是2700马克左右，中学教师是3500马克，而工人每月平均工资是2500马克。1984年，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改革的基本方针》，规定从国家预算中拨㈩约120亿卢布用于教育事业，其中36亿卢布用于改善和提高教师的上资。从1984年9月1日起，苏联中小学教师工资提高幅度为25%～30%，高于全国各行业职工的工资水准。很多国家考虑到教师的基本工资无法计算的那些经常变化的因素，还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津贴制加以补偿。这些津贴往往是其他职业所没有的。如墨西哥政府规定，在艰苦地区工作的教师可享受本人工资的l0%～100%的额外工资。日本教师每年都有约5个月工资额的奖金，并有花样繁多的津贴：特殊勤务津贴、边远津贴、管理职务津贴、初任职调整津贴、函授教育津贴、企业教育津贴和抚养家庭人员津贴等。苏联则规定，对在农村工作的教师免收房租和取暖、照明的费用。苏联教师也享有超工作量津贴、班主任津贴、管理实验室和实验园地津贴、批改作业津贴等。

教师平均工资略低的国家，如美国，近年来由于师资队伍不稳而影响了教学质量，因此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1986年，美国卡内基基金会在《国家为培养2l世纪的教师作准备》的报告中指出，要“恢复国家的优势”，就要“使教师的薪金和职业前途具有竞争力”，吸引人们从事教师的职业。美国各州的议会也纷纷制定提高中小学教师工资的议案，如田纳西州议会通过的《教师晋薪计划议案》，把中小学教师分为四个等级，根据其教育质量，3至5年可晋升一级，年薪可增加l000～2000美元不等。教师的起点工资已从以前的13000美元上升到2万美元，高于地方官员的工资。据美国教育部统计，1987～1988年，公立学校教师年平均工资已增加到28300美元，比]980年的17144美元增长40%，剔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净增长20%。另据美国教育研究服务公司调查，1986年一些学区的教师年平均工资超过3万美元，个人最高工资达52463美元。随着教师待遇的提高，美国教育的状况也开始有所改观。

所以，我们必须克服财政上的困难，较大幅度地提高教师的经济地位，使他们在生活上无后顾之忧。这—点，列宁也给我们作出了很好的榜样，在苏联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的经费相当困难，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相当之低，尽管如此，列宁还主张把其他部门缩减出来的款项，转作教育人民委员部的经费，并建议在“粮食供应还比较不错的年份，不要再舍不得增加教师的面包配给额了。”相比之下，我们的日子比列宁时代有知要好过多少倍了，我们只要把购买进口汽车、修建楼堂馆所以及其他浪费挥霍的费用挤出点零头，就可以解决教师的不少生活问题。

为了提高教师地位，一些国家还非常重视教师的政治待遇，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在苏联，就比较注意选拔优秀教师充实各极领导岗位。列宁在《论教育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一文中指出：“在我国，头脑清晰、学识渊博和富有实际教育经验的人虽然不多，但是无疑这样的人毕竟还是有的。问题是我们不善于发现他们，不善于把他们安置在适当的领导岗位上，不善于和他们一起研究苏维埃建设的实际经验。”有鉴于此，他建议颁布一项选拔优秀教师充实领导岗位的“特别指令”，把有才华的、能干的教师提拔到比较负责的和活动范围比较重要的岗位上去，使他们为教师、教育事业多作决策、多作贡献。苏联还经常对有特殊功绩的教师分别授予勋章、奖章、奖状、荣誉胸章、荣誉称号和发美金，并予以表扬。在朝鲜，国家正式颁布政令授予优秀教师以“人民教师”、“功勋教师”、“劳动英雄”光荣称号，还以“金日成奖”和勋章、纪念章等表彰方法给教师崇高的荣誉。在朝鲜汽车站、火车站，设有教师售票口，在理发店设有教师专座，教师的住房、看病、买粮买菜等都得到优先照顾。有的商店设专职营业员为教师送货上门。相形之下，我们国家这方面就做得很不够了，只有“教师节”这天，才有可能领略一下上述荣誉与方便，而且，仅仅是可能。

最后，必须加强教师自身的修养，通过培训、考核、淘汰等措施，提高教师的素质，如前所述，教师劳动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创造性劳动，如果教师自身没有较高的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是很难胜任这一劳动的，当然也很难获得社会的承认与别人的尊重。因此，一方面致力于提高教师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必须致力于提高教师的素质，使高地位与高素质形成良性循环，否则就难以吸引最优秀的人才从事教师的职业，自然也难以保证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

为了保证教师队伍的质量，世界各国都在探讨和研究如何建立一套系统、完整的制度。一是通过学历制度、考试制度、教师试用制度和宣誓制度等把好教师的“进口”关。不少国家都规定，教师必须由师范大学的学生担任，其他大学毕业生必须经过专门训练方可得到《资格教师证书》。日本的《教师资格许可让法》规定，小学和初中教师一级资格必须大学毕业且获学士学位，井得到基础学科36学分、教育学科32学分、专业学科16学分。一些国家还实行了教师资格考试制度，接受学历不够的教师参加考试，使教师队伍有充足的后备力量。如日本，现在约有168400个人持有教师许可证，但只有37900人当教师，这就能保证学校和教育部门挑选最优秀的人才进入教师队伍。目前，也有一些国家实行1～3年的教师试用制度，如试用合格才能发给教师许可证，然后再委任为正式教师。美国一些州甚至要求教师任职时进行忠诚宣誓，以加强教师的责任感。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教师队伍的质量。

为了提高教师的素质，世界各国非常重视教师的在职进修和培训。小少国家通过教育立法的形式，提供各种优惠条件，鼓励教师进修提高。如苏联规定：中小学教师每五年可轮流进修一次；朝鲜规定：各级学校的教师工作3—5年后必须脱产受教育3～6个月，可在校内脱产进修，也可送教育机构进修；法国通过了继续教育立法，规定：每个教师每年应享有学习进修假两周，以教师工资总额的5%用于教师的进修上。为了督促检查和保证教师进修质量，一些国家还建立了培训后的考核制度。如苏联在1976～1979年，参加考核的教师达160多万人，经过考核，有140多万教师被确认合格，也有8614名教师因不称职而被淘汰。

总之，提高教师的素质与地位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提高教育质量和民族素质的关键所在。我们只有正确认识教师的劳动特点和劳动价值，大幅度地提高教师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提高教师的素质，才能形成中国教育的良性循环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