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社会政治心理也呈现出五光十色、纷繁复杂的局面。人们一方面在赞颂着改革带来的巨大变化，呼吁着改革进程的加快；另一方面又在抱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阵痛，鞭挞着借“改革”之名出笼的种种腐败现象，一时间，政治牢骚满腹，政治谣言四起……如何分析、评价和引导当代的社会政治心理，建设良好的社会政治心理环境，自然成为了心理学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任务。这里试就当前社会政治心理的几个主要“热点”作一些探讨与分析。

一、人们心目中的“政治”形象

简单地说，政治形象就是人们对政治的看法。它取决于一个国家历史的政治状况和现实的政治生活。如果我们放开眼界，就会发现，当今世界格局正在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大家同在一个诺亚方舟上。这是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心目中的政治形象。但这仅仅是个开始。由于历史和现实的阴影，人们想起政治仍然不寒而栗，把它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连在一起。对政治怀有一种深深的嫌恶和恐惧。在一次对中学生的心理调查中，当问及对政治的看法时，孩子们写下的竟是以下这些话：“政治就是争权斗争”，“政治是最最残酷的”，“政治是血淋淋的撕杀”，“政治就是大家争着当官，但我不愿意当官”，“我不愿意过问政治”。旧有的中国政治形象多么严重地筋害着孩子们的心灵啊！

由于对政治的恐惧和嫌恶，导致了人们对于现实政治的疏离感，在失望和冷漠的情况下产生了种种的偏异行为。这种对政治的疏离感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政治无力感，系指个人投有能力区分何优何劣的政治选择，认为任何政治行为的结果均于事无补；（3）政治无规范感，指个人认为约束政治成员之间的行为规范或法则已经破坏，政治系统的行为约束功能已丧失；（4）政治孤立感，指个人对于社会共同意识无法认同，拒绝行使政治社会中其他成员普遍接受、同意的政治规范与目标；（5）政治疏远感，指个人认为无法从政治活动中得到自我满足，无法赋予有价值的评估。

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则往往有一种“政治原罪感”，对于各种政治问题往往抱避席畏谈式的处世态度。刘心武同志曾举例说：“有些知识分子虽然有了很高的政治地位，但我和他们接触时总感到很奇怪，连他们都很怕明确地说明自己对某些问题的具体看法和态度。甚至一些不难表态的问题。”“还有一些比较年青的知识分子，他们有时候也使我惊讶。他们确实经常发表一些比较新鲜的活泼的见解，如果把它放在世界的文化背景上，也没有什么稀奇。但是他们却拿出一种视死如归的态度，我觉得这完全是一种多余的态度。”

对于多数人来说，不愿接触、介入政治，对政治抱疏离和冷漠的态度，对政治的原罪感，在某种程度上并非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心态，造成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例如美国公众和中国公众对投票选举的不同态度就可说明这一点，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的行为无足轻重，难以改变结果，或者在政治活动中不能得到直接的满足和间接的助益，那么他的“政治效能感”必然减弱，从而不愿意介入；如果一个公民在投票选举中没有把这看成是在行使自己的神圣权利，自己的一票无足轻重，那么他自然就不会积极地投票。因此，改变中国政治的旧有形象，推进民主化进程，是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率的一个条件。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全面改革的成功与否是要以政治体制改革的胜利与否为转移的，与民主政治相适应的文化心态也只有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逐步建立起来，并反过来推动改革的全面进展。

人们对政治的看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只要政治改革真的发动起来并有所成效，人们就会理解和支持改革，并自觉地参与政治，改变原来的疏离、冷漠或原罪态度为参与和合作的态度。电视连续剧《新星》中的主人公李向南就曾以真挚的感情高度评价了政治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他说：“这十几年，把政治这两个字弄臭了，其实，政治在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是最肮脏的，也是最崇高的。问题是指搞的是什么政治！你们搞文学的，差不多都不屑于谈政治，都说纯洁的爱情，无私的母爱是崇高的、伟大的……它们是崇高伟大的，我不否定……但其实，它们的伟大比不上政治。在历史上……你可以去看看，真正能够使千百万人，一整代一整代最优秀的青年为之献身的只有政治！政治毕竟是集中了千百万人最根本的利益、理想和追求，可以说是集中了人类历史上最有生机的活力。”这是一个政治家眼中的政治，一个社政治漩涡中被搞得精疲力竭的改革家所理解的政治，如果我们每个公民也能这样认识与理解政治，“政治”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就会大为改观。

二、关于政治牢骚

现在有不少人爱发发牢骚，现实生活中可以发牢骚的地方也确实不少。从心理学的角度言，牢骚的水平往往反映一个人的需要、渴望、希望的水平，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他的生活的动机层次。低级牢骚是在饥饿阶段上人们存在的一种浅层次的、单一的渴望；高级的牢骚则是在温饱阶段上激发的一种更高层次的、更多样化的向往。从这个意义来看，牢骚多不一定是坏事，就像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所说，抱怨总是有的，不管有什么满足、什么好事、什么幸运，人们总是能够把它们塞进自己的胃口。一旦他们习惯了已有的好事就会丢掉它们，为更加美好的好事把手伸向未来。所以牢骚多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因为改革开拓了人们自身价值的肯定和认识，是人们对事物的期望值增高，对自身的追求更丰富的一种折射，赫尔岑有句名言：饥饿只要一块面包就可以医好，饱的毛病可没有这样好医。比如“人生识字糊涂始”，更多的智慧引来更多的忧虑和痛苦一样，温饱也可能引发出更多的不满和更棘手的问题。所以如果仅仅根据牢骚多就认为“改革搞糟了”，那只能算是一种肤浅和表层的认识。

当然如果据此简单地认为牢骚越多社会越进步，那也是可笑的。有牢骚发就说明有问题，发政治牢骚就是对当前政治现状的不十分满意，而且这也不能仅仅归结于人们的“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无情无意。我们应该从这种焦虑和渴望中看到隐藏其后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一是社会的不公平。这种社会不公平体现在机会不等和分配的倒挂上。要实现社会公平，首先在职业选择上应该创造一个平等竞争的社会条件，使人员能够合理流动。职业有选择余地，给有专长的人创造一个显示能力、可以竞争的机会。这样，就可以使大家机会均等，比赛时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而不至于出现“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动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奇怪现象。在这方面，人事制度卡得太死，使得起点就不是平等的。分配上的不公，具体体现在两个“倒挂”上：一是按劳分配领域与非按劳分配领域的收入“倒挂”，即在按劳分配领域内平均主义仍未根本克服，相反，在非按劳分配领域，一部分人却以相当快的速度富了起来，并以某种循环积累形式迅速地扩大着与其他社会成员的收入倒挂；二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之间存在着倒挂。机会不等和社会不公，自然就会有人不满意。不满意，就要发牢骚。从历史上来看，社会的公平问题不是一个可以等闲视之的问题，如果允许这种现象长期存在下去，社会的稳定就会受到威胁。

二是偶然性的支配。谁都熟悉“有志者事竟成”的格言，并且总是按照这个逻辑去努力的，按照一般规律，这是自然的法则。只有在一个受必然性支配的社会中，人们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获得一种安全感和稳定感，并循着确定的轨迹去追寻目标、实现理想。

今天，由于社会结构的调整变动，利益机制还未理顺，偶然性的因素很多。人就像是处在失重状态下，无所适从，随波逐流，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许多事是今天一窝风，大家都来干；明天一刀切，大家都停下。人们把精力用在琢磨领导人的“弦外之音”，以致流行着“看见绿灯赶快走，看见红灯绕道走”等课窍。甚至连一些卓有成就的改革家也不得不靠翻书页码的奇偶数来决策。明天的归宿在哪里？谁也说不准。心中难免烦躁不安，看事看不顺眼，牢骚自然也就出来了。

可见，在一个追求变革的国家和时代里，牢骚的出现和存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该学会从牢骚中去把握群众的情绪和时代的脉搏，从中找到解决问题、改进工作的关节点，但我们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期待牢骚的终止是不现实的，只应期待它们会变得越来越高级，也就是说，这些牢骚将从低级牢骚发展到高级牢骚，再从高级牢骚发展到超级牢骚，社会就是在这种动态的平衡中向前发展。

我们确曾有过有牢骚而不能发的年代，今天有牢骚而可以发，只能说我们的民主政治是向前发展了而不是相反；从低层被责难向高层被责难的发展是一种福音，是一件大好事，是良好的社会状况、良好的个人成熟的迹象，我们的各级领导应该有气魄正视这些牢骚。

三、关于政治谣言

社会心理学家对于流言和谣言进行过界说，前者是无意传讹，而后者则是有意捏造。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区分这种流言和谣言的不同的，常常是两者兼而有之，即群众中可能会无意识地传播着由坏人有意捏造的谣言。政治生活中的飞短流长，流言飞语，不仅搞得人心惶惶，而且严重影响社会政治的安陡，干扰正常的政治秩序，因此有必要深入分析谣言的传播机制，寻求控制的有效方法。

一般来说，无意传讹的流言之所以会传播，其心理机制如下。

1．传递失真。由于人们的感受力、判断力、分析能力乃至记忆力的差异，在传递某个信息时，常常会出现遗漏、增补、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等信息失真现象。心理学家达西尔曾做过一项实验：他在实验中变换种种形体动作，让被试记住，然后要求被记住的材料向第二人复述，再由第二人复述给第三人，结果发邵复述的情况与原有动作相去甚远，甚至完全变形了。这种失真、变形在很大程度上是传播者根据自己的知识经验加以“合理推论”、“联想附会”、“自圆其说”等途径而造成的。前段时间谣传国家某领导人在国外有大笔存款，并且说得有鼻有眼，后经查实却是外交部的一位副处长的妻子在国外留学期间靠打工挣的一笔钱存在银行，两者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

2．焦虑紧张。人们焦虑不安的紧张心理也会导致谣言流传，处于焦虑状态的人总是担心某些事情的发生，如疾病流行加剧、物价就要大涨、战争即将来临等。一有风吹草动，便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以口传谣言来排遣紧张的心理。例如，1988年7、8月份不少城市曾流传过大米、食油要大涨的消息，很多居民为此恐惧不安，争相传告，结果有的城市的居民竟然把大米和食油抢购一空，甚至有人一下购进了足够吃5年的大米和食油。这些荒唐的举动直至报纸、电台公开辟谣方才罢休。

处于焦虑状态的人往往有另一种相反的现象，即满足于用幻想来粉饰现实。自我陶醉于不切实际的谣言之中，心理学家称之为“梦笛”或空想的谣言。人们往往会按照自己良好的愿望来编造“神话”，这也是谣言产生的心理原因之一。

3．自我满足。有人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经常在别人面前召开“新闻发布会”，以炫耀自己消息灵通、交际广泛。他们因此喜欢有意无意地夸大其词，或强调细节，或添油加醋，或片面引申，或耸人听闻，说得有鼻有眼，活灵活现，使人信以为真。

有意捏造则往往是出于个人目的或政治企图，通过造谣甲伤、混淆视听，达到扰乱人心、排斥异己的目的。法西斯的头日之一戈培尔（J．Goebbels）就公开宣称：“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把妖言惑众作为实现其反动政治目的的手段。一些敌特机构利用地下电台、印刷品等途径，有意散布各种谣言，其目的也是显而易见的。

为了有效地控制与消除谣言的产生与传播，必须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第一，必须保证正常信息传播渠道的畅通，群众了解的信息越多，途径越广泛，就越不会相信依据旁门左道传播的不可靠的谣言。相反，如果信息传播渠道不畅通，就容易产生谣言。“小道消息”往往正是钻了“大道消息”不全不广的空子而出笼的。对于中国的新闻宣传，人们是早已啧有烦言的。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对部分新闻工作者的首次抽样调查显示：“中国新闻形象欠佳。有77.8％的人认为当前新闻报道中批评的禁区和限制太多；67.7％的人感到新闻宣传在某些敏感问题上不说真话；有50.3％的人觉得对政务与决策情况报道的透明度低，还有45.4％的人承认新闻报刊反映群众的呼声太少。因此，新闻工作者强烈吁请加快新闻改革步伐。”事实说明，当正常的传播渠道出了问题的时候，总会出现一些不正常的传播渠道来填补，小道消息就是对于不尽完善、真实的大道消息的补充。

第二，要注意社会心理的“热点”，了解群众所关心的各种问题，满足群众参与社会政治的需要，加强国家领导人的“曝光度”，提高决策的“透明度”，也可起到未雨先缪之效，防谣言于未起。

第三，必须健全倾听民意的系统组织，及时发现谣言的性质、传播地区与动向。一旦察觉苗头，就可以加强正面消息的报道，使谣言不攻自破，也可以随时通过电视、报纸等大众媒介加以辟谣。美国波士顿大学为维护新闻真实性，成立了一个奇特的机构──“假消息分析中心”，并声称以“完整消息”来对付“佃消息”是维护新闻真实性的“良方佳策”。

第四，对于那些故意造谣传谣，以达到其险恶政治用心的个人和组织，要严加打击诉诸法律，不可姑息手软。

四、“厌学心态”透视

有识之士正在忧心忡忡地注视着这样一个事实：读书无用论重新抬头，中小学“流生”、“流师”日趋增多；高等学府内埋首书本者越来越少，舞场旋转文化、打牌下棋文化、气功养身文化越来越在校园文化结构中占重要地位，直接的原因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往往把读书、学习作为获取价值的一种手段，读书学习本身并无直接的价值和利益。各种“家训”都是：“好好读书，将来……”读书本身并不能给人们带来直接的享受，人们之所以读书，是由于其“诱人”的“前景”。

读书作为一种手段，已丧失它的优势，在“黄金屋”、“颜如玉”的书本外面，面黄肌瘦的穷教师，与大腹便便的个体户形成鲜明对照，令人寒心，更为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中国相沿成习的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轻视；知识的非科学性导致社会对知识的淡漠；知识分子自身人格的残缺，导致后来者不愿步其后尘。

中国封建社会曾经是一个保守僵化的社会，任何改革创新都是它极力反对的。社会没有对知识和人才的内在需求，既缺乏重视知识和人才的思想传统，又少有具体的政治经济措施以保证他们受到尊重和重视。受重视的也只是与权力相结合的那部分知识分子，即御用文人，归根到底是尊重权势，轻蔑知识，这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在科学技术文化等方面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之一。

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轻视也与我国的民粹主义传统有关。中国虽然没有民粹主义的组织和活动，但却有浓厚的民粹主义意识。早在元代，统治者就把社会分成十等，“儒”排在第九，知识分子仅比乞丐强些，解放前就广泛流传着“家有两斗粮，不当孩儿王”的俗谚，这与《新星》中那“狗书记”说的“让教师好好干，提拔当营业员”何其相似！甚至近代的许多有识之士像章太炎、李大钊等也未能摆脱民粹主义的传统。章太炎把当时社会分为16个等级。“一日农人，二日工人……”“农人于道德为最高，其人劳身苦形，终岁勘动。”“而通人（高级知识分子）以上则多不道德者……”“要之，知识愈进，权位愈申，则离子道德也愈远。”李大钊在宣传马列主义时也有强烈的把农村和灾民理想化的色彩。他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在对农村的幸隔美好，城市的黑暗污浊进行了一番比较之后。写道：“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人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他们本人虽然也是知识分子，却轻视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还有一种天然的不信任感。

知识的非科学性也导致社会对知识的冷淡。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从孔子和亚里士多德开始就循着两条不同的道路；西方重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东方重人伦关系。所以中国智力活动的一个突出的特点便是意识形态的发达与对科学的冷落。虽然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有一些科学家的影子，但他们的地位是排在孔孟之下的。

中国传统经济是宗法式经济，重义而不重利，大书特书忠臣孝子的封建伦理道德，称商贾为见利忘义的小人。所以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什么经济学。治国安邦也根本用不着这些，会舞文弄墨就行。知识的非科学性导致人们对它的冷落，所以人们厌学除了觉得知识分子无权利可图外，教师传播的知识社会实用性差也是一个方面。

知识分子自身人格的缺失，也是当前厌学心态的一个原因。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进行反省，已是历史提出的必然要求。缺乏独立意识而甘当附庸，是中国知识分子一贯性的群体特征。为已成的政策注释论证而缺乏现代化筹划中的远见卓识；自己的见解为当权者首肯便乐昏头脑，否则便惶惶然，身心不安，这是至今犹有的一个“通病”。几十年僵化的意识形象、管理体制及缺乏竞争创造的社会氛围，已经在知识分子心灵中内化了一种与现代化社会极不适应的消极心态。可见，要克服这一心态绝非一日之功，我们将任重而道远。